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是一个理论斗争战线上的重大问题，也是被资产阶级分子搞得最乌烟瘴气的一个问题。当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真理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无耻公知，便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这一科学理论。现在，所有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摇身一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左右逢源的自由派昨天还在歇斯底里地污蔑马恩列斯是所谓“境外势力”，今天却愈加频繁地谈论起“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的“辩证智慧”来了。当代孟什维克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招摇撞骗，用“历史局限性”给孔丘这类反动派辩护，又转而诽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用现代的标准要求古人”，说什么“一个只学了一点物理皮毛的中学生，居然狂妄地嘲笑奠定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
生动的比喻!我们要问这些文学家兼历史学家，谁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呢?机灵的文学家兼历史学家先生不屑于回答我们这些明知故问的“教条主义者”。其实，文学家兼历史学家先生只要照照镜子就会发现，这个幼稚的中学生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他们像害怕火一样害怕马克思主义的照妖镜!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我们不妨看列宁的论述：“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理解了这段话，我们就能清晰识破资产阶级史学的诡辩把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从不意味着把孙中山和蒋介石各打五十大板。只承认所有历史人物都有其局限性，还不等于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注意!)。只有在承认历史局限性(同一性)的前提下，同时承认有先进落后的差别(斗争性)，还要承认在不同历史的阶段，这种差别的内容、形式以及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性)，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一、欺师灭祖的衍圣公后人和认祖归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人大嚷大叫说：无论如何，你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这个祖宗是指谁呢?孔子或者别的什么人吗?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那马克思主义者有没有祖宗呢?
我想是有的。马克思向来自称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生，从他们的学说里汲取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而费尔巴哈以黑格尔为师，黑格尔也有自己的老师，他们是康德、谢林和费希特。而德国古典哲学也是在先哲思想(莱布尼兹、休谟、笛卡尔、斯宾诺莎等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此，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祖宗。怎么随便就说忘记祖宗了呢?
可如果马克思不加批判地接受黑格尔或者费尔巴哈的所有观点，历史书就不会有关于他的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章了。
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是有祖宗的，不能忘本;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冒充我们的祖宗。认祖归宗也不意味着对祖宗百依百顺和抱残守缺，而是批判继承与破旧立新。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认：孔夫子是我们的祖宗，更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正处于奴隶社会走向崩溃、封建社会逐步兴起的大变革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催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也唤醒了广大奴隶群众反抗压迫、追求解放的斗争。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孔丘始终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顽固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礼乐制度，极力反对社会变革、敌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诉求，残酷打压奴隶阶级的反抗斗争。孔丘的思想与行为根本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落后于革命的新兴地主阶级，更远远落后于追求解放的广大奴隶群众。
进入封建社会后，以孔丘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断改造、强化，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思想工具，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思想苦难与阶级压迫。
即便到了清王朝被推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封建礼教早已成为历史，孔家店后人依然顽固地将孔丘本就落后的反革命思想当作宝贝，大肆宣扬、刻意美化，把这一毒害人民、维护剥削的毒草奉为圭臬，妄图将孔丘捧上超阶级、超时代的圣人宝座。
好一个保守反动又完美无瑕的孔圣人!到底是怎样聪慧的头脑才能想出如此“辩证”的结论呢?
鲁迅说得好：“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试问，到底是谁不懂得历史的局限性呢?你们似乎十分满意下面这个理性而深奥的结论：
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用现代标准要求古人。
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到底向孔丘要求什么了呢?
真是莫名其妙!
当下最无耻的孔家店徒子徒孙，甚至公然歪曲毛主席“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原意(前一句摘自毛泽东在刘少奇给范续亭的信上的批语，后一句来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一边想为他们的祖师爷翻案(翻案不得人心!)，一边恶毒攻击我们支持中国人民打倒孔家店的行为“太过分”，不能“客观”“理性”看待孔子的思想。
好一个“客观”“理性”向日本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奴才孔令煜!据你们的高见，在中国人民轰轰烈烈推倒三座大山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对孔子和儒学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满口都是仁义道德，只会搬弄陈词滥调的衍圣公后人不免在此刻理屈词穷、噤若寒蝉!
