9月4日至6日，"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协办，来自中国与美国的22位学者提交并宣读了论文。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出席开幕式，并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共同致开幕词。
为期三天的会议由七个单元组成。在首场发言讨论中，中国与苏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争论乃至争斗，以及国际主义革命理念的兴衰，成为各位发言者的共同关切。哈佛大学Jeremy Friedman教授认为，中国通过大力支援1950年代后期兴起的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强有力地挑战了苏联在世界革命中的主导地位，苏联则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增强了对亚非拉国家的援助力度，与中国展开激烈竞争并互有胜负。波士顿大学曹天予教授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重新估量中苏两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功与过，高度肯定了斯大林在外敌环伺的不利处境中实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林春教授以"阶级民族"(class nation)概念为视点，将中国及其他弱小民族重新表述为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无产阶级共同体，由此彰显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意涵，她特别强调，中苏交恶给第三世界的解放事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负面后果，中国唯有重新树立国际主义视野，才能解决当下国内与周边的危机状况。
第二组发言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现实的想象"为主题。杜克大学历史系Anna Krylova教授分析了十月革命后二十年间苏联布尔什维克价值观的蜕变，由于工业化加速、高等教育普及等历史因素，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出现了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为应对这一结构性变化，苏联官方对承载着布尔什维克集体主义理念的"新人"原则做出调整，继而创制出更具包容性的"新苏联人"(New Soviet Person)话语，后者容许个人在集体当中保持自身的差异性。莱斯大学历史系白露(Tani Barlow)教授回溯了瞿秋白与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肈建时期对于性别差异的思索。任教于上海大学的周展安博士重新探访了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以上三位讲者的研究对象和取向各异，但其内在的问题意识都指向社会主义的"新人"设想与实践。当天下午，对外经贸大学阳和平副教授等人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社会主义政治做了专题研讨。
会议次日，参会学者分别从中苏两国的经济制度、工业化道路等多个向度进行对话。纽约城市大学Andrew Sloin教授分析了1920年代末苏联民众性反犹行动的社会与经济根源，澳门大学Oscar Sanchez教授则将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的货币改革诠释为苏联寻求融入国际金本位秩序的妥协之举。Sloin教授和Sanchez教授共享了一个认识论前提，即苏联并非如其所宣称的那般隔离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国内经济亦因循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而周转。不过，两位学者的这一历史判断并未获得其他与会学人的一致同意。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从历史与比较的宏观视域着眼，全面展示了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度优势;香港理工大学严海蓉教授则采取了微观的村庄史视角，对人民公社时期计划指令经济在基层的具体实践详加考察。与严海蓉教授的研究恰成对照，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Aaron Hale-Dorrell博士探究了赫鲁晓夫执政期间(1953-1964)苏联集体农庄的薪资政策改革，进而重新诠释了农庄庄员(农民)应对制度变迁的"道德经济学"行为。
同为传统农业大国，苏联与中国都曾历经集体化、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遗留下大量历史教训亟待梳理总结。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通过再解读1920年代中后期布哈林与托洛茨基、斯大林的一系列论辩，重温了布氏被斯大林式农业集体化-工业主义道路遮蔽的、维护小农与村社利益的合作社-工农联盟构想，吕教授指出，只有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镜鉴，方能真正理解中共领导的乡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创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历数了近一百年来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贡献和牺牲，他提醒在座听会者，在当前中国经济可能发生硬着陆的危机关口，必须大力推进基于小农和村社的新乡村建设，选择不同于破坏性现代化建设的绿色生态文明战略。
20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科教文卫领域同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北京大学李玲教授的论文缕述了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卫生革命，苏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全民免费医疗体系，中国则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率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些不朽成就未曾因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失势而失色，而是继续引领着全球医疗卫生变革的方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洪喆博士发掘了中国信息传播政治的早期起源，在他看来，中国的信息技术研究内生于中国从革命建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连续性脉络，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战略科学家曾提出与美式信息主义相抗衡的、植根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本土信息化理论，重访这一被遗忘的理论源流及与之相关的论争，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科学转型。
全部发言场次结束后，与会者就社会主义理念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商品生产与异化劳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运用等关键问题展开圆桌讨论。整体而论，这次会议虽未在所有议题上达成共识，却已基本实现了超越冷战--后冷战话语模式、重新激活20世纪社会主义遗产的办会预期。诚如汪晖教授在总结陈词中所言，社会主义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对于20世纪全球性社会主义运动的知识梳理，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理想本身的探求，都远未臻至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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