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考察政治人物，不从抽象的道德好恶出发，而要看其阶级基础、权力来源、权力运行方式以及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一个人手里握有多大权力，并不能单独说明问题;关键在于这种权力代表谁、依靠谁、受谁监督、用来干什么。人民领袖与独裁者的分野，归根到底不在有没有权威，而在权威是否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马克思主义从不承认超阶级的“领袖”。人民领袖之所以成其为人民领袖，是因为他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一边，其政治路线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在实际运动中接受群众检验。独裁者则往往把自己凌驾于阶级和政党之上，口头上也可能高喊“人民”，实际上却把权力变成少数人甚至个人意志的工具。判断一个人，不能只听其宣言，而要看其政策究竟使谁受益、使谁受制。阶级分析不是贴标签，而是看权力同社会生产关系、同大多数劳动者处于什么联系之中。
人民领袖的威信不是自封的，也不是靠宫廷阴谋或世袭名分得来的，而是在群众斗争、社会实践和历史考验中逐步形成的。列宁说过，阶级通常由政党领导，政党又由一批最有威信、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的领袖来主持;但这种“被选出”和“有威信”恰恰意味着领袖来自组织、来自群众，而不是站在组织之外发号施令。独裁者的权力则常常依靠少数集团的支持、强制机器和个人效忠来维持，其“合法性”建立在恐惧和利益输送之上，而非人民的自觉认同。权威一旦脱离产生它的阶级基础，就会从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主人。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集中不是不要民主，而是把集中建立在充分民主和自觉服从的基础上;领袖的决断力应当同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相统一。独裁者则破坏民主集中制，把个人意志置于组织之上，把不同意见视为不忠，把集体领导变成个人专断。这样的权力看起来高效，实际上堵塞了纠错渠道，使政党脱离群众、使决策脱离实际。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社会化大生产不能没有指挥和服从;但共同劳动所需要的权威，同建立在私人意志和人身依附之上的独裁，是两回事。前者的服从是为了共同事业，后者的服从是为了维持个人支配。
人民领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实践作为检验政策的尺度，也敢于让群众监督自己。独裁者则害怕群众，害怕公开讨论，害怕独立组织，常用官僚主义和强制手段代替说服教育。他们可能一时利用群众情绪，却不能真正把群众组织起来成为历史主体。马克思主义讲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统一，领袖不是群众的对立面，而是群众斗争中的骨干;一旦领袖把自己当成群众之外、群众之上的特殊存在，这种统一就破裂了。
人民领袖推动社会解放和生产力发展，扩大人民参与，促进社会平等，使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真正站起来;独裁者也许能带来短期秩序，却以压抑社会活力、剥夺人民权利为代价，最终阻碍社会进步。历史评价不能只看一时强弱，而要看是否有利于人民解放和社会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不迷信领袖，也不否定权威。它反对的是把领袖变成脱离阶级、脱离政党、脱离群众的特权人物。人民领袖的权威，应当始终放在党和人民之中，放在民主集中制和群众监督之下。权威从哪里来，又受谁约束，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领袖与独裁者的界限也就不难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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