你们像是故意弄瞎自己眼睛的小狗，根本不愿提及毛主席下面的论述：“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凡是稍微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不能不惊讶于蒲鲁东的折衷主义幽灵在今天孔家店后人身上的重现;凡是稍微识字明理的人，都不会把“总结”和“承继”读作“不加批判地接受”;凡是稍微懂得历史唯物论的人，都不会形而上学地把孔夫子和儒家思想从几千年的儒法斗争和阶级历史中单独拎出来，奢谈“去政治”“去历史”的“纯粹哲学”意义上的“儒学”，极力否认它在历史上充当的反面教员作用。这岂不是妙论吗?我们要问最博学的衍圣公后人，难道你们读一篇文章之前不先了解作者信息和写作背景吗?难道这个空中楼阁式的儒学不是你们一厢情愿地臆想出来的吗?你们一边求助于所谓“儒学”和“儒教”的区别(殊不知这只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说法)，一边大方承认孔子的局限性，转而侃侃而谈孔孟之后儒学如何“发展演进”;这般自相矛盾，只会贻笑大方!
何等的理论混乱与糊涂?!“糊涂”后生，你糊涂透了!我们对孔孟之道不感兴趣，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更不感兴趣。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的，从不是那个生活在春秋时期早就魂飞魄散的孔夫子，而是今天这些厚古薄今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前朝遗老遗少!
只有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毫无民族气节的孔令煜精神后人，才会从毛主席一百句批孔的话中费力寻找一两句看似“尊孔”的话，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真是欺师灭祖!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如此露骨地篡改毛泽东思想!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如此厚颜无耻地睁着眼睛说瞎话!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堕落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不敢完整引用毛主席的著作，还原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呢?
作者很不高兴帮他们完成这个任务：“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摘自毛泽东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摘自毛泽东1973年8月5日同李进谈儒法斗争)
我们再次反问：马克思主义者到底向孔丘要求什么了呢?其实，正是你们这些仲尼之徒，全然不顾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历史人物的局限性抛到九霄云外，向你们的祖师爷要求即使在今天也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把孔老二吹到天上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向剥削阶级祈求良心发现(这就像说服资本家停止剥削一样可笑)，而只是向人民要求革命!
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也是我们的祖宗。他们高举理性、自由、平等的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与宗教神权的统治，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压迫、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主张，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相比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他们为人类思想解放、社会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进步的内容，推动了历史向前迈进。
可历史越是向前发展，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就越是落后于时代，“有教养的人”就越是落后于“没有教养”的工人阶级。1843年的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彻底清算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已经把孟德斯鸠给大资产阶级戴上的遮羞布撕下来了：“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而孟德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他完全错了。他求助于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间的区别。但是这都是一个概念的不同名称，至多是在同一原则下习惯上有所不同罢了。”(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5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后，就要叫停一切革新活动：政治上把革命的人民群众一脚踢开，经济上让他们破产沦为无产阶级。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吗?山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和整个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全部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资产阶级民主派堕落为最卑鄙无耻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事实不是很明白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50年对他们半途而废的事实感到愤慨，他们感到资产阶级越来越不能担当革命的重任，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的思想：“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至于工人，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些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一点。总之，他们希望用或多或少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6—558页)
我们要问，在无产者与资产者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在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还要唱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这种的老调，把历史车轮拼命向后拉，真是出于纯粹学术讨论这种天真善良的愿望吗?你们还是懂点事，让祖宗入土为安吧!
为了避免影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先生门徒的食欲，我们还是说回开头那个生动的沁人心脾的比喻吧。中学生文学家兼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他们作出的精妙比喻其实正是反对他们自己的。
马克思曾评价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牛顿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在经典力学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奠定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相比于他的前辈，牛顿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成果。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清醒地认识到，受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与认知能力，牛顿的物理学理论存在诸多不完善、不彻底的地方，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一个真正懂得历史地看问题的人，绝不会脱离时代背景，苛责牛顿的理论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更不会否定他在科学史上的伟大功绩。而我们的文学家兼历史学家，不仅不能辩证看待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反而恬不知耻地将历史人物的错误观点和落后思想从垃圾桶里捡回来奉为金科玉律，还一本正经地谈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这是折衷主义)，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二、实用主义的“实事求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
真是混乱到了极点!
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最博学的先生们，却热衷于反复咀嚼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腐朽的陈旧的自由主义观点，竟不能提出哪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提出的问题。
竟有人堕落到这种程度!
