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自称自由主义者，显然不属于左翼。但他为受到低毁的左翼进行了有理有力的辩护。他指出：挤压甚至消灭公共讨论空间，最终受害者是那些傲慢的挤压者。我们需要思考：1840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在内的中国人拥有最大的公共讨论空间?这种公共讨论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发展?
注:读完全文再来看这张我用gemini AI生成的经典配图
1953年8月19日的清晨，德黑兰南部，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穿着睡衣翻过了自家的花园围墙。
他叫穆罕默德·摩萨台，三个月前还是伊朗民选总理。围墙外面，一支被美元收买的流氓队伍正在把他的房子点燃，黑烟从德黑兰的天际线升起来。翻墙那一刻他睡衣的衣角挂在砖缝上，扯了一下，又脱开了。第二天他自首，被判处三年监禁，随后终身软禁，直至1967年在孤独中死去，再未踏入任何一座公共场合。
二十六年后，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回国，机场人群据目击者估计超过五百万。
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一条笔直的逻辑线。这条线并不复杂，但在中文的叙事圈里，却正在被大量精心制作的历史叙事遮蔽——那些叙事有时温文尔雅，有时悲悯深沉，有时援引赫尔德，有时引用柏林，但它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把那条逻辑线折断，换成另一条更令某些人满意的解释。
一
伊朗的现代性叙事始于1905年至1911年的宪政革命，波斯语称"Mashrutiat"。它不是外来思想的强行移植，而是伊朗社会内部多方力量自发生长的产物——大集市商人(叫大巴扎)、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部分中级神职人员，联合起来对抗卡扎尔王朝的腐败无能，以及英国与俄国在这片土地上几十年的殖民蚕食。1906年颁布的宪法及其1907年的补充条款，是伊朗试图在传统专制土壤中培育代议制民主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
这场运动从诞生起就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宪政愿景。一种以英国议会制为参照，主张权力分立、君主虚位;另一种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后来袁世凯的洪宪也是如此)，认为在落后、部落割据的社会里，民主是奢侈的阻碍，必须先有强力中央政府推动变革，宪政权利等富国强兵之后再谈。
1921年政变上台的礼萨汗走的是后一条路。他废除封建残余，建立职业军队，强推世俗化改革——1936年的强制废除面纱令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动作。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承并深化了这套逻辑，以"白色革命"名义推行土地改革、教育扩张、女性就业权利，以石油美元支撑一套世俗现代化体系。
但巴列维的现代化有一个它无法自我解决的内部矛盾：它剥夺了传统宗教精英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却同时拒绝向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劳工组织提供任何真实的政治参与渠道。1906年宪法的文本被保留着，宪法的精神已被扼杀，议会变成橡皮图章，任何试图援引宪法条文约束皇权的人，都会等来特务机构的登门。
它的物质成果是真实的，政治空前腐败也是真实的，两者共生，无法剥离。
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里并不陌生。1913年3月，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选举刚刚结束，国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党魁宋教仁正准备按英国惯例出任责任内阁总理，把大总统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虚位元首。3月20日夜，上海沪宁车站的候车室里，子弹从背后射来，他死时未满三十一岁。国会随后被解散，那部《临时约法》成了废纸。中国第一次真实运作的议会民主，从诞生到被枪杀，只经历了十八个月。
