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所喻之现代性
空间、时间与幻想的状态
作者自序：
本文是笔者三年多前开启学术冒险的叩门之作。然，三年后的今天，笔者对研学深造之事已基本绝望。毕竟，来自工作、社交和恋爱的俗世生活，无一不在诱惑笔者这只孤独的灵魂。冷板凳大抵是要坐不下去了。
不过，回首初心总还是令人愉悦的。彼时，笔者年幼的大脑里还充斥着奇思妙想，竟用俄国旧礼仪派和反犹主义思潮，来将契诃夫的一系列作品塞入启蒙现代性的批判话语之中。如今回看，必须承认此文文学性有余，而学术性不足。若其中只言片语能成为思考的引信，便也不算虚掷。大家权且笑看之。
编者按：
我与耶比初识也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当时的我们都还不必为生计而奔波，都很青涩，但仍然对未来充满着这样或那样的想象。如今情随事迁，将这篇三年前耶比刊登在封酒旧号上的文章再翻出来重新刊登一下，一方面是在契诃夫诞辰纪念日以飨读者，一方面也是想要能追忆一下我们的那个“夏天”。
引言
在沙俄时代，从契诃夫出生到去世（1860.1.29-1904.7.15）的这段对时间和空间进行过挪用的历史，被列宁形容道：“1862-1904年这一时期，俄国正处于这样的变革时代，这时旧的东西无可挽回地在大家眼前崩溃了，新的东西则刚刚开始安排”。在杰姆逊那里，现代性作为一种状态，是一个与过去割裂的决绝过程。对于俄国而言，现代性启程的标志在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那张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这张法令被视为现代性进程中的前置事件，把它之前和它之后的历史当作不同维度狠狠地割裂为前现代和现代。
俄国的这种现代性状态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主要表现为作为生活条件的空间之断裂、作为生活状态的时间之错位和作为记忆与向往的幻想之永恒三个领域，三者从空间的断裂深化为时间的错位，最后凝固为幻想的永恒，不断深化的递进，呈现出俄罗斯社会独特的现代性表征。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所探究的不仅是恒长的普遍人性论，而更是资本主义与旧社会的冲突之下特定的人性示喻。在此冲突所引发的时间与空间的剧变中，搅碎了契诃夫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并引发了契诃夫对未来世界的痛苦思索。
01空间的断裂
在俄国，现代性的发展是极其不充分的，并且由于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俄国的现代性断裂最先体现在空间之上。空间首先是一种盛放物质内容的集合，是凸显为房屋、工厂和火车的物质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十九世纪末俄国的断裂是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的矛盾；而在另一个意义上，空间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场域结构，空间的断裂也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体现为不同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排斥和对立。
物质方面的空间断裂体现在现代性发展下的青黄不接，在《万尼亚舅舅》一剧中，最大的矛盾就是现代性的应许和落空之间的矛盾。
医生阿斯特罗夫的庄园不仅拥有模范花圃，而且还坐落在皇家森林近旁，并且由于那里的护林官已垂垂老矣，他便自然而然地利用闲暇时间管理起这片森林，保护它们不受各式灾害的破坏。阿斯特罗夫认为森林不仅能中和气温，还能提高人们的灵魂，他希冀能为一千年后的人们多植一些树木来创造更好的气候，但这希冀在现代性的进程面前无疑是可笑的。在第三幕中，阿斯特罗夫无奈地指着画图桌上的图表演示着这个地区近几十年来的变化，即从过去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转化为如今遍地糜烂着的沼泽。
那么这幅惨状应该归罪于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冒着黑烟的工厂吗？恰恰相反，让阿斯特罗夫恼怒的是，作为现代性许诺的工业火车始终没有开进乡下，他的家园至今仍遍布贫困和白喉，未尝获得一点好转。
对于万尼亚舅舅来说，现代性的欺瞒就是谢列勃里雅科夫教授的欺瞒。万尼亚舅舅自小就滞留在乡下，为了买下供养教授的产业放弃了自己可以继承的遗产。为了打理这片产业，每年只得五百卢布的酬劳，他却为此付出了二十五年的生命。不过，在察觉到教授的真实面目之前，他深以此为荣。