如何正确提出并推论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必须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必须详尽地考察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必须仔细地分析某种论调究竟落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哪个角落，必须锲而不舍地去追问它到底代表谁的利益，为哪个阶级服务。
其实，我们的“人民之友”也喜欢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却得到一个让马克思主义者捧腹大笑的结论。缘从何起呢?
大概是他们把“实事求是”的过程粗暴地跳过去了，可能是深入实际的调查过程，可能是抽丝剥茧的分析过程。这使得他们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如果问博学的“人民之友”关于调查研究的具体办法，他们大概是用片面的事实伪装全面的事实。
如果说俄国的“人民之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或许对大家还有点陌生，那么谈到中国的“人民之友”，同时也是无耻公知的鼻祖胡适之先生就很亲切了。
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后公开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说什么“与其战而亡，不如和而存”(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与其辱而亡，不如战而存”)，甚至劝说蒋介石和汪精卫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地位(投其所好!);七七事变后，胡适的投降主义彻底破产，他只好灰溜溜跑到美国去为抗战奔走筹款(光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总之，胡适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间反复，幻想用卑躬屈膝换来和平或者援助。
这其实只能换来屈辱——胡适以驻美大使的身份见到了罗斯福，请求这位总统“拉兄弟一把”。罗斯福却说美国一贯奉行“中立主义”，实在不便插手，同时紧握着胡适的手安慰道：“冬天要来了，你们要注意战士们的保暖啊。”
要知道，美国1937年《中立法案》修正案明令禁止政府贷款和武器援助，宣告美帝隔岸观火的孤立主义绥靖政策达到高潮;美国国会和媒体主流舆论都将中国抗战视为“远东地方性冲突”，根本不愿为中国利益得罪日本(这倒也不失为一种实用主义)。
而胡适先生尽心竭力四百场演说的结果是：除了几笔条件苛刻的政府贷款和资本家先生“爱莫能助”的敷衍之外，外交官胡适之还收到了来自民间捐赠的三块银元的“巨款”(意外之喜!)。的确，还有什么比银元更“实用”呢?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嘛!胡适先生的心愿总算有了着落，只是……只是数目好像少了那么一点?!
比较“文字实用主义”地说，胡适先生的实用主义连同他的三块银元一起，彻底泡汤了。
多么讽刺呵!
约翰·杜威反对爱徒胡适，实用主义反对实用主义!
总之，胡适什么都看到了，就是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人民大众共御外侮的坚定决心和保家卫国的不懈努力，这难道不是他的实用主义唯心史观的彻底暴露吗?
他看到日本强横以及中国羸弱(三岁小孩都能看出)，其余什么都看不到了。
请看，只有这样一个空洞的结果，至于造成这种强弱关系的原因是什么，未来能否改变，量变还是质变，以及为了促成往好的方向改变需要什么努力，这些都不重要了。的确，如果按实用主义观点推论，除了说一通任由谁都知道的形而上学的强弱关系，以及由此得出的向帝国主义献媚的糊涂结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无论如何，胡适先生总归是看到了一点事实(也只有一点而已)。在敌强我弱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应该怎么推论呢?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推论，就会说：眼睛不要只盯着面前最狭隘的东西，更要反思过去的不足，设想未来的前途;不仅要对比武器装备，更要关注操控武器装备的人民群众，要利用“大而弱”中国潜在的各种优势来对付“小而强”日本必将暴露的劣势，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努力促成强弱关系的质变，最根本的是要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这要求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全面的动态的分析。没有这种分析，就会像胡适一样摇摆不定南辕北辙;没有这种分析，看到日军兵临城下才大梦初醒的速胜派就要变成投降派。
总之，胡适只看得到零星现状，却看不到哪怕一点前途，完全不了解后者使他根本不能全面了解前者。
请看，这就是垂死的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实事求是” 。我们还能向它要求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是怎样的呢?恩格斯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推论出(黑格尔本人做不到)：“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一个东西如果在某个时代是进步的，在以后某个时代必然是落后的，需要被扬弃的。我们引用1918年(彼时德国十一月革命即将爆发，沦为叛徒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极力妄图扑灭革命烈火)列宁批判考茨基的一段话：“由此可见，只有反动派，只有工人阶级的敌人，只有资产阶级的走狗，才会在现时把脸朝着已经过去的时代，去描绘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奢谈纯粹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起来，曾经是进步的，当时是应该利用的。但是现在，对工人阶级来说，它已经不够了。现在不应该向后看，而应该向前看，应该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如果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即训练和组织无产阶级大军，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那么，到了应该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这就是冒充博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暗中为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9—658页)
列宁的每个字都深深戳中叛徒考茨基堕落的丑陋的灵魂。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是无疑的，但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是更加无可辩驳的真理。在革命即将到来的时候(在很多地方已经到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关键时候(考茨基拼命攻击俄国的这种过渡)，像庸人一样重复前者(这是所有资产者都可以接受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不愿意看见后者(资本家厌烦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事到如今，我们天真可爱的资产阶级学究们还能厚着脸皮(读作：卑鄙无耻)说历史评价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奉劝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总是扯到政治上去”吗?