俄国走得稍远一些，结局却更具决定性。1917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成立，各派力量短暂共居同一个政治空间，全国大选被提上日程。十月革命后，制宪会议选举如期举行——那是俄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全国自由选举。布尔什维克只得到约四分之一的选票，远落后于社会革命党。1918年1月，制宪会议开幕，仅开了十三个小时，即被武装水兵强行驱散，再未召开。列宁给出的解释是，选举结果代表的是"旧的政治格局"，不反映革命的真实意志。这句话的逻辑后来被反复使用，在不同的语言里，由不同的人，说给不同的人群听。
三个案例，终结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在它们之后生长出来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那个被清空的、本可以容纳多种声音的政治空间。
二
摩萨台和他的民族阵线，代表的是第一条路在伊朗土地上最后一次真正有力的尝试。
他不是激进分子或者说革命家，也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手持宏大理论的知识分子。他出身行政贵族家庭，留学瑞士取得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卡扎尔和巴列维两个王朝体制内任职多年，对权力的运作和边界了解透彻。他的核心政治诉求在今天看来几乎朴素得令人痛心：让1906年宪法真正实施，把君主制转变为英国式的立宪架构，让议会而非宫廷掌握实权，让伊朗的石油归伊朗人所有。
他领导的民族阵线是一个跨阶级的伞形组织，包含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温和派宗教人士和世俗民族主义者。它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极端色彩，有的只是对宪政秩序的信仰和对国家主权的渴望。1951年，他以绝对多数的议会支持推动了石油国有化法案，将英伊石油公司——一家实质上是英国殖民工具的跨国公司——从伊朗驱逐出去。这一举动在整个中东引发了巨大回响，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可以通过议会程序和法律工具，而不是枪和炸弹，来捍卫本国的经济主权。
两年后，他翻过了那堵花园围墙。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将这次行动命名为"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英国情报机构MI6率先策划，以冷战逻辑说服华盛顿相信摩萨台是共产主义威胁——这一判断在历史证据面前是扭曲的，摩萨台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戒心不亚于对英国，他明确拒绝了苏联的支持——但冷战逻辑从来不需要准确，它只需要管用。于是美英两国合谋雇佣流氓、收买将领、渗透媒体，在街头制造动乱，把这场政变包装成"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国王逃出了国境，又被接回来，重新坐上了那把只剩下绝对权力却失去了一切合法性的椅子。
美国政府在2013年正式解密并承认了这次行动，承认它是一次"反民主的政变"，是他们亲自扼杀了伊朗的民主力量。
1953年政变不仅是伊朗民主的终结，更是巴列维王朝自毁长城的开始。通过推翻摩萨台，巴列维国王亲手摧毁了能够与自己制衡、同时又能抵御极端主义的世俗中间阶层。政变之前，他还可以声称自己有某种宪法合法性;政变之后，他的合法性基础只剩下石油美元、美国支持和恐惧。当权力的基础只剩下这三样东西，任何统治者都不可避免地滑向同一个方向：把恐惧系统化，把异见的清除制度化。
这就是SAVAK存在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伊朗社会里有太多真实的颠覆性威胁，而是因为没有任何合法性基础的政权，必须通过恐惧来代偿它失去的东西。
