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土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为实现社会化之目的，可以通过规定补偿性质与范围的法律，转为公共所有或其他形式的公共经济。关于补偿，准用本法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三句和第四句的规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十五条(社会化)
2021年9月26日，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柏林的住房社会化公投中，有高达六成的人赞同征收大企业的存量住房，以将它转变为真正服务于市民的公共品。从1919年起，社会化这个概念便存在于魏玛宪法，并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德国基本法之中。然而足足百年有余，它却始终处于沉睡，从未真的付诸实施过——直到愤怒的柏林人翻开法律文本，为其注入生命。
住房，这个问题恰恰是沟通今天与过去的桥梁。早在百年前的维也纳，那个还被称作「红色维也纳」的年代，同样拂起过一场关于住房的安置运动(Siedlungsbewegung)。那时的维也纳饱受战争摧残，面临严重的住房和燃料短缺问题，奥托·纽拉特正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人物，他不仅充当了核心组织者的角色，把原先分散的住房自救团体联合为全国协会;同时，还借助自己丰富的人脉和专业能力，为运动争取到了必要的条件：土地、材料、法律与管理。维也纳的居民们组成合作社，越过货币，用劳动构建起自己的居所。
除了住房之外，纽拉特还在教育中大放异彩。他不仅推行了一系列关于住房、城市规划和安置运动的展览，还促成了安置与城市规划博物馆(Museum für Siedlungs- und Städtebau)的成功建立。在其主持之下，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出了维也纳社会经济博物馆(Gesellschafts- und Wirtschaftsmuseum)。尽管后来关于住房的合作社自建运动让位于市政主导的规模化公共建设，但纽拉特推行的实验，依然提供了一种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并非想象的图景——合作主导的社会化建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虽说如此，纽拉特的社会化思想却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维也纳的尝试恰恰是他受挫之后的「妥协」产物。回到最初，他所主张的「社会化」，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层面上，他与列宁几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通过对战时经济的观察，发现了全面集中规划下超越市场的可能未来。当然，这种相似也仅仅是在两人对战时经济的观察层面;在具体实行上，纽拉特是实物经济的坚持主张者，认为应当彼底取消货币与市场。另一方面则是目的：与列宁强调共产主义不同，纽拉特是一名社会伊壁鸠鲁主义者(他甚至以此来解释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某种社会伊壁鸠鲁主义)，强调个人、阶级乃至人类整体的幸福，并用具体的、多维度的生活条件来衡量制度成效，除此之外则是自由。
纽拉特对经济计划的主张相当独特，尽管其仍旧是中心式的，但却与后来建立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有着相当明确的区分。我们可以参考他在巴伐利亚的短暂社会化实践时期的方案。负责协调整体经济的中央经济局下设五个机构：汇总资源和数据的实物核算中心、与外国进行交换的对外交换中心、推动标准化的合理化中心、负责监督的监督中心以及公共宣传教育中心。中央经济局采用的规划指标非常独特，完全拒绝了货币，而是实物计算的产品、具体的劳动时间以及闲暇——休闲时间也被明确地纳入了经济计划之中。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权力安排：此前所说的监督中心属于经济局的内部机构，除此以外，同样存在一个由工人及其他社会成员选举出的经济委员会，作为经济局外部的计划参与方。
他的方案的确纳入了民主因素，相较于同时代的苏联计划的确有更多外部参与。但这一套设计，恐怕连其自身主张都很难贯彻——他坚决认为专家不该垄断政治决策，但却设立了一个饱含技术官僚特征的经济规划体系。虽然存在一个外部共同决策机构，但在经济局掌握着大量资料和专业性的情况下，很难说他们能起到多大的监督作用。而在经济生产中，他本人也非常强调「专业化」。例如经济委员会虽然也包含基层的工厂委员会，但范围也仅仅是经济规划层面，并未深入到微观企业之中。纽拉特认为工人直接参与工厂的管理会影响生产效率，这方面更应当交给专业的负责人进行。他对民主管理的态度相当保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到此，对于奥托·纽拉特，一些文中尚未详细阐述的内容，我想已经补充得差不多了。通看下来，他的思想的确相当奇特，与同时代的其他方案相比，可谓是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会说他的主张局限性十足，难以避免技术官僚的膨胀趋向。但这种评价终究是后见之明，无论如何都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思想在百年后也依然有着生命力，任何有志之士也可以在此之上重新反思，提出新的措施——在取消资本主义的工具箱中，多把趁手之器永远不是什么坏事。
带来幸福：
奥托·纽拉特与战时经济、社会化及社会经济的论争
