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为“一块红布”与“deepbean”有关上一篇对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思考政治?》的进一步讨论，更加详细地补充了“一块红布”对以下问题的思考：谈论政治实践的规范性的意义何在、对共和主义理念是应用而非辩护、“操练公民德性”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行动姿态，以及左圈更应关注自身在现实问题上具体的偏差而不是去维护"我信奉的那个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这种辩经式、粉圈式思维。
红布：上一篇对谈在愚人公社发表后，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但也收到了一些质疑和批评。
deepbean：当然了，你应该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红布：我们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纠结于某种理论上的正确，而是正面阐述我们的目标。我在上篇文章中说自己是"反向施特劳斯派"——这意味着我不打算掩盖我的意图，恰恰相反，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理解我们想要实现的东西。我抛出那个关于中国青年左翼政治思维盲点的问题，本来就是有意引起争论，甚至带有一定的挑衅意味。
我们在上篇文章中确实引用了一些中国年轻左翼不太熟悉的理论资源，但这绝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针对中国左翼当前存在的一些具体偏差。至于那些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上层建筑相对自主性"的回应，我私下在这篇文章发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说过：我想探讨的是一种具体的偏差，而不是去维护"我信奉的那个马克思是绝对正确的"这种粉圈式思维。这类辩论我没有兴趣参与。
规范性的意义在哪里?
deepbean：既然有批评意见，那我们得进行回应。
红布：嗯，我想对一些具体的批评进行回应。
针对我们文章的一个典型批评是：我们在强调某种规范性的立场，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比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共产主义是改变现状的运动，而非某种应当确立的理想。按照这种逻辑，马克思主义者的重点应该是对具体形势的回应，而不是预先提出某种政治形式。用一位批评者的话说，我是"过于执着于搭梯子"。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如果左翼为了保持所谓的开放性而回避现实政治中的规范性内容，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政治实践不可能没有规范性，新的政治也不可能从天而降。更重要的是，这种批评方式本身暴露了一个结构性问题：它表面上开放，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在讨论中立于不败之地。诚然，没有一种政治形式和原则可以永远正确的，但如果我们拒绝采纳任何政治形式、拒绝从具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中学习，我们甚至连“犯错”的资格都没有。
其次，许多批评者对"规范性"存在一个误解，将它简单等同于某种脱离现实的抽象理想。但"规范性有其必要"和"所有政治都只能是规范性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权利问题是最好的例子。权利当然有其法律形式，有时也会诉诸抽象的人权概念，但我们在现代民主革命中看到，权利的实际形式远远超出了它最初的法律规定。正如勒福尔所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性维度：人民开始追问权利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而不再满足于接受主权者的规定。在此之后，权利通过持续的斗争不断延伸——原本不在权利范围之内的群体被纳入进来，甚至出现了全新的权利形式。我们无法在最初的权利形式和后来的延伸之间划一条绝对的界线。
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规范性绝不是一个纯粹负面的东西，它是政治实践的重要参照。今天很多左翼喜欢说宪法是死的，形式本身没有价值，只有人民不断的斗争才有意义——这话貌似正确，却忽略了一点：如果完全没有任何参照物，人民在争取什么?政治实践必然涉及目标和限度，这不是说有限度的政治就堵死了更激进的可能性，而是说真正的政治实践必须设定具体的目标。权利正是这样一个极好的场域。
为什么要提共和主义?
红布：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引入了共和主义的"非支配"概念，作为思考政治实践的一个重要参照。这个选择不是偶然的。
共和主义十分看重公民的积极参与——无论是推动政治体系的变革，还是维持其活力，公民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而我不得不说，今天相当一部分激进左翼长期处于一种自我贱民化的姿态：觉得自己身为左派注定被敌视、被鄙夷，久而久之产生了一种习得性无助，甚至不再相信任何行动可能有任何效果。共和主义对这种姿态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当我们唤醒公民意识、要求参与政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追求什么乌托邦，而是在拿回本来就属于我们的东西，尽我们本来就应该尽的责任。这种认识是有力量的赋权。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关注的是共和主义理念的应用，而不是在辩护说共和主义是绝对正确的，或者是当下左翼理念的完美替代品。
当我们用非支配的视角来审视现实，会发现今天有许多并非匿名的压迫和支配：家庭中的权威，以不服从就送去矫正学校相威胁，还有衡水模式之类的规训机制。事实上，很多人正是经历了日常生活中这些具体的支配，才开始思考政治的。面对这些处境，我们显然不能只告诉那些正在挣扎、想要摆脱支配的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需要规训不驯服的劳动力，或者因为国家对社会再生产投入极少导致家长对子女的投资极其关键就无法忍受子女违背其规划——讲完这些道理，真的能帮助到ta们吗?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举家庭的例子，是想说：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分析那些支配性话语的具体形式，研究对策——具体到哪些事情跟钱有关、哪些情况下你能争取到更多自由、什么时候该拒绝、什么时候可以先虚以委蛇。我当初选择这个例子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看到一些成熟的左翼朋友在面对具体求助时，能够做出策略性的分析。
这两种思考方式之间有根本的不同：问"这种支配的根源是什么"，和问"如何实现非支配"，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给出的也是性质不同的答案。
deepbean：所以其实你谈共和主义，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对吧?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脱离案主现实语境的“结构分析”，而是要有一种更加注重“应对策略”的思考脉络。
我的感觉是，前一种分析看起来更“深刻”，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你套公式就行了。与之相比，思考应对策略是更有挑战性的。
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说，结构分析背后也是有策略语境的。你指出宏观矛盾，最终目标也是为行动策略服务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现阶段我们拥有的空间和力量可能就是不足以触碰这些更宏观的矛盾。我觉得现阶段思考问题，还是要逼问一下自己该“怎么办”的。
“操练公民德性”是说什么?
deepbean：对这篇文章还有另一个批评值得回应：今天的行动主体是谁?因为上一篇文章其实谈到“操练公民德性”，对吧?在当下这个环境里，很多人感觉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主体，这种感受是很正常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谈公民德性，是要为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背书?