三、学术自由的虚伪性和历史研究的阶级性
乐于奢谈“学术自由”“纯粹民主”的学究先生，动辄大骂马克思主义者怎样践踏这些被他们当作宝贝的“普世价值”。其实，“自由”“平等”的拙劣把戏根本用不着马克思主义者为此去说些什么;尊敬的学究先生只要肯睁开眼睛走进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议会，就会惊奇地发现：貌合神离的民主派和自由派政客经常是势同水火，吵得不可开交。因此，愚忠的资产阶级奴才们至多只能责备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想把他们主子的这些“家丑”公之于众，想在群众面前戳穿他们骗人的种种遁词。
不错，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种人：我们坚决反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绝不满足于立宪会议式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者推崇这样的民主:“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至于自由本身，只要阶级国家依旧存在，普遍的个人自由就只能是空谈。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8页—349页)而真正的属于全部人的自由，只能通过集体实现。“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页)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革命专政彻底消灭一切私有制、消灭阶级国家，最终消灭阶级本身。
难怪前一秒还势不两立的自由派和民主派政客在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头号大敌时，竟陡然生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觉悟!
真是可歌可泣!好一个“不计前嫌”，好一个“同仇敌忾”!学究先生们既不知道自由派和民主派平日里的明争暗斗，也不知道他们如何联手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怎么能指望他们知道丝毫事实呢?的确，学究先生只要有咒骂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自由”就谢天谢地了，只要有给资本家老爷舔皮靴的“人身自由”就万事大吉了，还管其他人做什么呢?
至于专制德国或俄国的书报检查制度如何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自由、中立的民主共和国瑞士或美国如何践踏国际主义者的人身自由，以及所有这些国家的国民议会又如何把现代无产阶级拒之门外，这是学究先生所不知道的，关于这一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要是知道，也不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这是“学术自由”，这是活该!尤其是地主资本家许诺警察以“执法自由”的时候!
全部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他们的工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说真话，不能不戴上“学术自由”的假面具。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直接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自己的历史理论代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话把在资产者的谎言里受压抑的广大人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我们公开宣布：一切历史评价都植根于阶级利益，一切历史理论都服务于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从来不是为了把历史局限在脱离现实的经院哲学体系中，不是为了做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而是为了从历史发展规律中汲取革命智慧，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中总结经验教训，利用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纯粹的超阶级的历史评价是没有的。
譬如，一般观点认为秦始皇嬴政有功有过，而且功大于过，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应该怎么推论呢?这是分歧的地方。毛主席晚年和人谈话时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论，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摘自毛泽东1975年同芦荻的谈话)
我们可以充分肯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诸侯割据混战局面的雄才大略与文治武功，以此阐述新事物必然取代旧事物、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先进生产关系取代落后生产关系的一般规律;同时，我们也可以尽情批评秦始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大兴土木、苛捐杂税、不恤民力、迷信长生不老等反动腐朽行径，以此论述秦末农民起义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与正义性，彻底揭露剥削阶级压迫人民、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本性，让人民群众认清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本质，坚定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实现自身解放的革命决心。
如果有人要讴歌秦皇汉武或唐宗宋祖，不是因为他们在位期间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以及生产力得到发展(长期看会走向反面)，不是用来证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为了否定农民阶级的先进性，消解农民战争的正义性，规训劳苦大众不得“犯上作乱”，我们应当毫不留情予以批判。而站在底层人民立场上反对所有封建君主专制的一切正义言论，我们应该无条件支持。