译者按 这篇文章介绍了维也纳学派成员兼激进左翼经济社会学家的奥托·纽拉特如何从战时经济研究出发，形成以实物核算、整体经济计划和人类幸福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构想;作者是 Günther Sandner，文章发表于2023年，收录于 Wittgenstein and the Vienna Circle 第18章。翻译仅供学习，不代表本人立场。
摘要 政治经济学是奥托·纽拉特研究工作的核心领域。他的经济学著述与他所从事的其他思想领域(如科学哲学、视觉教育)紧密相连。本文一方面追溯纽拉特战时经济理论和社会化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考察他将这些构想付诸实施的尝试。最后，本文提出一个问题：纽拉特的贡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讨论?
关键词 幸福 · 战时经济 · 社会化 · 社会经济 · 奥托·纽拉特 · 政治经济学 · 维也纳学派 · 社会主义
01 独树一帜的经济学
奥托·纽拉特(1882—1945)被广泛认为既是科学哲学领域的重要思想家，也是图像语言与图形传播领域的创新者。这位精力充沛的奥地利学者不仅与Marie Reidemeister、Gerd Arntz等人共同发展了所谓的维也纳图像统计法和Isotype，是维也纳学派左翼的非正式领袖，也是统一科学运动的“大火车头”(鲁道夫·卡尔纳普语);事实上，他的身份远不止这些。在Isotype和维也纳学派出现以前，有一段时期，纽拉特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毫无疑问，他作为社会科学家所具有的高度学术声望，是他成为维也纳学派重要成员的原因之一。在这一学派的科学领域版图中，他填补了此前几乎无人填补的社会科学空白。浏览一下他的著作目录，就能看出其社会学、尤其是经济学著述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著述在很长时期内所占的主导地位。在所有这些著述中，他发展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进路，虽为同时代人广泛知晓，却鲜有支持者。他的大部分经济思想都超出了当时政治经济学主流进路的范围，更不必说今天的主流了。纽拉特赞成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并持续批评作为主导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以及作为其主要技术工具的货币核算的不足。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以社会工程为基础的实物经济和实物核算。尤其是，他关注一个令许多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心存疑虑的概念，并将其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人类幸福(Stuchlik 2010)。在他看来，推动未来经济的，将是对幸福的集体需要，而非企业利润与个人竞争。
纽拉特的政治经济学在当时政治经济学讨论的不同阵营中都引起了反对。马克斯·韦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以及稍后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等学者和知识分子，从程度不同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评他的经济思想(Uebel 2019);与此同时，甚至许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及知识分子也反对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观点。第一类反对者中的这些著名学者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却一致认为，没有货币和利润动机，就根本不存在理性的经济核算。他们坚持认为，没有商品和生产资料市场，任何理性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存在。另一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包括卡尔·考茨基(1932，167—177、279—285)、Benedict Kautsky(1926)、Helene Bauer(1923)、Käthe Leichter(1923)以及Wilhelm Ellenbogen(1921，15)。他们提出了不少反对纽拉特的论据，但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共同论据，是学说上的，而且颇为教条：他们宣称，纽拉特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可能是对的。
不过，直至今天，仍有一些学者研究奥托·纽拉特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如前所述，在纽拉特年近四十以前，他发表的绝大多数著述都涉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主题。概括这一时期(约从1909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关键词是：战时经济、社会化和社会经济(“Gemeinwirtschaft”)。这些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彼此之间有何关联?能否将经济学家纽拉特与科学哲学家、视觉教育家纽拉特严格区分开来?政治经济学家的工作与非政治的社会工程师的工作，在何种意义上是一致的?纽拉特的政治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与当下关于经济秩序和不同生活方式的讨论有关?或者简单地说，它与我们希望生活于其中的未来世界共同体有多大关系?
