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社会学既然不能从社会关系的客观状态来说明它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就不能不是从他们的主观的愿望和虚构的公式出发来进行“研究”。
这里想用一本书为例表明为什么自以为是作客观的科学研究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其实是完全的主观主义。这本书就是郭任远所作的《社会科学概论》。
郭任远不算是个社会学专家，而是心理学家，他是在中国宣传行为学派心理学的一个健将。可是他也爱谈社会学。在一九二七年左右他写过一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书，一九二八年又出版了一本《社会科学概论》。他自称“这本书的作用多少和社会学相同”。(页85)
郭任远在他的书中宣称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他并且认为，“社会科学也是自然科学的一种”。他说：“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虽然比较他种科学的对象复杂，但是社会的现象是有定律的，是物观的、机械的、有精确计算及测验之可能的。这几点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社会现象既然有他种自然现象的普通的特性，那末，要是社会科学家能够努力，多做一点精确科学的工作，多用一点精确科学的方法，将来社会科学的发达是未可限定的。使社会科学将来变成精确的科学，得登自然科学的堂，这是我们的希望。”(页75)
照这些说法看来，这个心理学家在社会学上至少是要求严格按照事实，从事实出发的。在他的书中还明白表示反对从主观成见出发。他说：“经济改造这样重大的一个问题，不是任何主观的成见所能解决的。……把迷信丢开，把主义和死板板的公式丢开，把任何感情丢开;要先把这些东西一律丢开，然后再用科学的方法去考察社会实际的状况，多做些调查统计的工作，然后用考察，调查和统计所得的结果做经济改造的方法及步骤的根据。”(页135)而且照他说起来，为他所反对的共产党人其实是不懂得科学研究的主观主义者，所以才遭到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他说：“共产党在中国过去的失败，就是由于主观太甚和泥守一定的主义与固定之公式。”(页136)
如果看了这些话，就以为这样吹嘘的人对于社会真是进行科学的研究，那就是大上其当。只要稍稍翻看一下这本广泛地论述各方面社会问题的书，就可以看到，所谓“从主观成见出发”，“不顾客观的事实”，其实是这个作者的自我描写。
例如这本书中有讨论政治问题的一章，其中一开头就说：“政府是社会组织之一种，而它的目的又在保障人民的权利及促进他们的幸福。”(页137)可是，这个判断究竟是不是根据历史事实而得到的结论呢?难道自古以来，一切政府都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及促进他们的幸福”的么?这个作者自己倒也知道，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说：“照上面的话看来，政府好象是一个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而且我们所讲的话都是从好政府方面着想，但是政治上实际情形却不是这样的。无论古今中外，一切政府都有极多腐败和罪恶。我们在书本上对于民主政治说得非常之好，非常之重要，而实际上许多国家的所谓民主政体都是骗人的”等等。(页154)
这样，在这个作者面前，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他断定，政府应当是“好政府”，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事实上，政府从来不是“好政府”。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如果真是要做科学研究，那就不能从那种主观的断定出发，而要切切实实地根据事实来研究：国家和政府在社会历史上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历来的国家和政府，一直到当时中国的军阀官僚控制的政府，都是同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站在对立的地位?为什么英国美国的所谓“民主政体”其实是骗人的?等等。但是这样的科学的讨论，在郭任远的书中是找不到的。所以他就只能用一种最简单的推理来解决他的问题：在理论上，政府应当是个“好政府”，而事实上，政府从来不是“好政府”，所以就应当使不好的政府变成好政府。这就是他的全部逻辑。这还不是极端简单的主观主义的逻辑么?至于他所说的“好政府”究竟是怎样的政府，以及如何才能造成这种“好政府”，也就只能是些主观的臆说。郭任远在这本书中关于政治问题所达到的结论就是要让“好人”做官，而不让“坏人”做官。他说：“好人不做官，这句话是不对的。好人应当作官，专门家更应当作官，政府才会弄得好。”(页156)
“研究”政治问题，既然可以用这种方法，在讲到法律时，当然也可以瞎说一气。他说：“从学理方面讲，法律是为维持社会的公道而设的”。但事实呢?“在历史上法律的成立往往有不公道的事体存于其间。通常法律都为执政者所制定。对于执政者和统治阶级特别优异，而对于被统治阶级常施以压迫”。那末结论怎样呢?“理想的法律应由全体人民共同协定，不能由任何执政者颁定”。(页173—174)他所说的“全体人民”，意思是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在他做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候，法律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制定的这个事实是被置之不理的。