直到第三幕，教授将庄园里的人们都召集到一起，宣布他希望将这片产业变卖掉转而投资证券，也就是把前现代性的不动产业置换成现代性的流动产业，这一举动将万尼亚舅舅彻底激怒了。事实上，这位代表着现代性的教授被证明为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他整日谈论各种主义，却根本不懂得究竟什么才是艺术的真谛。而万尼亚舅舅，他为现代性付出了所有的劳作和建设，却没有收获任何报酬。现代性就像一张空头支票，一下击碎了人们的幻梦。
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空间断裂，体现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非物质层面上的阻隔和分层，这种空间的阻隔在《三姊妹》中最明显地呈现了出来：她们永远也无法抵达莫斯科。
如果说彼得堡是俄罗斯的头脑，那么莫斯科就是俄罗斯的心脏，极端现代化的彼得堡从彼得大帝手中横空出世之后，那匹象征着现代性的青铜之马就在阴魂不散地追逐着俄罗斯人民的灵魂，所以企图躲进作为传统之堡垒的莫斯科看上去确实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自1812年的那场大火之后，莫斯科就以现代性的模式重建了，并且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莫斯科已经成为了俄罗斯的工业中心。提到莫斯科，费拉彭特能想到的只有包揽买卖和吃饼子吃死的商人；刚刚从莫斯科出来的威尔什宁上校对莫斯科的评价也只有一句话：“有一座样子很凄凉的小桥，桥底下的水哗哗地流。那叫一个寂寞的人听着，心里真感到万分的悲伤啊”。对于三姊妹们对莫斯科的向往，威尔什宁以“困在监狱里的人才会关注小鸟”为比喻，指出这种向往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妄想。更甚之，这种妄想还有一种可笑的倒错，即库拉科娃所指出的，“在十九世纪末……商人热衷于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
所以，三姊妹的无法抵达莫斯科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无法踏上莫斯科的土地，而是在意识形态上无法被莫斯科的资本主义逻辑所接受。在韦伯那里，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物质批判被颠倒为新教伦理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认为利润和积累源于剥削和压榨，而韦伯则认为它们源于新教伦理指导下的高效积累。这种新教伦理主张在禁欲的基础上努力从事职业劳动，并在时代浪潮中逐渐发展为了不求消费而只为生产和积累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而在十九世纪末的莫斯科，旧礼仪派“1848年激增到了186000人，约占莫斯科总人口的一半”，“20世纪初，在俄国的富商和工厂主中，旧礼仪派的比例达到了65%，他们控制着全俄资本的60%”。这种旧礼仪派起源于十七世纪中期反对尼康宗教改革的一支分裂组织，是极端的保守派别，他们因为没有严格的教阶制度而零星地散布在各处，所以不得不运用禁欲和苦修来代替一个严密组织对他们的引导，也正因此，让他们逐渐养成了勤劳节俭的生活习惯，与韦伯提到的新教伦理相耦合，成为了站在俄罗斯资本主义积累的浪头上的开拓者。
“大君主”尼康。17世纪中期,牧首尼康对东正教进行改革,但强制推行引发了部分阶层的反对，他们从原有教会中分裂出来，自称“旧礼仪派”。
在这个意义上，莫斯科中充斥着和将要接纳的，是可以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为社会积累财富的主体，而非毫无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贵族——这种毫无行动力明显地在表层含义上展现为三姊妹一直没有去往莫斯科——纵使她们精通三到四门外语，也只能蜗居于旧宅自娱自乐。甚至在她们宅邸的内部也已经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所悄悄入脑——对老仆人下达“无用之人”的冷酷评价的娜达莎。
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空间，这种空间结构了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价值，使人逐渐成为只能在这一特定空间中才能生活的固有财产，最终这种空间的生活方式被深化为了一种时间段落
02时间的错位
“从具有规定性作用的某处移至有待被规定的另一处……怀旧/恋乡就会兴起”。随着农奴制的废止，农奴们因为获得了自由之躯而踊跃地投进资本主义市场的怀抱，在同一刻，庄园式社会和主奴之间绑定的依附关系轰然破碎，坚实的规定性也瞬间铺展成了有待被规定的陌生世界。规定性是帮助人在无限的空间中确定方向的一种手段，它规定了人的界限也同时赋予了人生活的方向，但从这个工业化的崭新世界开始，前现代作为规定性的自然已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或者说已不再被人类视为神灵，于是这种规定性自然而然地瓦解掉了，使新世界呈现为一种像波涛一般不断涌动着的的机遇之地。