02 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的形成——早期影响与发展
经济和社会改革问题始终贯穿于年轻的奥托·纽拉特的生活，他成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非正统经济学家，直到晚年才成为维也纳一所大学(自然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毫无疑问，他对儿子产生了深刻影响。不过，父子二人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威廉·纽拉特(1840—1901)分析了当时市场经济的一系列失灵和运行障碍。他赞成建立一种全面卡特尔化制度，以克服“生产过剩危机”(Uebel 1995，92—99)。这一危机源于经济中生产者面临的相互矛盾的要求：一方面，他们必须增加商品生产，以偿还为生产融资而借入的贷款;另一方面，又必须由于所售商品价格随之下跌而缩减生产。他批评传统经济调节生产时不以需要为依据，而只以利润预期为依据。由此造成的，是生产者一方的低效率，以及消费者一方的失业和短缺，结果令人不满。因此，他主张使卡特尔制度化，并使工会、生产者协会等组织相互合作，以便组织理性的经济核算，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不过，这类机构在奥托·纽拉特的经济转型计划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威廉·纽拉特把资本主义分析为一种周期性危机制度。这在某种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相符。他虽然是资本主义的鲜明批评者，却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他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并不相信“晚期资本主义”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革命，并最终产生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正如Thomas Uebel(1995)所说，奥托·纽拉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组问题，例如，如何解释失业和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并将其与货币市场的运行和结构联系起来，但他并未沿用父亲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过，在拒绝把盈利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参照标准这一点上，他追随了父亲，而且父子二人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时，都主要采取技术性的进路。此外，他们都认为，一种生产力高得多的经济秩序原则上是可能的。奥托·纽拉特曾多次强调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同父亲一样，他批评现存经济制度一方面使销不出去的商品遭到销毁成为合理之举，另一方面却让下层阶级的欲望和需要得不到满足。然而，尽管敬重父亲，他也强调父亲的进路与自己的进路之间的差异。
在许多方面，作为经济学家的奥托·纽拉特也是Joseph Popper-Lynkeus(1838—1921)的追随者。波普是他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激进的乌托邦思想家。他提出“全民供养军役制”，也就是要求人人承担义务性的社会服务，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Popper-Lynkeus 1912)。这类旨在社会改革的思想和构想深刻影响了奥托·纽拉特。后来，他一再重提波普的思想，甚至在波普八十岁生日之际撰写了一篇充满敬意、但并非毫无批评的文章(Neurath 1918/1981)。除了波普思想的广博，他还赞赏波普理论中与自己相近的那些要素：将军事手段用于和平主义目的，拒绝货币核算并提倡实物核算，制定经济计划，以及由中央管理机构分配劳动和消费品。显然，两人都追求一种以科学为基础、能够实现人类幸福的乌托邦(Neurath 1918/1981，134—135)。这篇文章发表一年后，即1919年春巴伐利亚开始社会化之时，纽拉特从慕尼黑给波普发去一封电报，热情地宣布波普的思想即将付诸实践：“您的事业正在成为现实，因为我们正走向全面社会化”(Weissel 1976，231)。不过，波普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与纽拉特不同，因为他显然并不赞成“全面社会化”(Belke 1978，163—196)。