三
SAVAK，是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成立于1957年，由美国CIA协助建立，提供训练和技术支持。
它有超过五千名全职特工，以及数量未知的非正式线人。它的触角伸进了大学、工厂、报纸、工会，伸进了伊朗人的家庭，伸进了海外伊朗留学生的宿舍和读书会。它的工作不是对付武装分子，它的主要猎物是知识分子、学生领袖、劳工组织者、律师、记者、民族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有可能在政治上为国王创造麻烦的人。国际特赦组织在1976年的调查报告里记录，伊朗在当时是世界上人均政治犯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他们详细记录了SAVAK使用的审讯技术，包括鞭打足底(这个很变态)、电击、拔指甲、性暴力，以及一种被内部称作"阿波罗"的金属面罩——它的设计原理是把受害者自己的尖叫声放大后反射回他们的耳朵里。
这不是战时的非常手段，这是一套常态化的恐怖统治基础设施，运行了将近二十年。但有一个领域，残暴的巴列维始终不敢动：清真寺。
他剥夺了传统宗教精英的行政权和司法权，他强推世俗化改革，他对伊斯兰保守主义者使用过暴力——但他始终无法、也不敢真正切断宗教网络的运转。一方面，他需要"伊斯兰国王"的头衔来维系某种传统合法性的外壳;另一方面，在冷战的意识形态格局里，宗教是对抗左翼和共产主义的重要道德屏障，他不能把这块盾牌扔掉。结果，全国数万座清真寺继续开放，宗教慈善机构继续运转，捐款继续流入，神学院继续培养学生，那一整套以宗教空间为依托的社会组织网络，是国王唯一没有系统性摧毁的组织化力量。
SAVAK进行了二十年的政治清空，它系统性地消灭了世俗左翼、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所有可能在政治上填补权力真空的人打散、流放、处决或吓到永久沉默。与此同时，宗教网络保持完整。当1978年的革命危机爆发，当数百万人涌上街头，他们环顾四周寻找可以托付信任的领袖时，他们发现有组织、有声望、有基层动员能力的，只剩下了宗教人士。
历史上这种代偿机制并不罕见。当所有出口都被焊死，人会从唯一没有焊死的那扇门涌出去。不是因为那扇门后面的东西更好，而是因为它是唯一存在的出口。
SAVAK在不知不觉中为霍梅尼铲平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这不是神意，不是文明的自我修复，不是伊斯兰传统对现代化暴力的历史报复——这是专制体制在系统性地摧毁自身的替代力量时，不可避免地触发的一种结构性后果。
四
这段历史，在中文世界里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歪曲解读版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视频号"思想万有引力"账号背后的作者张乔木。他做过一期题为《巴列维之问》的视频，论点精炼，语调持平，援引赫尔德关于文化特殊性的论述，还引用以赛亚·柏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超越党派的历史哲学沉思者。视频的开篇是巴列维在机场泪流满面的形象，悲情叙事从第一帧就已到位——一个试图让国家走向文明的领袖，被蒙昧的宗教狂热吞没。
他的核心论点大致是：巴列维的现代化太激进，太粗暴，跳过了思想启蒙这个必要阶段，强行把西方制度移植到伊斯兰土壤里，打碎了赫尔德所说的"传统内化"，激活了柏林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排异反应。霍梅尼的胜利，因此成了被压抑的伊斯兰文明借道历史完成的一次自我矫正。底层民众的反弹是文化防御本能。西方那套东西在非西方土壤里本就水土不服。
赫尔德和柏林都是真实的思想资源，用在这里也未必完全失当。问题不在于援引了哪些思想家，而在于这些思想家被用来论证什么结论，以及在论证过程中系统性地省略了哪些事实。整个视频里，完全没提巴列维王朝的政治腐败，没提SAVAK的残暴，这些完全没有出现过。