类似的，我们所有同志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当有人批评这些缺点时(只要不是乱说)，我们应该感谢并且改正。但我们还要仔细地考察一下，他提出这些批评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帮助我们改正错误，我们应该热烈无条件欢迎。如果主要是人身攻击，那就应该在承认错误的基础上予以回击了。
后者是经常有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历史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尖锐斗争中，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向来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他们人身攻击马克思主义者，借以说明被这些“坏蛋”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有多么“可笑”(他们最喜欢的形式逻辑却在这时被忘得一干二净)。
坚持“独立思考”却郁郁不得志的的自由派昏招频出，甚至把路边随便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人或者自己的狐朋狗友都当成马克思主义者了(读作：疯狗乱咬人)。当然，自由派先生可以任意反驳这些话，说他“亲耳”听到的恰恰是“极左”拒绝“理性思考”，以及“梗小鬼”信奉“反智的阴谋论”(我们假定自由派先生确实没有说谎，这是我们出于最善良愿望的推测)。
可是，就算自由派先生真从他的交谈者口里听到各种荒谬的胡说，那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任何人又有什么相干呢?这除了证明他很幸运地挑中了自己的交谈者，还能证明什么呢?当然，很可能这位机智哲学家的这些机智交谈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可是，谁不知道现在(这早已被人看出)任何一个坏蛋都喜欢穿上“红”衣服呢?如果独立思考的自由派先生如此明达，竟不能把这种“乔装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辨别清楚，或者说，如果他如此深知马克思，竟把赫鲁晓夫或者刘司墨当成马克思主义者，竟把苏修和南斯拉夫看作“巴黎公社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郁闷的先生不是很好的自娱自乐吗?)，一本正经地说苏联解体再次证明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失败，未明子声誉扫地再次证明了左派“脱离现实”美梦的破碎(再次?)。
其实，这证明不了什么别的东西，只是证明穷途末路的“人民之友”并不聪明而已(但坚持“独立思考”?!)，只是令人捧腹大笑而已，仅此而已，再没有别的了。
四、“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可爱的先生们在一个地方摔倒，又要爬起来到另一个继续发出自己深奥的“独立思考”的“理性”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又要摔倒(精神可嘉!)。
比如，他们还说马克思本人主张“怀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居然知道“历史虚无主义”?!)。这是最露骨最无耻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我们现在就要宣告他们全部谬论的破产，让他们栽一个大跟头(不知下次爬起来是什么时候)：
马克思何德何能“怀疑一切”呢?
即使现在，我们最博学的“人民之友”恐怕也做不到彻底的“怀疑一切”(谁会愚蠢到挖自己的祖坟呢?)，而主要是“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一切”(这是不大聪明的人的做法，而比较聪明的经济派或者孟什维克则会从中精心挑选出那些可以为资本家所接受的观点来拼凑出“合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也没有笛卡尔式形而上学地“怀疑一切”，而主要是“怀疑”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怀疑”那些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规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人民之友”虽然公开挖苦或绵里藏针讽刺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但都不敢完整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或者干脆不引用)、不敢还原马克思学说的本来面目。
作者有幸帮“人民之友”完成这个工作(尽管他们并不乐意)。
请看，我把马克思的论述原原本本摆在这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绪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应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2页)
我们再把最后一句话复述一遍，以防有人看漏了(这种疏忽是很不小心的)：“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
我们要问，马克思批判的这种现象(即“人民之友”侃侃而谈的“历史虚无主义”)，到底是谁的杰作呢?
稍微识字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他的好朋友历史学家)的绝妙手笔。而我们最博学的“人民之友”或是不识字，或是不愿意识字。
无论如何，我们都再次(再次!)惊讶地发现：“人民之友”强加给马克思主义者的种种谬论，竟然全部是反对他们自己的!!于是“人民之友”伪造马克思历史学说的全部行径，他们用历史观点推论问题、甚至用历史观点提出问题方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推论问题呢?毛主席说得透彻：“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摘自毛泽东1975年同芦荻的谈话)
您看，谁是历史虚无主义，谁是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目了然吗?