在这些背景下，年轻的奥托·纽拉特开始研究经济史，也就不足为奇了。1902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和数学，但仅仅一年之后便前往柏林，将学习重点转向社会科学。原因是，他在萨尔茨堡的暑期大学结识了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滕尼斯对纽拉特的影响既体现在私人生活和个人关系方面，也体现在思想方面。纽拉特熟悉滕尼斯的重要著作《共同体与社会》(Tönnies 1887/2001)。然而，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对纽拉特的思想影响，从未得到系统研究。事实上，自1903年起，他不仅如同纽拉特的父亲，而且也是他在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权威。此外，滕尼斯还帮助他与许多德国学者、知识分子以及报刊编辑等建立联系。例如，纽拉特为Ferdinand Avenarius的《Der Kunstwart》撰稿，并结识其长年挚友Wolfgang Schumann(Avenarius的继子)，就是滕尼斯亲自介入的结果。虽然他评价这位年轻的维也纳人时，有时似乎略带讥讽，却一再支持他的抱负。此外，滕尼斯作为温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似乎也对年轻的纽拉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滕尼斯强烈建议纽拉特前往柏林，将他介绍给一些重要学者，并告诉他应该参加大学里的哪些课程和研讨班。其中包括古斯塔夫·施穆勒、爱德华·迈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和Carl Ballod(另一位影响了纽拉特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家)的研讨班。最终，他于1906年在爱德华·迈耶和古斯塔夫·施穆勒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为《论罗马社会经济史》，其中第一部分以《论古代关于贸易、商业与农业的观念》为题，发表于《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这一部分详细研究了西塞罗的《论义务》。不过，纽拉特不仅分析了西塞罗的文本，还撰写了该文本的接受史和诠释史。尤其是，他试图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以不同方式解读西塞罗的原因。他最终预示了某种“意识形态批判”(Uebel 2004，22)。
他的博士论文第二部分题为《作为谋生术一部分的战争术，特别论及税收》。古斯塔夫·施穆勒和爱德华·迈耶撰写了批评性的评审报告。第一部分给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对于第二部分，他们都保持了批评性的距离。例如，迈耶对“作者的世界主义理想”并不热衷，而施穆勒则抱怨，纽拉特简直无法舍弃自己无数想法中的任何一个。他把作者描绘成一个不知节制的读书人，似乎还带着几分好感。此外，他辨认出一些特征，并最终以一种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颇为突兀、缺乏缘由的方式，将其概括为犹太种族的典型品质。这一插曲清楚表明，纽拉特很早便遭遇了反犹主义。这很可能不是第一次，而且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总之，柏林时期是纽拉特一生中学术、哲学和政治发展的决定性阶段。尽管他克服了贫困、饥饿、工作压力和严重疾病(极有可能是营养不良所致)等种种困难，而且对柏林这座城市毫无好感(总的来说，他怀念奥地利舒适闲适的生活氛围)，但塑造年轻的奥托·纽拉特的，不只是维也纳的思想氛围，还有德国首都的思想氛围。
纽拉特于1906年回到维也纳。在结束为期一年的兵役(1906—1907)后不久，他成为新维也纳商业学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师。一个在学术和科学上抱有远大志向的人，没有开始大学里的职业生涯，却选择到学校任教，这也许令人意外。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他的私人生活发生了变化：1907年，奥托·纽拉特与相恋多年的女友Anna Schapire结婚。显然，他们一直等到他有了稳定收入才结婚，而商业学校最初提供的兼职工作合同，至少部分满足了这一前提条件。
Anna Schapire比纽拉特大约年长五岁，以自由撰稿为业。她把多种语言(波兰语、俄语、英语和法语)的书籍译成德语，撰写文学评论(涉及托尔斯泰、黑贝尔)和政治问题文章(涉及社会政策、妇女权利)，同时还是小说家和抒情诗人。她对纽拉特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以往被低估了(Sandner 2014a、b，34—42;Sandner 2017)。她与纽拉特在同一年(1906)完成博士论文，题为《德国帝国议会中的劳动保护与政党》，导师是伯尔尼大学的August Oncken。尤其是，Anna Schapire是世纪之交女性主义的一位代表。1903年，奥托·纽拉特写道，和平、社会改革与妇女权利(所谓的妇女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问题(Neurath 1903/1998，5)，这显然受到Anna Schapire的影响，她对这些讨论的参与远比纽拉特深入。最终，他们合作编撰了一本经济学入门教科书，并合译了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Galton 1910)。1911年，Anna Schapire因生育两人的儿子保罗而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除Schapire以外，与爱伦·凯的交往也提高了纽拉特对妇女权利问题的认识(Sandner 2014a、b，28—34、37—42)。还在上学时，纽拉特就与这位著名的瑞典教育改革家和畅销作家取得了联系。他们的通信和思想交流持续多年。妇女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性关系和婚姻问题，以及社会、教育问题和人类幸福的观念，都出现在他们讨论的议题中。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凯与纽拉特之间的思想讨论呈现出日益疏远的特点。纽拉特越来越经常地反对凯的论点，例如反对她的个人主义，这位昔日的少年仰慕者逐渐成为一位根本性的批评者。尽管如此，她对人类幸福的关注，以及面向大众开展教育的能力，仍可能对他产生了持久影响(Sandner 2014a、b，40—41)。