红布：哲学家迈克尔·哈特在一篇访谈中被问到是否乐观，他的回答很有意思：我不是乐观主义者——乐观听起来像是我在盲目主张什么东西。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人类历史上尽管有这么多宰制形式，人们仍然持续在反抗，为什么今天就认为大家不会这么做了呢?这些反抗当然不都会成功，但从未停止啊!
既然如此，我想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谈一个目前国内对我们的政治思考很有启发的行动案例。
前段时间，甘肃火车上不销售卫生巾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公共讨论：一位女性月经来潮、无处购买卫生巾，弄脏床单后被要求赔偿，因不愿支付那180块钱，只能选择手洗干净，又担心再次弄脏床单，最后窘迫的一路站到下车。今年3月20日，甘肃方面发出通告，将当事人张女士的控诉撇得一干二净，引发了大量女性网友的愤怒。
我认真观察了这个议题讨论的全过程。事件发生在去年10月，今年3月地方上的一个通告，本来不该是大流量的新闻。无论是这位女士一开始的公开发声，还是她对通告的反击，都收到了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以及长期关注女性议题的活动者们的积极声援，动员了大量网友跟进，最终推动了一次相当成功的问政。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建立在此前已有许多活动者持续关注公共场所卫生巾供应问题的基础上——正因为有这种积累，一旦具体事件出现，就能迅速吸引大量普通女性网友，形成声量。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份通告在抵赖的同时，也不得不声称"去年12月1日起，已在有条件的列车上线女性一次性卫生用品销售服务"——这说明，甚至在事件爆发之前，活动者们的持续关注就已经产生了实际压力和成果。
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吗?相比之下，今天许多所谓的"网左"在评论社会热点时，总喜欢满足于指出某某现象"具有什么局限性"，仿佛回到了我们文章开头批评的那种姿态——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却忽略了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需要持之以恒的关注和见招拆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锻炼出来的。
deepbean：我想补充一个案例。2025年年初有一个保洁阿姨休息室的热点。我以为这个热点过去就过去了，直到我前段时间看到一篇访谈，提到一个行动者以此为契机，开始对中老年劳动女性群体进行长期、持续的关注。一年来，她持续与阿姨们交谈，在公众号上记录她们的处境，发起职业健康科普活动，还制作了相关主题的表情包与红包封面。
这位行动者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参与这些行动的人，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有医疗背景的、有做HR和行政工作的，而且未必都是典型的劳动者权益关注者。但ta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尝试做一些微小的改变：有人在自己所在的单位为保洁阿姨争取专属休息室，有人推动更换更合理的劳动工具。当然，我们很难说保洁阿姨面临的困境就此解决了，但这种行动的意义在于：它帮助行动者扩大了连接，积累了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也给那些对压迫有认知，觉得哪里不对却不知从何开口的人，提供了一个持续介入的空间。当下一次类似的事件出现，就会有更多的知识、资源和力量可以调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结论
红布：在讨论的最后，我们回到这篇文章一开始想要正视的那种具体偏差。文中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是希望标新立异，恰恰相反，我们希望谈论一些非常基础的目标。我们有意避免将这些问题拽入“左圈”辩经的维度——这并非我们两位讨论者没有能力在政治理论上进一步拓展论点，而是我们希望让这一切能够落到实处。就像我们上篇文章谈到的"公民德性"，这个词并不高深，说到底就是培育有责任的政治行动者。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成为这方面一个好的开始。
deepbean：对我来说，我愿意加入这场讨论并持续跟进，并不是因为我对共和主义本身有多热衷——当然我觉得这个视角很好。但是不借助共和主义，其实也没啥问题。真正让我觉得这场对话有必要进行下去的，是我对今天键政圈里的"男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感到相当厌烦。
这种厌烦来自两点。第一，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我是指某种论说方式——无论是诉诸开放性、强调彻底性，还是强调"断裂"之类的东西——实际上只是在回避提出自己的具体观点，把自己放在一个取巧的、无从被批评的位置上。但我得说，被批评也是有门槛的。这种姿态其实还没有达到值得被批判的高度。
第二，是某种表演性无力。我理解，对于一些真正处于边缘处境的人来说，确实可能缺乏介入公共行动的能力和动力。但很多复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的人，其实并不属于这类处境——很多人其实是来自市民家庭的青年男性，比他们在现实中更边缘，更“无力”的人多的是，那些人反而还有不少在做事。我很怀疑，这些论者是不是把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处于某种优越位置，放在了真正去改变什么之前。
所以我希望，这场和红布的讨论，能够为一些人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尤其是那些接触到左翼思想脉络、有一些公共关怀，但又感到无从着力的人。
(图片来源 http://xhslink.com/o/8aGLsr1Ug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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