类似这样的主观主义的逻辑在资产阶级学者讨论社会问题时是到处可以遇到的。不过郭任远的这本书表现得特别明显罢了。还可以从郭任远的这本书中再举两个例。
郭任远表示反对民族歧视。他以为美国对待黑人，英、法等国对待殖民地人民都是不对的。可是这种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在那里，他是不知道，也不去讨论的。他仍旧只有这样的简单逻辑：民族间不应当歧视，而事实上有歧视，所以应当消除歧视。照他说起来，只要“用科学方法证明民族遗传的根本平等”，“提倡各民族教育的机会均等”，等等，问题就解决了。(页166—167)
他又表示反对宗教。他说：“我们的提议是：二十世纪的科学昌明的社会不应当有宗教的存在”。(页188)他既不认真研究宗教的来源，也不研究为什么在“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宗教仍旧存在，而以为只要他判定宗教应当或不应当存在，就算是做了“科学研究”了。
总之，这个郭任远，虽然吹嘘得那么利害，说是要使社会科学变得像自然科学一样地准确，甚至成为自然科学的一种，但他在社会学上的全部本领不过是说些主观主义的空谈而已。
这种空谈在当时的实际作用，就在于用一些主观主义的臆说来蒙蔽客观事实。在郭任远的书出版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存在了十二年，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它为人类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可是对于这个事实，自命为对社会做客观研究的郭任远是置之不理的。在他的什么“好政府”“全体人民”等等空谈之下，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英美一样，都被说成是不合乎他的“理想”的，他说：“号称最民主的英美和实行社会主义的苏俄也不能给被治者以自由”。(页154)在英美，“被治者”是广大劳动人民，在苏联，“被治者”是一小撮旧时代的剥削者，这样显明的事实，他是不管的。他甚至把当时开始实行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和苏联一样看待，说是“他们的目的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即是狄克推多，即是极端的制度”。(页155)都是“狄克推多”(专政)，但一边是少数金融寡头的专政，一边是工农大众的专政，这种区别当然也是郭任远这样的社会学者所不愿看见的。
当时，中国革命虽然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失败，但是革命已经使中国受到了巨大的震荡，革命的浪潮已经不可遏制。所以郭任远的这本书中甚至也谈到中国难免要发生革命。可是他说：革命是社会进化的“变态”，是可以设法“避免”的。(页279)他在社会学上的一切主观主义的空谈都集中在一个目的上，就是如何避免那在实际上不得不发生的中国革命。前面已经提到，他在政治上的主张就是让“专家”，让“好人”来做官。照当时郭任远一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来，如果让他们心目中的所谓“专家”“好人”(也就是他们自己)上台，代替那些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军阀官僚，革命就可以避免了。那么这些“好人”上了台，是不是要去改变“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统治的社会制度呢?不是的。他说：“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劣绅是打不尽的，中国一天没有好人民，就一天没有好政府。”(页140)所以那理应上台做官的“好人”所负的任务就是要把中国人都训练成他们所谓的“好人”，要“改造中国的人种”。他说：“一切制度上的革命都是不彻底的，要彻底的真正革命，非从人种改造上做工夫不为功”。(页280)照他说起来，“社会的进化根本上还是人的改造。我以为与其说社会的改造，不如说人种的改造”。(页283)问题归结到“人种改造”，当然一切反动统治者看了这种“理论”都感到十分放心了。
所以资产阶级社会学上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必然只能达到在实践上反动的结论。
这种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学，当然做不到使社会的研究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可靠的科学。郭任远，也正如一切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一样，只是想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来解释社会，以掩盖他们对于社会关系做不出任何一点科学分析的窘态，同时也便于他们在社会学上作出反动的结论。郭任远的书中说：“社会科学最根本而且最重要的基础是生物科学，尤其是心理学。”(页89)这是自康德、斯宾塞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学的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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