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场打着“正统”旗号的围猎
近期，B站UP主“路灯与断头台”及其背后的小团体，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发起了一轮猛烈的攻击。他们将葛兰西定性为“西方修正主义”(简称“西修”)，指责其理论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与此同时，该团体还对葛兰西的个人生活进行了人格侮辱，将理论批评降格为道德审判。
这种攻击并非孤例。在此前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也曾因其私人生活问题遭到该团体同样手法的批判。一个令人不安的论战模式正在浮现：以“正统”自居，以道德审判替代理论分析，以人格攻击替代文本解读，以“群众路线”为盾牌拒绝一切批评。
这场围猎引发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还是在从事一场低劣的人格污蔑?
本文将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中，审视这场争议背后更深层的问题——一种以“群众路线”为名的民粹主义与尾巴主义话语，如何在网络左翼空间中蔓延，并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反面。
二、概念辨析：什么是修正主义、民粹主义与尾巴主义
在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厘清几个被严重滥用的概念。概念的模糊往往为随意的标签化攻击提供温床。
(一)修正主义：一个被滥用的标签
“修正主义”一词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有特定的历史内涵。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系统性地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过时，社会主义不应通过暴力革命实现，而应通过议会斗争和工会运动逐步改良。他在1898年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提出的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正是这种改良主义立场的集中表达。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逐条驳斥了伯恩施坦的论点，指出修正主义的实质是用庸俗的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列宁则在1908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将修正主义界定为“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修正主义者并不公开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打着“发展”“补充”的旗号，实质上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
从这一定义出发，修正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来自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而非外部;第二，它以“修正”“发展”为名，实质上篡改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第三，它在实践上导向改良主义、机会主义。
葛兰西是否符合这三个特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26年11月被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逮捕，在狱中遭受百般折磨仍以坚强意志研究革命理论，写下了三十余本《狱中札记》，1937年4月27日在法西斯狱中与世长辞。他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恰恰是在总结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如何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夺取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战略思考。将一位在法西斯监狱中耗尽生命的革命者称为“修正主义”，本身就是对概念的历史性滥用。
(二)民粹主义：“人民”旗号下的反智倾向
民粹主义(Populism)是一种将“人民”定位为道德公正的群体、与“腐败的精英”相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民粹主义主要指19世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蔓延的、希望依靠农村公社而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大工业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包括：
第一，宣称自己是“人民”唯一的、真正的代表。民粹主义者通常以“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核心政治框架。
第二，贬低理论的作用，崇拜自发性和群众情绪。正如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中所批判的，民粹主义者“崇拜自发性”，认为群众的自发运动足以推动历史前进，不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
第三，以“通俗”为名拒绝理论深度。民粹主义将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化为“人民vs精英”的对立，要求一切理论表述都必须符合“大众”的即时理解水平，拒绝任何超出日常经验的理论抽象。
列宁当年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时，一方面肯定民粹派“巨大的历史功绩”——他们看到了并提出了俄国国内的改革发展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严肃指出，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毫无用处，他们使用的是“甜言蜜语”，“把改革甜蜜地理想化”，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浪漫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
(三)尾巴主义：群众路线的反面
“尾巴主义”(Tailism)是列宁在1903年文章《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中首次创造的概念，用来形容“经济派”分子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党不应该在革命局势中起带头作用，而应该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部”。
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脱离群众的作风。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年)中指出：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
毛泽东将尾巴主义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一起斥为脱离群众的作风。尾巴主义的具体表现包括：在思想上，忽视革命理论的意义，崇拜自发性;在政治上，放弃党的领导，强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迁就群众中保守的或过激的意见。
尾巴主义的本质，是用“尊重群众”的名义放弃对群众的领导责任。
三、“路灯与断头台”现象：民粹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双重症候
以“路灯与断头台”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网络左翼现象，正是民粹主义与尾巴主义在当代互联网空间中的典型表现。两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民粹主义提供了话语风格——以“人民”之名反精英、反理论;尾巴主义提供了行为逻辑——放弃理论领导权，迎合粉丝群体中最低的理论水平。
(一)攻击的手艺：标签先于论证
该UP主及其追随者攻击葛兰西的手法有其固定的“流程”：先贴标签，再找证据，证据不足则以断章取义或人格攻击填补。
在相关视频中，“修正主义”“背叛列宁”等结论被置于论证之前。其核心逻辑链条是：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和“阵地战”(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步夺取意识形态主导权的策略)→这与列宁强调暴力革命的策略有所不同→因此葛兰西背叛了列宁。