不过，在新维也纳商业学校，他起初是一位抱负远大、富有创新精神、每周只承担少量课时的教师，但履行教学职责却持续占用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班级更多、课时更多，需要投入的时间也更多。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计划。他一直考虑自己的大学任教资格研究，希望在其中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研究战时经济;他还与Philipp Frank、汉斯·哈恩等人一道，参加了多个知识分子圈子，例如后来被称为“第一维也纳学派”或“维也纳学派前身”的圈子(Haller 1986;Stadler 2015;Uebel 2000)。一位具有哲学素养的政治经济学家奥托·纽拉特，仍在形成之中。
03 战时经济学的讲授者
继博士论文第二部分之后，纽拉特从1909年起发表了大量关于战时经济的文章、论文和小册子。其中包括专著《古代经济史》(1909)。这本书广受关注，使纽拉特赢得了经济史专家的良好声誉。此外，这本书的1918年修订版还使他首次、但并非最后一次出现在当代小说中。德国作家、和平主义者Leonard Frank在其广获成功的小说《兄妹》中提到了纽拉特的书，但没有说出作者姓名。这部小说于1929年在德国出版，不久后便被译成英语(Frank 1941，41)。
早在1910年，纽拉特就在新维也纳商业学校的年度报告中发表了对战时经济的全面分析(Neurath 1910/2004)。他在其中批评，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此前对战争问题关注不足。他确信，学界现有的关注程度与这一主题的实际重要性完全不相称。在他看来，阻碍学界对战时经济开展更广泛且迫切需要的讨论的，主要是自由贸易理论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地位。
在研究过程中，他经常讨论古代作者关于战时经济的观点。他意识到，这些观点不同于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并认识到战争并不必然只造成经济灾难和社会苦难。相反，他经常指出，在某些条件下，战争甚至可能刺激经济。古希腊和古罗马作者的著作与文章并非只对战争作负面评价，例如，他们还将战争视为获取收入的手段。然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不仅评估个别问题，还评估战争对经济的总体影响(Neurath 1910/2004，160)?在纽拉特看来，回答这一问题，是战时经济学这门新学科的主要任务。
对纽拉特而言，一般来说，经济理论本身也是可能出错的，因为它们总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关。他这样写道：“正如英国的经济条件使英国思想家走向自由贸易理论，德国的条件也使李斯特及其一些同时代人走向保护关税理论”(Neurath 1910/2004，160)。不过，从总体上看，即使主流经济自由主义也只在一个短暂时期占据过支配地位。因此，他确信，即便是如此有影响力的理论，也可能像此前许多理论进路一样，在不久的将来消失。
纽拉特于1906年离开柏林、回到维也纳时，就提出了这类论点。在服兵役期间(1906—1907)，他作为博士后研究者，与奥托·鲍威尔、路德维希·米塞斯等日后的朋友和论敌一道，参加了维也纳大学的研讨班。米塞斯在自传中，对经济学家欧根·庞巴维克主持的研讨班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然而，在讨论和辩论中，这位教师似乎是一位十分宽容的研讨班主持人，无论如何，在米塞斯眼中，他宽容得过了头。这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如此描述研讨班的讨论氛围：
庞巴维克是一位出色的研讨班主持人。他更多地将自己视为主持人，而非教师，偶尔也会加入辩论。遗憾的是，有些夸夸其谈者有时滥用了与会者获准享有的发言自由。尤其扰乱讨论的，是奥托·纽拉特以狂热气势坚持的那些胡言乱语。主持人若更强硬地行使权威，往往会大有益处，但庞巴维克丝毫不愿如此(Mises 1978/2009，32)。