我想，这应该这不是疏漏，因为利用搜索引擎或者AI都可以轻松获取得的常识。一期谈伊朗革命根源的视频，居然完全不提那个由CIA协助建立、运行了将近二十年的国家特务机构，更不提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在案的酷刑手段，也不提伊朗在是当时世界人均政治犯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省略是相当程度的刻意为之。因为一旦SAVAK进入叙事，"底层民众因文化撕裂而反弹"这个解释框架就会立即失去说服力。走上街头的人，有一部分是虔诚的穆斯林，但更多的是工人、知识分子、学生、世俗左翼、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对的不是世俗法庭或女性受教育权，而是酷刑室、政治迫害和对国家资源的私相授受。把这批人的愤怒解读为"传统文化的排异反应"，是对他们政治诉求的粗暴抹平。
摩萨台被推翻这件事，一旦被认真对待，就会彻底瓦解"伊朗民主失败是因为土壤不适合"这个论断。那块土壤在1951年到1953年间正在生长某种东西，是两个外国政府的情报机构把它挖掉的。你无法在掩盖了这件事的前提下，对伊朗的政治走向作出任何诚实的分析。还有关于经济叙事部分。张的视频说巴列维时期伊朗经济腾飞，普通人生活改善。石油美元确实流入了伊朗，但它的分配路径是：王室、权贵、外资合谋的精英阶层，然后是一部分城市中产，然后是被土地改革赶进城市贫民窟的农民。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快速侵蚀中下层的实际购买力，巴列维家族的海外资产据估计高达数百亿美元。所谓"普通人都过上了好日子"，要看你把哪个伊朗人算作普通人。
除了前面这些问题，《巴列维之问》这个视频结论内部有一个许多读者很难察觉的叙事。张乔木说，非西方国家不能跳过思想启蒙搞现代化，这是巴列维失败的根本教训。这个结论本身有一定道理。但配合整个视频的叙事，它产生了一个极危险的潜台词：民众还没开化，所以他们的反抗是非理性的;只要启蒙做到位了，自上而下的强力改造就是正当的。这是十九世纪殖民主义话语的内核——"文明的负担"——只是换了一件更现代的外衣。巴列维的失败，根本原因不是启蒙工作没做到位，而是他的权力从来没有获得人民授权：它来自外国政变，来自世袭垄断，来自特务机构的日常恐吓。
当然，张乔木还算是这个话语圈子里相对自我克制的一位。这个据说的极右圈子里还有更离谱的。
比如知名学者刘军宁，他认为霍梅尼的神权政体在本质上是"极左极权"，与纳粹(本来极左被他搅和成极右，见笔者批评文章《》)和极左的GC主义属于同一谱系，根本不是什么宗教神权，而是极权主义的又一种外观。这个论断让人叹为观止，不是因为它大胆，而是因为它把一个本来清晰的分析工具用到了扭曲的地步。霍梅尼的《教法学家统治》是一套有明确神学依据、有完整教法渊源的政治理论，它的权力合法性来自真主与先知的授权，而不是来自党卫军的效忠誓言或工农阶级的历史使命。把神权政治贴上"极左"标签，等于把所有独裁都归入同一个筐，然后告诉读者：你看，凡是坏的东西，都是左的。这不是分析，这是贴标签。它的实际功能，是让宗教保守主义在政治光谱上永远置身事外，永远以受害者自居，永远无需为自己的历史记录接受检验。
再回到，张乔木在另一篇涉及1979年革命的视频，把当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霍梅尼的同情和支持定性为"白左的愚蠢"。萨特、福柯、波伏娃，这些人在革命初期的确表达过对伊朗变革的某种期待，福柯甚至亲赴德黑兰，写下了一些后来令他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的文字。这确实是一段值得认真检讨的思想史公案，那种把第三世界的一切反西方运动都浪漫化为解放叙事的倾向，在历史上造成了真实的智识灾难。
但"白左的愚蠢"这个定性，暴露的问题远不止于它批评的对象。且不说那些法国知识分子里，有相当一部分在看清霍梅尼的真实面目之后，迅速转向并公开批评，这一段被这套叙事静悄悄地省略了。他把西方知识分子对伊朗革命的同情拎出来嘲笑，却对同一时期中文保守主义圈子里大量存在的、对巴列维式强力现代化的无条件赞美只字不提，这种选择性的批评说明了什么?它说明这套批评的靶子从一开始就是预设好的。凡是革命出了问题，左翼要负责;凡是左翼出了问题，还是要嘲笑左翼(笔者是自由主义者，非左翼，这里只是力求客观公正呈述历史，不带立场)。这是一套封闭的解释循环，任何反驳都可以被吸收进去，任何证据都能被它重新排列成支持预设结论的形状。
他们这套话术令人警惕的地方——不仅是犯了具体的史实错误，同是也是它建立了一套不可证伪的分析框架。历史出了问题?左翼搅局。神权崛起?左翼纵容。民主失败?激进派自大。一旦接受了这个框架，所有通向不同结论的证据都已被预先封堵：SAVAK的酷刑室变成了秩序维护的必要代价，摩萨台的被推翻变成了强人崩溃前的偶发事件，霍梅尼的虚假承诺变成了被左翼知识分子不负责任地背书的可悲结果。
