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思辨杂谈录】我们误解“革命”太久了：它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重新理解革命”系列01我们用十月革命、巴黎公社、德国十一月革命、井冈山斗争四个例子把“革命”这个概念重新拆开看，破的是“线性革命观”：革命不是压迫→爆发→胜利这么一条直线，它有反复、有退却、有意外、有分裂。
这一期，我们要接着破另一种东西。第一期讲的是“革命不是一条直线”，这一期讲的是“革命不是“顺理成章”。这两个判断看起来相近，其实针对的是两种不同的糊涂认识。第一期针对的是“结果图”式的革命观——把革命想象成事后总结出来的必然过程;这一期针对的是两种更具体的错误：一种是把革命讲成宿命论，一种是把革命讲成唯意志论。这两种错误，恰恰是第一期的“线性革命观”在另一个方向上的延伸。所以这一期，我们先从这两种糊涂说法入手，然后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革命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时刻爆发，而不是更早或更晚?
一、两种糊涂说法
第一种糊涂说法认为革命是“顺理成章”根据已有的矛盾开展的，这种观点认为压迫深了，人民苦了，时间到了，革命就该胜利。这其实是把革命讲得像网络小说中的主角在打怪升级一样，好像历史有现成的剧本，主角必然会通关。本质上这是一种宿命论。这种宿命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就会自动崩溃，社会主义就会自动到来。他们把革命当成一张等待兑现的支票，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去发动革命，而是去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预算。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里批评的正是这种态度：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庸俗的进化论”，以为历史会沿着一条平滑的曲线自动走向社会主义，不需要主观条件的介入。这种宿命论在政治上导致的不是革命，而是等待、妥协和投降。第一期中列宁那个判断——“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针对的正是这种宿命论：有形势，不等于有革命;矛盾激化了，不等于旧制度会自动倒台。
第二种糊涂说法则认为革命由革命者“顺理成章”地引导和发动，这种观点认为只要革命者意志足够坚定，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动革命，客观条件不是障碍，因为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不要等待危机自动到来，我们要主动制造危机，点燃革命。因此问题不在于形势，而在于敢不敢行动;不敢立刻夺权就是机会主义。这比前一种多了点“矛盾论”辞藻，但骨子里还是去掉了阶级、去掉了政党、去掉了路线，把主观条件当作革命的充分条件。这种唯意志论在革命史上也反复出现。最典型的是布朗基主义。布朗基派相信，革命可以由一小批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通过密谋行动发动起来，不需要等待客观形势成熟，也不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巴黎公社时期，布朗基派在公社委员会中占有相当力量，但公社的失败恰恰说明：少数人的密谋行动可以打开一个窗口，却无法守住这个窗口。第一期中我们讲过，巴黎公社的爆发带有很大的“被迫”性质，马克思在1870年秋天就警告巴黎工人，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公社的教训不是“革命者不够勇敢”，而是“条件没有成熟时，勇敢并不能替代条件”。再比如，俄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意党”在1881年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行动本身极其勇敢，但结果是什么?亚历山大二世死后，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反而加强了专制统治，民意党自身也被彻底瓦解。暗杀可以消灭一个人，但不能改变一个时代。唯意志论的问题不在于它不勇敢，而在于它把勇敢当成了条件本身。
这两种说法，一个把革命讲成“等来的”，一个把革命讲成“干出来的”。它们看起来对立，其实有一个共同点：二者都割裂了主客观条件，第一种忽视主观条件，第二种忽视客观条件。
纵观国内外革命史，革命从来不是一个阶级社会里“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它是阶级搏斗，是政治行动，是政权问题。没有阶级分析，革命就会在政治正确的抽象概念中自我走向崩溃;没有先锋队，社会矛盾不会自己变成起义，群众的力量反而会被敌人利用;没有正确路线，群众行动会被机会主义牵着走;不解决政权问题，所谓的“时机成熟”只是统治阶级换个法子统治的历史节点罢了;不回答夺权以后怎么办，革命理论就不完整，就会滑到“一次夺权万事大吉”的幻想里去;而不解决革命理论的问题，各种建立在经验上的观点就解决不了复杂性的斗争，就会走向“宗派主义”和各自为战的境地。
因此我们会发现影响革命的内容是多样的，在这个发现同时就给庸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为既然是多样的内容，不如我们坐下来一个个研究，一个个搭配，一个个去分析其内在的矛盾过程吧!这种看似科学的方法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是当它在火山爆发前出现，它无疑妨碍了人们抓住应对危机的机会。革命是科学，是需要研究的科学，但同时革命也是实践的科学，革命需要改变世界，需要解释问题，但革命更需要解决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革命是一种科学，而不是因为面包或者某些口号导致的偶然性群众集体行动，那么革命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时刻爆发，而不是更早或更晚?