作为兼具历史与哲学思考的思想家，纽拉特用亚里士多德式的术语界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在福祉的意义上理解财富，从实物经济的角度讨论实际收入，并将重点放在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上。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颇为独特的进路。总的来说，他既不追随奥地利的理论学派，也不追随德国的历史学派。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两种进路之间的中介。一方面，他确信历史研究显然有其用处。正如他反复强调的，古代作者采取了一种更为精细的进路，承认战争可能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战争可能具有谋生手段的功能(西塞罗)，只是其中之一。此外，他也经常援引具体的历史例子，说明战争并未摧毁国民经济，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经济影响，美国内战和拿破仑战争就是这样的例子。另一方面，纽拉特又将自己的观察系统化为一个战时经济理论模型，其基础是实物核算、实物经济、计划和科学专业知识，尤其是统计学。因此，总的来说，他既运用和开展历史考察，也进行理论分析。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要取得进步，就必须将两种进路结合起来。而且，纽拉特的进路还包含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信息：如果把战时经济中的成功要素付诸实践，就能够解决和平时期现存经济秩序的主要问题。纽拉特确信，战时经济的经验，是通向和平未来的关键，在这样的未来中，可以避免剥削、社会不平等、失业和贫困等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
在许多方面，战时经济论争确立了纽拉特作为严肃专家的声誉，尽管其独特进路备受争议。后来，纽拉特以自己既不属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也不属于德国经济学派这一事实，解释自己为何未能成为职业上成功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他声称，加入某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是事业成功的必要前提，而他从未满足过这一条件。
纽拉特对和平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强烈兴趣，如何与他在战时经济方面的活动相协调?他经常提出，相较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危机，战时的经济危机较为温和。战争总能释放和平时期受到限制的能力，甚至国家在战时的干预也比和平时期发生经济危机时更强。纽拉特这样写道：“一般来说，在和平时期，人们任由证券交易所和银行想办法提供救助;但在战争时期，当国家必须为自身生存而战时，它也会更加有力地干预经济自由。可以一再看到，在战争时期，只要某项措施有助于维持机制运转，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采用”(Neurath 1910/2004，189)。毫无疑问，他并不担心可能损失经济自由，却强烈赞成持续采用能够防止经济危机的措施。
不过，纽拉特从未否认战争造成的损害，即“生产能力遭到巨大破坏，并被转用于战争目的”。然而，在战争时期，各种能力也确实得到了好得多的利用。总之，战时经济的优势，是相对于战前和平经济而言的。他指出，“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秩序，使战争的蹂躏并不显得损害极大，甚至还可能成为一种拯救。”接着他说：
战争本身并不是这种好转的主要原因，这一事实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就不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同样、甚至更好的结果吗?如果能够进行一项使生产和消费不受限制的改革，那么战争就会成为比今天更大的灾祸，也许那时人们就会更加经常地避免战争。因此，要取得最好的成效，也许不是直接反对战争，而是反对我们经济秩序的某些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削弱了战争的可怕之处，增加了它的好处(Neurath 1910/2004，194)。
纽拉特早在1910年便得出了这一结论，此后它始终是其战时经济理论的核心。不难看出，尤其在最后一段中，他积极介入了当时关于和平与战争的讨论(参见Kraeutler、Oesch和Sandner 2011)。然而，与许多和平倡议不同，他确信经济秩序是实现和平社会的关键。所需要的，与其说是不断鼓动人们反对战争的残酷，不如说是对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秩序作明确的批判。尽管如此，他强调自己一向“从根本上反对”战争本身。
在大量关于战时经济的论文中，纽拉特不仅对一般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给出了一些回答，还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研究纲领。他记录已知的事实和关系，分析历史资料，并最终提出一系列尚待解决的问题。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看出他的倾向，例如，他赞成“摆脱极端经济自由主义”(Neurath 1910/2004，179)。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自己是一位非政治的专家。但他真的与政治无关吗?