在这个框架里，没人批评过巴列维的政变合法性和专制的残暴，没人批评SAVAK的酷刑室，也没人批评过美国当年为利益实施的阿贾克斯行动。在他们眼中，有责任的只有一个群体，那就是推动变革的人——凡是推动变革，凡是质疑现有秩序，凡是试图打破专制，都在这个框架里自动成为历史灾难的共谋。
这套话语用真实的历史碎片拼出了一幅精心设计的画——这正是它比直接撒谎更难对付的地方。它说的观点大都能找到某个史料支撑，援引的每一个思想家都是真实存在的，但这些碎片被刻意选择、刻意排列，拼成了一个特定的图案：威权君主是文明殉道者，被压制的宗教力量是历史的自我修复，倡导宪政民主的那批人，在这幅画里几乎没有位置。摩萨台没有位置。阿贾克斯行动没有位置。SAVAK的酷刑室没有位置。
一幅省略了这三样东西的伊朗近代史画作，不管用多少赫尔德和柏林来装裱，都不是历史分析。它是恶意曲解且带着立场。
五
巴列维的现代化是专制的，这是事实。1953年的阿贾克斯行动是美英干涉他国内政的典型案例，这是事实。SAVAK的酷刑是人类尊严的深重侵犯，这是事实。上述每一件事都应该被清楚地命名和谴责。
但这些事实并不支持"神权政治是历史的必然报应"这个结论，因为在它们和这个结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具体历史行动——政变、清洗、虚假承诺、组织性欺骗——每一项都有明确的责任人，都是可以被不同选择所替代的偶然事件，而不是某种文明宿命的展开。
把偶然的政治暴力描述为文明宿命，是极右权力的惯用语言。它的功能是抹除责任，是宣布对账单收取的无效性，是让那些设计了悲剧的人们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悄悄消失，只留下"文明的碰撞"和"历史的洪流"这类没有主语的句子。
这套话语在中文知识圈里颇为流行，有其特定的当代语境，这个语境不需要点破，有心者自会读懂。但它需要被命名：一种以文化保守主义为壳、以权力辩护为核的话语策略，它的最终指向不是历史的理解，而是现实的驯服。
六
让我们回到1953年8月19日，回到那堵花园围墙。
摩萨台翻墙之后，在邻居家里躲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出来自首，因为他知道逃跑是没有意义的，也因为一个相信法律的人，在法律被暴力扭曲的时候，仍然选择用法律的姿态来对抗这种扭曲。他被判处三年监禁，剥夺了所有公民权利，随后在阿赫马德阿巴德的村庄里软禁至死，那是他家族的庄园，距德黑兰大约一百公里。他偶尔被允许在庄园里散步，偶尔接待极少数受信任的访客，写了一些回忆录，病了，治了，病了，治了，然后在1967年的3月5日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没有国葬，没有官方悼念，没有任何承认他存在过的公开表示。
在他软禁的那些年，世界在变化。左翼知识分子被SAVAK逮捕，工会组织者消失，大学教授被解雇，报纸被关闭，任何公开表达不满的人都面临后果。伊朗的政治空间以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速度缩小着，每一步都仍在"可控范围内"，每一步都还没有触发任何彻底的清算，但每一步都使下一步变得更加不可逆。
霍梅尼也在1964年被驱逐出境，先去了土耳其，后来去了伊拉克的纳杰夫，在那里流亡了将近十五年，讲课，写作，发展网络，通过录音带把他的声音传回伊朗的清真寺里，因为清真寺是存在的。他的听众在扩大，他的组织在扩大，SAVAK知道他的存在，但以为一个流亡神职人员不是真正的政治威胁。那些真正被认为构成威胁的人，已经被处理掉了。
这就是政治荒漠的生长方式：不是一夜之间，而是通过数十年对竞争性力量的持续清除，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持续收窄，通过对每一个可能凝聚异见的组织结构的持续打散，直到某一天，权力结构本身对自己造成的真空状态浑然不觉，直到某一年的街头危机来临，才发现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世俗的有组织力量可以填补那个空间。
1978年到1979年间，数百万伊朗人走上街头，呼喊推翻国王。那个运动里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世俗左翼、有民族主义者、有伊斯兰主义者、有只是想要更公平分配的普通人。他们共同推翻了一个独裁政权，然后发现他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经被剥夺了在政治上消化革命成果的能力——没有足够的世俗政党，没有足够有声望的世俗领袖，没有任何能够与霍梅尼的宗教网络在基层动员上相抗衡的组织结构——因为那一切都在SAVAK的档案柜里，在流亡者的公寓里，在软禁者的庄园里。