二、上下限：革命为什么只能在这一刻爆发
让我们总结一下已有的认识。既然革命的爆发绝不是偶然苦难导致的群众骚动，也绝不是主观意志的随意创设，更不是历史宿命的自动兑现，那么革命之所以在特定时刻爆发、只能在这一历史节点完成矛盾转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整体的上下限矛盾已经抵达时代阈值。
任何社会形态、任何生产方式，都内含着自身发展的上限与下限。所谓下限，是旧生产关系尚能维持基本社会运转、尚能完成自我修复、尚能使统治秩序“照旧运行”的最低存续条件;所谓上限，是旧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限度，是旧制度能够调节矛盾、缓冲危机、吸纳社会动荡的最终边界。上下限，不是人为设定的，是旧社会自身结构所能允许的全部历史空间。
这个“上下限”的概念，用历史案例来看会更清楚。以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为例。19世纪中后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还能在相当程度上维持自我修复：经济危机来了，价格下跌，弱者出局，强者兼并，生产重新恢复平衡。这是旧生产关系还在“上下限区间”内运行的典型表现。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形成，自由竞争时期的那些缓冲机制逐渐失效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趋向下降，危机不再是简单的周期性出清，而是演变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分析的，正是这个“上限”被击穿的过程：旧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只能通过战争、通过瓜分世界来寻找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资本主义旧秩序“上下限区间”耗尽的一个历史标志。而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在1917年爆发，恰恰是因为战争把俄国的旧秩序推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层不能照旧生存，两个“不能照旧”同时出现。这不是偶然的苦难导致的，而是旧制度的所有缓冲空间、所有自我修复能力都耗尽了。
当社会运行仍在上下限区间内，即便存在阶级压迫、存在群众苦难、存在局部冲突，社会也不会生成真正的革命形势。此时的矛盾，只能在旧制度框架内自我消化、自我修补、自我延续。这就是为什么苦难自古存在，而革命只诞生于特定历史阶段。而这个阶段的革命者也不是碌碌无为选择默默忍受的，在这个阶段的革命者要自觉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要做好阶段的衔接工作，将经济斗争转化为未来政治斗争所需要的基础，因此任何时期都不是无事可做的。
而当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突破下限、击穿上限，社会进入全面的“双重不能照旧”的阶段，也就是说上层统治无法照旧修复危机、无法照旧维持再生产秩序，下层群众无法照旧忍受生存与发展桎梏。两者皆不能照旧下去，这时就是社会上下限彻底锁死、历史空间完全耗尽的客观历史标志。至此我们可以回答：革命之所以只能在此时爆发，不早、不晚，是因为唯有此刻，旧制度阶段性的全部发展潜能、全部缓冲空间、全部自我修复能力彻底耗尽。革命不是苦难催生的，不是口号催生的，不是意志催生的，而是社会结构上下限崩溃之后唯一的历史出路。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这个历史出路不仅是无产阶级的，也会是资产阶级的。为什么?因为当旧资本主义的桎梏彻底堵死资本再生产，资产阶级又没有自我革命的能力，这个阶级只能依靠客观诞生的革命浪潮，借革命暴力摧毁旧的腐朽生产关系、旧的僵化上层建筑、旧的拖累资本迭代的旧秩序。它会利用革命清扫旧桎梏的客观历史作用，随后依靠修正主义截断革命深化，保留私有制再生土壤，依托复辟的历史必然性完成资本秩序的新一轮重建。
那么无产阶级呢?我们怎么办?如列宁所说，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可是问题又来了，既然是两个“不能照旧”，那肯定是有一个范围的，那么这个范围是什么呢?它首先是一个客观的界限，是立足于实际物质基础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上限和下限的问题。但是我们又看到，既然这个上限和下限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出现了一个让人感觉十分尴尬的状态：一方面我们知道了要消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消灭资本主义的时候还没到呢，别急了，急了也没用。难道无产阶级只能等着吗?在这个过程中做点能做的用以安慰自己吗?还是说让我们不管它上限和下限的规定，先干，我干了再说!但是这时候我们看到，后者与前者一致，这都是面对现实的阈值没有到达前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因此比起看清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我们更应该找到一个能够确定上限和下限之间的历史空间消失殆尽的方法和标准，否则这一切都成为抽象的概念了!