使老仆人费尔斯在樱桃园坚守的绝对不是主人们的仁慈，而是一种对过往规定性生活的贪恋。在旧时的庄园里，因为生产能够自给自足而无需与外界贸易，并且新生儿能够很快地被庄园文化驯养成上一代人的模样，所以对庄园而言，时间是永恒的，不存在变化，也不存在发展。但在现代性的漩涡中，一切都在被搅拌，费尔斯在樱桃园里的滞留，更确切地说是源于对外界的恐惧。就像《海上钢琴师》中的1900惧怕城市，费尔斯也同样地惧怕城市——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无规定性场所。在旧社会和新社会之间，在规定性和无规定性之间，费尔斯成为了一个年迈的错位者。
《樱桃园》，契诃夫的最后一部剧作，讲述一俄罗斯贵族的宅邸（包含了个很有名的樱桃园）将被拍卖抵款，虽有可以拯救家园的方法，但这家人却什么也不做，售出宅邸，在樱桃树被砍倒的声音中离开家乡。
《樱桃园》第二幕中，费尔斯在服侍加耶夫穿上外衣之后，就开始出神地回忆起了那个“农民顾念主人，主人也顾念农民”的旧庄园时代；而作为新阶级的罗巴辛自然不会理解费尔斯的留念，便对此加以讥讽。眼看一场旧人与新人之间的矛盾就要爆发，却由于费尔斯常年耳背的毛病而误把罗巴辛的攻击听成了赞赏，导致这场交锋戏谑性地错位。两人的错位不是平行线的那种相对并行，而是同一条流向的时间轴上的追逐相距过远的错位。
从庄园制经济崩溃的那一天起，费尔斯就因为接受不了现况，便在潜意识中逃往了过去，寻求那种逝去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才与他人的交流产生了错位和凝滞，成为了在三驾马车的飞奔中落下的乘客。制作樱桃酱秘方的失传，象征着前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同一的天然状态的失落，所以庄园制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不成为回忆。樱桃园纤细的臂腕早已开始慢慢失血，既是因为樱桃园的覆灭才摧毁了费尔斯，也是因为没了费尔斯的守护，樱桃园才化作了幽灵。
与费尔斯不同，柳鲍芙要敏感得多，她成为了现代性生活的热情拥戴者。凭借着现代便利的交通，她五年前就能迷醉于巴黎——成为波德莱尔笔下的游手好闲者——在无规定性的空间里抱着慵懒的旧习挥金如土。但现代性对于旧贵族而言是迟来的，就像柳鲍芙抵达樱桃园的火车是迟来的，这种迟来粗暴地将人一分为二，使人同时患上了旧生活的积习和对新生活的向往的精神分裂症。柳鲍芙没有商人对金钱的计较，也没有商人对情感的不计较，她只是一个懵懂的看客。而她的那位年轻情人则是林荫道中的一件精致商品，在享受无规定性空间的自由的同时，也需要承受泡沫般规则的多变。对于还没有摸清楚门道的旅人来说，每一件商品都是一个美好的骗局。
这种精神分裂症在柳鲍芙身上还呈现为游移不定的延宕作风。柳鲍芙对樱桃园的“救与不救”就如同哈姆雷特的“杀与不杀”。在《樱桃园》第二幕，当罗巴辛劝请柳鲍芙将樱桃园改造为地皮分租给市民盖别墅时，柳鲍芙一会在问谁抽的雪茄的味道那么奇怪，一会又指责起城里的一家饭馆。旁边的加耶夫也是如此，不断地提什么铁路来进行打岔，并重复着他的那句桌球口头禅……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正面回答罗巴辛的建议。这里的交流错位不同于费尔斯的灵魂早已停留在旧日园地里的被迫迟滞，而是一种主动的回避。尽管已经持有罗巴辛像匕首一般有效的谏言，却仍在不断地延宕行动，不同于哈姆雷特的是，这种怨艾的延宕使他柳鲍芙拯救樱桃园的决心显得可笑不堪。
但如果翻转过来看——从现代性信徒的那一面来看——惯于延宕的柳鲍芙则堪比一个阴冷狡诈的阴谋家。在这一面，她的延宕恰恰是她的利器，“是啊！我的心思平静多了，这倒很是实话”，在《樱桃园》的结尾处，柳鲍芙重重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在感慨终于卸下了象征着旧生活的担子。就如同时间是现代性的利器，游移不定的浪费时间也成了柳鲍芙的利器，她任由时间吞没樱桃园，最终得以脱身奔向“美好的新生活”。
但现代性的狠毒之处，就在于它根本没有任何一道泾渭分明的界限，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劳作是破坏性的创造，那么现代性的时间分隔就是创造性的破坏。俄罗斯迈向现代化的标志是废除农奴制，但面对现代性，这个标志更像是一个噱头，因为作为理应划分一个时代的锚点的它，此刻却挂在这头猛兽身上，像一根轻飘飘的沾着墨水的羽毛，被当作工具随意地涂抹在历史的每一个句段间——波德莱尔描述说，现代性的永恒之处就是瞬间与短暂——于是乎，在现代性进程肆无忌惮地驰骋下，俄罗斯的历史和生活无可挽回地破碎了，随之破碎的，是俄罗斯的人民。
这种时间的无限分割和破碎，把伊凡诺夫绞得体无完肤。较于年老的费尔斯和迷惘的柳鲍芙，伊凡诺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现代性斗士，在《伊凡诺夫》中他总共有过两次反抗社会的英勇举动。