革命的果实由最后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收割，这不是历史的奥义，这是政治生态被系统性破坏之后的必然结果。就像一片土地的水源被堵塞了三十年，你不能在第三十一年指着那片荒漠说：你看，这就是这片土地的本性，它原本就是不适合生长的。
七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回国。据BBC的报道，那天从机场到德黑兰市中心的道路两侧，人群密集到街道消失不见。他坐在车里，车窗紧闭，没有挥手，没有微笑，脸上是一种被大量描述为"冰冷"的表情——不是冷静，是某种更深的东西，是一个确信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最危险部分的人，面对胜利时的那种平静。
他在法国著名的诺夫勒堡承诺的那些话——民主，言论自由，神职人员不参与政府——他当然没有忘记，只是他从来没有打算兑现。那些话是战术，不是信仰。信仰写在1970年的那本书里。
随后几年里发生的事情，以一种令人窒息的速度依次展开：报纸被关闭，政党被取缔，宪法制订过程中世俗力量被排挤，革命卫队被组建起来成为平行于正规军的政治武装，革命法庭开始处决前政权官员，然后是曾经的盟友，然后是任何被认为构成威胁的人。第一任总统巴尼萨德尔是世俗派，他试图限制神权对行政的渗透，1981年被迫流亡巴黎。随后的1981年到1982年，是那场大清洗：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左翼活动者、民族主义者、少数民族，在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被大规模处决，埋入标记不清的集体墓穴，数量至今仍是伊朗政治里最敏感的数字之一，各方估计在数千到数万之间。
这些人曾经和霍梅尼一起推翻了国王，用的是对自由的渴望，用的是对专制的愤怒。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正在创造的那个政治荒漠，并不因为换了一个名义就变得不同。
1982年，伊朗颁布了《伊斯兰刑法典》，将神权的压迫性统治合法化。法典规定了对通奸、同性恋、亵渎神明等行为的身体刑罚，将女性的法律地位系统性地降低到男性的从属地位，重新引入了已经废除几十年的某些中世纪刑事法律原则。
那个翻墙的老人在十五年前就死了，没有看见这一切。他大概也无需看见，因为这一切是可以被推算出来的，只要你在1953年那个清晨就已经明白，阿贾克斯行动摧毁的不只是一个政府，而是一整套政治文明的可能性。
八
在摩萨台软禁的最后几年，阿赫马德阿巴德庄园里有一个小图书馆。他写了一些回忆，字迹越来越慢，因为手在颤抖。那些文字在他死后多年，才被辗转整理出来，以零散的形式流传。
他在一份未注明日期的手稿里写道：重要的不是我，重要的是那条路被堵死了。
那是一条在1906年宪法精神里铺就的路——本土的，有机的，在伊朗社会土壤里慢慢生长的立宪民主路径。不是完美的路，但是一条真实的路，有真实的社会基础，有真实的法律框架。它在1953年8月19日那个清晨被中断，不是因为伊朗文明排斥它，不是因为伊斯兰传统与它不相容，而是因为两个外国政府的情报机构认为它妨碍了石油利益，雇佣了流氓，收买了将领，在街头点了一把火。
此后的一切，SAVAK的酷刑室、霍梅尼的巴黎谎言、1981年的乱葬坑、1982年的刑法典，都是从那个清晨生长出来的。
荒漠不是自己长成的。
它是被种出来的，有人种了它，有人施了肥，有人在它长成之后若有所思地站在旁边说：你看，这片土地本来就是荒漠的料，西方的种子在这里本就活不了，这是它的宿命，这是文明的自我选择。
说这话需要胆量，因为说这话的人知道，只要荒漠的成因永远无法被追究，那些在任何土地上经营荒漠的人，就永远不需要为荒漠负责。
1967年3月5日，摩萨台死在软禁的庄园里。德黑兰没有任何公开的哀悼。他的女儿守在旁边，把两只手握得很紧，像是要把这一刻捏成一个不会散开的东西。
窗外是他种了多年的一棵树，至今应该还在，它仍承载着伊朗民权的希望吧!我谨慎乐观地送上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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