三、怎么测定上下限?——三项断裂
现在，我们总结我们所知道的和已经有的问题。既然上下限是客观的，那么它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知道它已经到了?我们需要得出标准。如果不知道这个标准，无产阶级要么陷入消极地等待，要么陷入盲目地干事。因此，必须得找到一个能够测定上下限的方法和标准。同时既然马列毛主义不是一种纯粹解释世界的学术观念，它是科学!是可以得到检验的。那么这个方向就十分清晰了，它不可能是书斋里的指标堆砌出来的，它一定是从社会基本矛盾中演绎出来，并且可以得到现实检验的。
(一)资本再生产断裂
首先，我们可以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这对矛盾入手。我们知道生产力在当今要求社会化、全球化、协作化。生产越来越成为社会总体的行为，一个产品是千百万人协作的成果。但旧生产关系是私有制、雇佣劳动、利润至上。生产是社会的，占有是私人的。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表现为资本再生产断裂。
什么叫资本再生产断裂?就是资本不能照旧循环了。因为资本循环要经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要完成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这个循环要能继续，需要利润、信用、市场、产业链、财政全部正常运转。当利润率下降、信用紧缩、债务爆炸、市场萎缩、产业链断裂、财政危机同时出现，资本就不能照旧循环了。它的具体表现如下：投资停滞，工厂关闭，银行倒闭，股市崩盘，通货膨胀，失业飙升，国家救市失效。国家想救资本，但越救越证明自己无力;想紧缩，又引爆群众的不满;想印钱，又引发通胀和信用的崩溃。这就是资本再生产断裂，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旧经济基础不能照旧再生产了。
1929年大萧条是资本再生产断裂的经典案例。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表面上繁荣，但利润率下降、信用膨胀、债务堆积、市场萎缩的矛盾已经在积累。1929年10月股市崩盘后，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同时断裂：购买阶段，银行倒闭、信用紧缩，企业拿不到贷款;生产阶段，工厂关闭、投资停滞，生产急剧萎缩;销售阶段，失业飙升、购买力下降，商品卖不出去。国家想救市，但胡佛政府越救越证明自己无力。
(二)日常生活断裂
其次，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本身。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是活的人。旧的生产关系把劳动者再生产压缩到极限后，就表现为日常生活断裂。
什么叫日常生活断裂?就是劳动力不能照旧再生了。因为劳动力再生产需要工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家庭、社区、照护的全部正常运转。当工资停滞、食品涨价、住房紧张、医疗昂贵、教育内卷、交通瘫痪、家庭解体、社区瓦解、照护危机接连出现后，劳动力就不能照旧再生了。这里的具体表现有商品短缺，持久通胀，大规模失业，负担不起的房租，越滚越大的债务，波及较大的瘟疫或战争。旧的日常无法继续，人们不能再靠私人生活消化苦难。哪怕这个帝国动员“再忍忍”，群众也是无法忍下去的。日常生活断裂把政治从与百姓隔绝的会议室带入厨房、车间、社区、医院、学校。这就是日常生活断裂，本质上是旧的经济基础不能照旧供养整个社会了。
这两重断裂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资本不能循环，劳动力不能再生。一个是资本的角度，一个是劳动者的角度，将这两者放到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就是对经济基础的断裂的分析。
(三)政治合法性断裂
其三，旧的国家机器不能再通过政党、法律、代表会等获得社会群体的自愿服从。因为国家本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当国家不是中立的仲裁者，不是全民的代表，而完全暴露了它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时，这就是政治合法性断裂。
什么叫政治合法性断裂?就是旧国家不能照旧整合社会的各个力量了。旧的国家的统治，不仅靠暴力，还靠“民主”。社团、工会、NGO、代表会都是取得社会中各个集体认可、整合社会各个力量的制度形式。当这些制度形式失效，旧的国家就不能照旧整合社会各个力量了。它的具体表现如下：对社会失去整合力，紧急状态常态化，大面积腐败曝光，强行镇压暴露。人们不再相信“改良能改变”“法律会公正”“国家是中立的”这一类观点。统治阶级内部公开分裂，不同资本集团之间公开冲突。这就是政治合法性断裂，在这个情况下，旧国家不能照旧取得同意、整合社会了。
沙皇俄国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就是政治合法性断裂的典型。沙皇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全面崩溃，政治上拒绝任何实质改革。国家杜马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要求成立“责任内阁”，沙皇拒绝;工人罢工、士兵厌战，沙皇政府只能用镇压来回应。当国家完全暴露为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器时，它就不能照旧取得社会各群体的自愿服从了。
但是当旧的国家不能照旧维护旧生产关系，群众就必须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历史上群众在斗争中创造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苏维埃、工人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罢工委员会。这些组织起初可能只是临时抗议机构，但一旦它们开始决定工资、粮食、治安、停战、生产等事宜，就具备了构建新政权的萌芽。这就是旧的国家不能照旧统治，新组织形式在群众中产生在政治层面的表现，因为旧的国家失去整合能力后，社会中所需要的各项职能并没有消失，这时群众就会被迫自己组织起自己的组织。
四、时代性特点与任务
可见，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内，哪怕科技相比于过去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帝国主义自身的矛盾不仅不会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应当看到的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不仅竭力消灭革命本身，还在竭力消灭革命再生的条件。因为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们很难对付已经被它们坑过一次，看透它们伎俩的无产阶级，一旦这些无产阶级再夺回政权，它们走向终结那就不是未来某一天的事，而是正在做的事了。