纽拉特不仅从历史角度分析战时经济，也借助自己的经验观察进行分析。当他发现有机会对当下的战时经济进行经验研究时，便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一机会。1912年秋，两次巴尔干战争中的第一次爆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由美国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于1910年创立)宣布提供研究资助，并组织了一个科学委员会，计划从不同角度评估巴尔干战争。这个委员会的目标，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和平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是纯粹科学性的。按照基金会的设想，人们应当吸取教训，以防止未来的战争。这一态度与纽拉特的进路完全契合(参见Sandner 2013;Sandner 2016)。在这一整体科学研究计划中，战时经济问题占据重要地位。奥托·纽拉特获得了前往巴尔干地区考察的机会，他关于战时经济的讲演和著述无疑是促成这一机会的重要因素。他并未辞去教职，而是主要利用暑假进行这些旅行。他在交战国家及其他地方的多次停留，不仅使他为卡内基报告作出学术贡献，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巴尔干战争的文章、论文和小册子。尤其是，他在专业期刊《奥地利经济学家》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的战时经济理论继续发展，仍处于形成之中。
纽拉特一再表示，与半封建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相比，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这类组织良好、没有大地产的农业经济体，更能应对战争。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解释因素是：自由农民、相对平均的土地分配、运转良好的共同体(如家庭或村社)、合作社的发展，以及征兵动员时总有家庭成员留在家中耕作这一事实。在这方面，他着重考察了传统农业形式占主导地位的塞尔维亚。战争动员意味着许多农业劳动者奔赴战场，但纽拉特观察到，塞尔维亚社会制度能够在合作社体系内，以家庭成员和共同体中的其他农业劳动者替代缺席的劳动者。传统的塞尔维亚Zadruga(大家庭)通过合作社制度，甚至通过现代形式的合作社制度，安排集体耕种土地，这在教育方面也很重要。这是一种传统的互助制度，在他看来，它支持了自己的战时经济理论。
除许多其他著述之外，他还于1912年撰写了一本题为《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的成功：一项经济与社会研究》的小书(Neurath 1912/2004)。他的资料来源包括：与塞尔维亚主要政治家的讨论，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公务员、银行经理及商人提供的信息，与帝国政治家的交流，塞尔维亚和非塞尔维亚的出版物，尤其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领事报告(Neurath 1912/2004，201)。他列出统计数据，说明虽然战争正在进行，塞尔维亚1912年的收成却并不比1911年差多少(Neurath 1912/2004，203)。在他看来，合作社增强了经济稳定性，提高了国家的战斗力。因此，塞尔维亚的农业制度和共同体组织大幅减轻了战争对农业的破坏性影响，战争期间该国的粮食供应也保持了对外国的相对独立。
不过，对纽拉特而言，塞尔维亚的成功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结构问题。他的分析是，塞尔维亚人形成了一种“原始的农业民主制”(Neurath 1912/2004，202)。
他的这部著作还有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方面。尤其在关于塞尔维亚战时经济的文章中，纽拉特是奥匈帝国外交政策的尖锐批评者。他一再批评自己在祖国观察到的反塞尔维亚情绪、报刊上的反塞尔维亚文章，以及政治家和官员对塞尔维亚经济所作的悲观性(或宣传性的)贬低。他确信，那些宣称塞尔维亚经济衰退的虚假报道，最终会造成棘手局面。他指责奥地利政治家和报界被一种反塞尔维亚情绪所支配，以致看不清实际的政治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相反，他强烈主张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实行经济合作政策(Neurath 1912/1998)。