第一次是向政治和宗教的反抗。1881年3月1日，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仅仅因为嫌疑人中存在着一个犹太人，就在一个月后的伊里沙弗格勒镇展开了第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导致多人被害和两百万余卢布的损失，并且将反犹浪潮快速扩散到了全国。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伊凡诺夫迎娶了犹太人安娜，“我的信仰跟别人不同，我的结婚也跟别人不同”，在契诃夫的笔下，安娜和传统文学中犹太人的尖酸刻薄的形象截然不同，相反她愿意为了爱去无私奉献——“倘若我要求她再多牺牲一百样，她也会连眼都不眨地马上去做”。
《伊凡诺夫》剧照，Samuel West饰伊万诺夫，奇切斯特节日剧院。
《伊凡诺夫》是契诃夫的第一部戏剧力作，主人公伊凡诺夫遭遇破产，他深爱着妻子安娜，同时有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萨沙同样深爱着他，他拥有过一切，却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最终选择了离开人世。
第二次是向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观念的反抗。伊凡诺夫在第一幕第五场中向里沃夫表示，按照传统的方式安安稳稳地过完一辈子是最好的选择，但在第一幕第六场中，他却立马狠心地向妻子安娜表达了决绝。他拒绝了安娜以美酒和音乐为凭的百般挽留，也就是说，他主动地摧毁了曾经如是的规定性场所，只是因为不爱了和爱上了另一个人。在这次对抗中，他不仅不被安娜和里沃夫所代表的传统价值观所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他如果不永远爱着妻子就是背叛了家庭；也不被鲍尔金等代表的资产阶级价值观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他试图另娶萨沙只因觊觎她的财产。
伊凡诺夫是英勇的但又是愚钝的，他向政治、宗教、传统和整个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宣战，因为他无法像里沃夫那样坚守传统的信条，也无法像鲍尔金那样在现代社会中、在资本主义逻辑中如鱼得水，于是在这种尴尬的境地里——在被现代性搅碎后的履带上——他只能虚悬于空中，不得不去灭亡。在时间和空间的不断爆破之中，现代人已毫无立锥之地，无论是在空间中还是在时间中，于是幻想成了唯一的永恒。
03幻想的永恒
基恩·特斯特把前现代到现代的历变借助文学作品描述为，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那样想去哪就去哪的辽阔空间到福楼拜的外在世界的无限已经被灵魂的无限所取代的处境。在空间发展的断裂和时间进程破碎而导致的错位下，使现代社会的人们愈发地想找寻一个能够盛放自身精神的安身之所，私人空间紧缩的现代社会中，时间只能纵向生长。在这个纵向的维度上，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们一部分选择了向地下躲藏进回忆，另一部分选择了向上寄托于未来。
在向下挖掘回忆的过程中，更被重视的已经不再是现代的贵重物品，而是附着了记忆的平庸之物。巴什拉认为，正是这些平凡的家居用品承载了人们的念想，并且凝缩了无垠的空间，因为在他看来，“记忆是事物的定格，是空间中保存下来的悬置掉了时间的定格”，这种定格恰恰是永恒的，只有在对这些家居之物的静观中，身处立锥之地的现代市民才有可能得以获得更为丰盈的空间和时间，即一种精神层面上涌现出来的广阔性。
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法国20世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诗人，法国新科学认识论的奠基人，代表作《火的精神分析》、《梦想的诗学》等。
让我们再度回到樱桃园这一腐旧之地，但在这里，它已摇身一变为理应固守的安栖之所。“别处和过往比当下和立刻更强大，此在被一个处在别处的存在所支撑”，很明显，柳鲍芙是不得不回到樱桃园的，表面上看是她已失掉了所有的财富而无法继续在巴黎生活，但实际上是因为在无数的被欺诈之后，她需要一个旧日的存在来支撑她的精神。在《樱桃园》中具有喜剧气质的幼儿室和老橱柜其实更隐含着悲剧本质。
在第一幕，柳鲍芙穿着旅行回来的装束第一次上场时，从嘴巴里吐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幼儿室呀！”，在这间老旧的幼儿室中，柳鲍芙仿佛从迷醉巴黎的浪女又重回了天真无邪的少儿，以此可见作为承载了回忆的凡庸之物在现代如何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而恰恰那些看起来更为贵重的财物，才不被柳鲍芙看重，它们被随意地施舍给了乞丐。所以，柳鲍芙最后把樱桃园置换成钱财再度前往巴黎无疑是失策的，她甚至把自己最后的安身所和梦想精神给失掉了，等待她的远不可能是“新生活”，只可能是再度的欺骗。