资产阶级的这套消灭革命及其再生条件的方案是全球性的，它们要么提供民主，要么提供民生，要么两边都有些，总之它们已经不能像马克思主义时代和马列主义时代那样公开、尖锐、肆无忌惮地压榨无产阶级了。这种情况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走向虚弱的表现。当今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整个社会的无产阶级队伍就越多，资产阶级管理的成本就越高，各种灰色地带就越普遍，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存续，与在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会产生自己的组织，而资产阶级豢养的走狗则会渗透、打击和颠覆这些组织。可见因为资产阶级要消灭革命及其再生条件，所以无产阶级在当今也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不这样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而这个历史任务恰恰就是马列毛主义时代的历史任务。
现在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已知的内容。我们要明确上下限的内容有哪些，我们从社会基本矛盾论证出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的三项断裂;我们又通过这三项断裂论证出了当今时代的时代任务。现在这个上下限的内容相比来说清晰了，但是它仍是一种方向，需要结合我们的具体事实进行深化，就是说，它得经得住实践检验，也得能指导实践。
因为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这个任务，就阶段性来说，夺取政权无疑是最具标志性的一点，因为这是革命能够通过一国无产阶级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石。而在夺取政权前，对于分散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并不是不能组织起一些工人小组，但是这种工人小组并不能动员起全工厂，更不能动员起当地城市，这不是说这些工人小组是摆设，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没有革命形势到来前，如我们刚刚所讲的那样，这种群众性社会主义组织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无产阶级能够做什么呢?因为这个阶段是积累力量的，它首先能做的就是对人、关系与理论的最基本的、核心的积累。这个积累依靠的是两项最基础的条件：一项是无产阶级完成年轻化，这一点正在发生，年轻人因为没有什么前途，最终只能走向工厂，这些才是未来“扛枪”的人，是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另一项是马列毛主义者在主客观上都能组织起这种全工厂或全城市的工人组织，主观上大量的马列毛主义者得愿意去一线普工做起，客观上得能广泛地存在下去。
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清晰了，我们的工作只要以此作为衡量的标准，我们的工作就不会错，哪怕是遇到了挫折也不会出现一败涂地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可以长久地扎根下去，发展下去。而只要我们的工作能够准确把握这个上下限的历史空间，我们就能够估计当今社会形势的基本状态，就能够明确我们应以怎样的程度和速度完成这些任务，从而做好衔接和托底的工作。
革命的发生首先需要革命的社会形势，但是革命的社会形势并不能直接让革命实现。如刚刚我们所讲的那样，当今时代的革命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这就意味着三件事!首先这个时代不会因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结束，也不会因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变修复辟而结束，结束它需要解决它的历史任务。其次，当解决这项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就消灭了资本主义及其再生条件，那么资产阶级就消亡了，无产阶级自身也走向消亡了，阶级及其衍生品就走向消亡了，人类社会将进入无阶级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当今阶段是阶级社会最后一个历史阶段，而这在这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就不可能不是对整个私有制及其衍生品进行一次历史的总革命，这就不难理解教员当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前者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后者是奴隶社会代言人，按理说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一起批?难道仅仅因为几个字吗?并不是的。教员讲，这场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说的便是这个历史任务下要对私有制及其再生条件的总革命的内容。其三，因为前两个要素，这就导致在当今革命过程中，阶段性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再生条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在当今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运动中，复辟是必然消亡的，也是必然发生的，但其能否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走向现实性则是偶然的。作为革命的主体，就是要使复辟的必然消亡成为现实，可以说斗资和批修是一件事的两个不同表现形式，而非两件平行的事。
综上我们就能够理解革命为什么不是“顺理成章”的，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或者作为后无法检验的。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用我们的话说，不能把它当作僵化的教条，而是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它、发展它，并在实践中检验它。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