这种论证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将“理论发展”与“理论背叛”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在《我们的纲领》(1899年)中明确指出：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葛兰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文化、法律等“非经济”领域)复杂性的分析，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西方条件下的发展，而非否定。列宁侧重批判沙皇俄国这个“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葛兰西侧重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坚固的堡垒结构”——两者面对的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和革命任务。
将任何“不同”都解读为“背叛”，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维惰性，而非严肃的理论批判。
(二)人格攻击：用私生活消解理论
该UP主及其追随者的另一典型手法，是将理论争论降格为对学者私生活的道德审判。阿尔都塞因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时的个人悲剧而被攻击，葛兰西因狱中生活细节而被讽刺——这种批判方式的共同特征在于：用一个人的生活境遇来否定其思想价值，用道德审判代替理论分析。
这是一种极其廉价的反智主义策略。马克思一生负债累累、生活困顿，恩格斯长期从事商业活动，列宁曾流亡国外十几年——这些个人生活细节能否否定他们思想的价值?任何人都明白答案是否定的。但该UP主及其追随者恰恰在使用这种逻辑。
当理论批评的焦点从“这个观点是否正确”转移到“这个人的生活是否道德”时，理论批判就已经消亡了，剩下的只有人身攻击。
(三)“群众路线”的话语魔术：从方法论到遮羞布
该UP主粉丝群体最典型的话语策略，是将一切理论批评都归结为“脱离群众”“术语晦涩”“精英主义”，然后用“群众路线”的大旗为自己辩护。
这种策略的运作逻辑如下：
第一步，将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化为“人民vs精英”的对立。葛兰西、阿尔都塞等理论家被塑造为“脱离群众”的“学院派精英”，而攻击者自己则被定位为“代表人民”的“正统派”。
第二步，以“通俗化”为名拒绝任何理论深度。当被指出理论理解存在偏差时，该群体以“你们讲得太晦涩、脱离群众”为由进行反击。这实质上是将“通俗化”等同于“庸俗化”——不是要求理论工作者深入浅出，而是要求理论完全屈从于听众的现有水平。
第三步，用“群众”作为逃避理论责任的盾牌。当被指出事实错误或逻辑谬误时，该群体以“群众听不懂你们的术语”为由回避问题，拒绝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
这正是尾巴主义的典型表现——不是用先进理论去提升群众的认知水平，而是将自己的理论水平降低到粉丝群体中最低的那一部分人的水平，然后用“这就是群众的声音”来为自己的理论贫乏辩护。
四、理论辨析：被误读的“群众路线”
“路灯与断头台”粉丝群体的根本错误，在于对“群众路线”的根本误读。这种误读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
(一)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
毛泽东是理论通俗化的大师，但《实践论》《矛盾论》的通俗是建立在深厚哲学功底之上的“深入浅出”，而不是“浅入浅出”。通俗化的前提是首先把理论吃透，然后用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而庸俗化则是连理论本身都没有吃透，就要求理论屈从于听众的现有水平。
前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调查研究，把群众零散的感性经验加工成系统的理性认识，再回到群众中去检验。后者是尾巴主义——放弃理论领导权，迎合粉丝群体中最低的理论水平。
葛兰西本人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每个社会集团都会“有机地”产生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无产阶级要夺取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所谓“有机”，是指知识分子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传统知识分子”，而是与本阶级紧密结合、服务于本阶级解放事业的。用今天的话说：不是要取消理论，而是要把理论掌握在群众手中。
(二)理论武装是群众路线的核心环节
群众路线不只是“和群众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用先进理论武装群众。如果理论工作者自己先放弃了理论深度，拿什么去武装群众?
列宁对民粹派的批判之所以有力，不仅在于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和引导了群众，更在于他发展出了一系列面向群众与革命实践的理论内容。理论斗争本身就是群众工作的一部分——用正确的理论去批判错误的思想，用科学的认识去代替蒙昧的认识，这正是对群众最大的尊重。
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指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这意味着：理论的正确性本身就是对群众最大的负责。把错误的理论灌输给群众，或者在理论争论中模糊是非，恰恰是对群众利益的损害。
(三)群众不是抽象的符号
民粹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人民”抽象化为一个同质化的、道德完美的整体。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群众是具体的、分层的、处于不同觉悟水平的。列宁批判民粹主义时，正是反对用同质化的人民概念掩盖阶级对立。
当一个群体将“群众”窄化为“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人”，将“群众路线”简化为“迎合自己粉丝的情绪”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用“群众”的旗号取消群众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操作——自称代表的“人民”实际上只是人民中的一部分。
五、理论斗争还是身份表演?
这场争议的深层问题在于：我们面对的究竟是理论争论，还是一场以“正统”为名的身份表演?
如果我们将“路灯与断头台”现象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观察，会发现一种特定的网络亚文化正在形成。它的特征是：
以“批判修正主义”为名，行“排除异己”之实。攻击的目标从伯恩施坦这样的公认修正主义者，扩展到考茨基、卢森堡等第二国际左派，再到葛兰西、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攻击范围不断扩展，而“正统”的标准则不断收紧，最终只剩下一小撮自封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
以“群众路线”为名，行“反智主义”之实。任何超出简单口号的理论表述都被斥为“脱离群众”，任何需要一定知识储备的文本都被拒绝阅读。最终，理论讨论被消解为情绪宣泄，批判被降格为站队。
以“革命”为名，行“圈子认同”之实。激烈的革命辞藻成为粉丝社群的内部暗号，用以标识身份、获取认同感，而非真正指导实践。
这种亚文化的悖论在于：越是高喊“群众路线”，其理论水平就越低;理论水平越低，就越需要用“群众路线”的大旗来保护自己——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
六、结语：警惕以“群众”之名的反智主义
回到开篇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还是在从事一场低劣的人格污蔑?
“路灯与断头台”现象告诉我们：当“群众路线”成为拒绝理论反思的借口时，它就变成了自己的反面——不再是连接理论与群众的桥梁，而是阻隔理论与群众的围墙。
列宁在《怎么办?》中有一句名言：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我们今天或许可以补充一句：没有严肃的理论批判，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不是反智主义的遮羞布，不是理论懒惰的借口，更不是拒绝批评的挡箭牌。真正的群众路线，要求理论工作者既做群众的学生，又做群众的老师——既要虚心倾听群众的声音，又要用先进理论引导群众前进。放弃后者，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作用，就是滑向尾巴主义的深渊。
这场争议最终告诉我们的，或许不是葛兰西究竟写了什么，而是：那些连原著都不愿读、连基本历史常识都不具备、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都做不到的人，究竟有什么资格谈论“马克思主义”?
严肃的理论批判，从来不需要靠人格污蔑来支撑。而真正的人民事业，也从来不会拒绝理论的深度。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