五、帝王将相的立场和人民群众的立场
其实，把自己的各种谬论自觉地加到马克思主义者头上，正是各色机会主义者一脉相承的诽谤伎俩。无论这种诽谤多么莫名其妙，这种造谣多么漏洞百出，我们暂且还是把它放到一边。我们不妨按他们的意思来：假使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否定一切的疯子，那么我们可爱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先生们扮演着怎样英明怎样伟大的角色呢?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或许是想起了“开口如银，闭口如金”的箴言，还是觉得默不作声为妙。
可总不是个办法!怎么办呢?不如讲讲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还有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故事吧，或者讲讲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讲讲自由如何战胜独裁、讲讲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民主佳话。可还顺眼?这才是能讨你们主子欢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嘛!
或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照妖镜面前现出原形吧：试问，是谁在历史研究中，只看得到史书上记载的帝王将相、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将这些压迫剥削人民的刽子手奉为历史的主角?是谁将站在人民立场上，批判这些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正义言论，粗暴打成“历史虚无主义”，妄图压制真理、封杀正义?难道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是由这些“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所创造、所主导的吗?没了他们，地球就不转了吗?!敬爱的资产阶级辩护士先生们，你们为何对创造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广大人民群众视而不见?你们对奴隶起义、农民战争、无产阶级革命充耳不闻，对人民群众在阶级压迫下的苦难生活漠不关心，却对剥削阶级的反动代表人物顶礼膜拜、百般辩护。这是什么道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真是纯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专家啊!
我想，他们不是双目失明才看不见的，也不是故意捂着眼睛装作看不见的，而是阶级本性使然。面对郑国镇压奴隶起义，到底是像孔丘那样幸灾乐祸，为郑国奴隶主出谋划策，侃侃而谈“宽猛并济”的驭民之术，还是站在穷苦大众的立场上对阶级兄弟的苦难感同身受，对这群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恨之入骨?对于资本家先生来说，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第二个答案。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者先生是势不两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拿太多时间用来和资产者争辩;马克思主义者会用行动证明自己理论的此岸性：我们要坚定支持人民群众的一切革命斗争，坚决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致力于把被剥削阶级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原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本来面目，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不懈奋斗。
六、我们的任务和运动的前途
同志们，我们在理论战线上坚持斗争的同志们，请牢记我们理论斗争的全部意义：我们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和各色机会主义谬论的破产，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把广大工农群众争取到社会主义的阵线上来，为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而不懈奋斗。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向我们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我们有些同志，虽然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但不能在理论上彻底驳倒资产阶级辩护士的谬论，在辩论中常常以简单送给敌人两顶帽子草草收场。
我们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不能帮助工农群众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反动本性。列宁在与经济派的斗争中反复指出：“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工作。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工作，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这种全面的政治揭露，是培养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条件。”(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355页)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社会生活的全部情况，采集剥削阶级醉生梦死和行将就木的一切样本，描述产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生活上举步维艰的所有困境，向广大工农群众灌输自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阶级意识。当然，我们可以送给资产阶级辩护士很多顶“帽子”，毕竟这些“帽子”确实不大不小刚刚好能够戴在他们头上。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也在尽心尽力扮演好一个“帽子定制作坊”的角色，致力于给每一位先生量身定做最适合他的精美的帽子。但作者没有把这些情绪当作批判工作的全部。马克思主义者要承认，只有阶级的血海深仇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成熟的组织;要把组织工作做好，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来对抗反动的谬论。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在理论上彻底驳倒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同志要锻炼这个本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果遇到十足的混蛋或无赖，我们可以耸耸肩膀说：哎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但我们还要说明，哈巴狗无赖在哪里，混蛋在什么地方，究竟回避了哪些关键问题，不然就是隔靴搔痒，难以触动灵魂，难以说服人。
有些同志会说：对付资产阶级分子，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难道还要说服他们加入我们吗?其实，不需要我们说服，这些坏家伙也会偷偷钻进队伍里，妄图用各种奇谈怪论扰乱斗争的大方向(历史的教训!)。要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我们和机会主义者的辩论，不如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并不奢求他们改过自新，我们只是要在群众面前充分揭露他们谬论的破产，让群众离开他们。
“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同志们!我们不管资本主义世界愿意与否，不管自发保守的工农群众愿意与否，不管私有制江山给我们以多大的阻力(就算是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挡住我们的去路，孙大圣也会收服它，让它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中的法宝)，我们都要敢于进行理论斗争，善于进行理论斗争，让理论斗争成为现实斗争的一部分，为现实斗争的广阔天地开辟道路。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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