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来，西贝由于其创始人的一系列离谱操作陷入困境，宣布关店102家。这本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现象。然而，某篇评论文章却强行将这起商业败局归咎于“舆论环境”，其拉偏架的姿态令人错愕。
文章发问：“为何一条社交媒体发文就能让一家经营拥有数百家门店的企业陷入发展困境?”
这个提问本身就预设了错误的因果关系。西贝的危机，从来不是因为罗永浩的一条微博，其根本原因是企业长期的积弊，直接原因则是创始人贾国龙的一系列神操作。
作为一名关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我读完这篇评论，感到一种深刻的荒诞。事实是：消费者支付了高端餐饮的价格，却吃到了保质期两年的冷冻西兰花;企业宣称“现做”，后厨却摆满了微波炉;创始人不仅不以为耻，反而高调宣扬违反《劳动法》的“715工作制”。
如果一家企业的生存地基如此脆弱，经不起一次基于事实的消费吐槽，那么它本身就被市场淘汰的边缘。将“商业模式的失败”归咎于“舆论环境的恶劣”，属实偷换概念、厚颜无耻。
可以说，这些为西贝站台的文章既不属于“社会主义”——它无视了资本对劳动者(715工作制)和消费者(食品安全)的剥削;也不属于“市场经济”——它试图通过行政与舆论干预，阻碍市场对落后产能的出清。
最近刚好在重温美国经济史，竟发生了奇妙的共鸣。西贝事件从微观视角，以及西方国家崛起从宏观视角，都证明一个事实：那些整天鼓吹“优胜劣汰、自由竞争”的资本，其实从不真正相信自由竞争。
资本的“双重人格”：
赢了是能力，输了怪环境
在西贝事件中，我们看到了贾国龙先生典型的“双重人格”。
当西贝收取远高于同行的溢价，鼓吹“996算什么，我们是715”时，他信奉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时的他，是强若磐石的“强者”，将高利润归结为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与管理智慧，将对员工的压榨美化为“奋斗哲学”。此时，他不需要“舆论环境保护”，他需要的是不受管制的自由，让他可以肆意定价、肆意定义工时。
然而，当市场机制真正开始起作用，消费者用脚投票、舆论揭露其产品力低下时，他摇身一变，成了弱不禁风的“受害者”。他不再谈“优胜劣汰”，开始谈“民营企业不容易”，谈“网络黑嘴”，谈“就业岗位”。
这就是当代资本的生存逻辑：利润私有化，风险社会化。顺境时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大市场”，逆境时却开始呼唤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批判的最狠的，所谓计划经济中的行政父爱主义保护。
他们眼中的“自由竞争”，是有前提的：只能是我通过资本优势碾压你，不能是你通过舆论监督反制我。 一旦这种单向的“自由”被打破，他们就会立刻躲进“营商环境”的大旗下，要求掌握话语权的权力机构为其背书。
从国家到企业的自由主义本质
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逻辑，在经济史的宏观维度上早有预演。
贾根良教授在《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一文中深刻指出，美国经济的崛起，根本不是依靠所谓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而是依靠高关税保护、生产率立国和国家干预。
美国学派(如汉密尔顿、凯里等)清醒地认识到，在自身工业孱弱时，若对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只会沦为附庸。因此，美国实行了长达百年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有当美国确立了绝对的工业霸权之后，它才开始向全世界兜售“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试图以此“踢开梯子”，固化其他国家的落后地位。
从宏观历史投射到微观企业，我们看到了惊人的相似性。
许多如今标榜“通过市场竞争崛起”的巨头，在原始积累阶段，往往依赖的是政策特许、廉价信贷、环境套利、违法经营、黑色交易，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垄断保护。正如美国在崛起前并不信奉自由贸易一样，许多企业在发家时并不真正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
然而，一旦占据了垄断生态位，他们便开始利用掌控的媒体机器(公关)和政治资源，构建一套“企业家神话”。西贝这次的翻车，本质上是因为它虽然具备了垄断资本的傲慢(高价、剥削)，却失去了垄断资本的产品护城河(预制菜、无厨师)。
当它无法再通过产品力维持统治时，它没有选择像美国学派主张的那样提高生产率(技术创新)，而是选择了最封建、最反动的方式，寻求权力的庇护，让媒体封杀批评者。
谁在破坏“营商环境”?
某评论文章将消费者的批评定义为“破坏营商环境”，这是逻辑的混乱和立场的背叛。
什么是真正的良性营商环境?贾根良教授在论述“美国学派”的核心观点时提到一个重要概念：“高工资战略”。美国学派认为，高工资能倒逼企业应用机械化、提高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这一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有效需求”不谋而合。工资不仅是企业的成本，更是社会总需求的源泉。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须建立在劳动者收入与生产率同步增长的基础上，以此维持足够的有效需求来消化产能。
反观西贝，它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经营模式?
抑制有效需求(715工作制)：贾国龙鼓吹的“715”，本质上是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这种对劳工的极限压榨，直接削弱了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从宏观上破坏了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基础。
去技能化与租金攫取：通过使用预制菜消灭专业厨师岗位(去技能化)，同时维持高昂定价。这种模式不是靠技术进步创造增量，而是通过信息差和品牌溢价进行存量收割。
这种模式，恰恰是与“生产率立国”和提升有效需求背道而驰的。它试图在不提高技术构成、不改善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单纯依靠资本的垄断地位维持高利润和一时的就业率。
如果某些媒体口中的“营商环境”，是指保护这种“抑制有效需求、阻碍技术升级”的企业免受批评，那么这种环境越好，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动力就越弱，转型升级的阻力就越大。
真正的破坏者，不是发微博吐槽的罗永浩，不是用脚投票的消费者，恰恰是那些试图用场外力量让劣币继续驱逐良币的人。
结语
西贝的败局，本应是市场筛选机制正常运作的结果。它证明了即便有资本规模加持，违背价值规律和忽视消费者利益的经营模式，终将面临淘汰。
然而，某些人却试图强行阻断这一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这种做法不仅无助于企业的真正重生，反而暴露了一种甚至可以称为前现代的治理思维。当体量巨大的商业资本遭遇危机时，第一时间寻求的并非自我革新，而是来自于权力的特殊庇护。
我们应该反对的，正是这种隐藏在“保护营商环境”宏大叙事下的特权逻辑。它试图构建一种不对等的秩序，即资本可以单方面确立规则，而公众只能被动接受，且不得提出异议。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需要一个庇护落后产能、压制合理监督的温室。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真正公平、透明、让劳动者有尊严、让消费者有知情权的现代市场。这才是此次事件中最应被正视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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