加耶夫对过往的回忆在罗巴辛介绍完改造樱桃园的设想之后。加耶夫偶然间在老橱柜中翻出了一张记录着它百年历史的日历，依此发表了一番关于老橱柜如何支撑他们家族向着正义与美好前进的感慨，这番感慨并没有获得他人的回应，而只是被视作小丑的跳梁。不论加耶夫的这番喟叹究竟是真诚的还是只在取乐，这种对过去的贪恋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被认可，也就是说，私人回忆只能在地窖中品味，它只是一种向下的逆向跋涉，只能在孤独中永恒。
而另一部分人所选择的对未来的幻想则是一种向上的积极行为，是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得到鼓励的，纵使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背面其实透露着消极。“在相对落后的国家……现代主义……被迫不是在社会现实而是在幻想、幻象和梦境里孕育自己”，伯曼指出，俄罗斯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借助的都是从西欧投射过来的幻影。例如，一方面使车尔雪尼夫斯基神魂颠倒而另一面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畏惧不已的水晶宫，这种剽窃遥不可及的现实的幻想，翻转过来，在阴影处开辟出了俄罗斯人掩藏在现实之下的精神家园。
伯曼（Marshall Howard Berman，1940－2013）是美国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作家，曾任纽约市立学院政治学教授。
在《三姊妹》的庄园里，姊妹们要幸运得多，她们对改造生活的向往就是一种寄托于未来的向上的幻想。三姊妹和她们的哥哥安德烈饱受乡下环境的折磨，从中学教员库利根张口闭口就是领导的市侩，到费拉彭特表面耳聋实则代表了前现代的腐旧，再到娜达莎资本主义实用主义的冷酷，逼得他们只能尝试着改变。
她们期望改变的理想一开始试图通过逃到莫斯科来达成，但在失败之后，伊里娜含着泪说：“我要到学校里去教书，我要把我的整个生命都贡献给也许有这种需要的人们”，于是，她们便将手段转变为老实呆在当地努力工作，去滋养并改变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威尔什宁极富浪漫主义气息地幻想着，即便这片地区的十几万人口都摆脱不了愚昧和粗鄙，但只要还尚存三姊妹这类虽然稀缺，却富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们，就一定可以在几百年后改造一切，建筑成乌托邦。也难怪叶尔米洛夫会评价契诃夫具有进步色彩，认可他能够与凋敝的过去诀别而向美好的未来迈进。
在现代性浪潮下，这种对物的追忆和对未来的向往，都是一种梦想精神，霍夫曼斯塔尔说道：“今天，有两件事看起来是现代的：分析生活和逃避生活……一者对心灵的内在生活进行解剖，一者沉迷于梦想”。也正是在这种梦想精神中，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现代的人们统合了空间的断裂和时间的错位，在幻想中达成了一种永恒，在这个永恒当中，人们得到了支撑他们生活和前进的勇气。
然而，纵使获得幻想所赐予的勇气，就一定能够达成目标吗？
这正是契诃夫冥思苦想而终未解决的难题。在契诃夫的戏剧中，角色们的生存领地从空间压缩为时间，再压缩为幻想之后，其实已经失去了迈向真正未来的行动能力，而只能滔滔不绝地宣泄自己的回忆和憧憬，这在戏剧形式上表现为角色们因交流无效而导致的独白。所以，叶尔米洛夫对契诃夫的评价应该稍微移置一段距离：
契诃夫所带来的乐观并非他真的面向了美好的未来并指出了一条通路，而是他揭露了当时的甚至是延续至今的现代性状况，并仍在不断引发后人的反思。
参考资料：
1.许力：《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俄]安东尼·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3.[俄]伊·帕·库拉科娃：《莫斯科住宅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4.曹维安、于芹芹:《旧礼仪派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版第4期。
5.[英]基恩·特斯特：《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俄]安东尼·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伊凡诺夫·海鸥》，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7.[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8.[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9.[英]杰拉德·德兰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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