尽管他从未接近战场，却始终承认“很可能发生过大量暴行”，并指出相关族群的“发展水平低下”(Neurath 1912/2004，226)。然而，显而易见，纽拉特不仅亲塞尔维亚，而且反阿尔巴尼亚。他强调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作为该地区文化先驱的作用，认为这些国家的教育和民主传统，尤其比阿尔巴尼亚人更为丰富，并将此归因于东正教会(Neurath 1912/2004，227)。尽管如此，他完全清楚，战争行为，尤其是暴行，不能仅仅归咎于正式军事部队，也应归咎于几乎各方都有的大量武装团伙。他写道：“在巴尔干战争中，武装团伙十分活跃;巴尔干各国政府很可能像以往一样，向它们提供武器、弹药和军官。”他又补充道：
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官方人士，将非战斗人员遭受的一切暴行都归罪于这些团伙。有可靠人士称，正规军有时也参与杀害非战斗人员(Neurath 1912/2004，227)。
这一时期，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在一篇题为《作为独立学科的战时经济学》(1913)的简短纲领性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研究。他再次着重讨论战时经济的独特之处，例如，与“正常的”经济危机不同，战争危机会突然发生，并同时冲击经济的所有部分。他确信，仅这一事实就需要一种专门理论来解释。他写道：“我想建议将其命名为战时经济理论”(Neurath 1913/1973，127)。不过，他认为，归根到底，战时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助于政治经济学整门学科在科学上取得显著进步。
1914年8月，纽拉特再次亲身经历战争。他被征召入伍，最初被派往东线。据他自己的描述，他成为Radziwillow(今属乌克兰)犹太社群的经济参议或顾问，并在那里获得了一些经济实践经验(Wilhelm 1921，28)。由于在战时经济方面的学术活动，也由于某些技术发明，他还获得了一些军事勋章(Sandner 2014a、b，81)。
不过，1916年4月，他被调往维也纳新成立的战时经济科学委员会，成为其十位小组组长之一。他的小组除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外，还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威尔，这次相遇日后将发挥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战时经济专家的纽拉特是这一科学委员会的智囊。但他在委员会创立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仍不清楚。委员会主要从事对战时经济活动及其发展的记录、系统整理和分析。其目标是撰写某种战争经济史，即一部关于战时经济的总参谋部著作(Generalstabswerk)(Sandner 2014a、b，85—91)。
每个小组通常由一名预备役军官领导。纽拉特小组的任务是研究一般战时经济和军队经济。另一位组长不是别人，正是Othmar Spann。这两位知识分子后来发展为公开敌对的关系，当时已初露端倪。无论如何，即使在那时，他们在许多方面也存在分歧。与纽拉特相反，Spann从一开始就是激进的战争鼓吹者。此外，他们对科学委员会应如何工作也有不同看法：它主要应当是一个文献中心(Spann)，还是一个研究机构(纽拉特)?1918年11月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委员会短暂的历史便结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战争事务国务秘书Julius Deutsch恰恰只委托纽拉特和Spann组织委员会的撤销工作，并决定当时已相当庞大的藏品的去向。然而，Spann后来同情法西斯主义，并在学术政治中十分活跃，尤其参加了一个旨在阻止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获任维也纳大学教授的施压团体(Taschwer 2015，128—132)。不过，纽拉特回顾这段经历时强调，这个科学委员会始终是一个“没有权力的机构”。
然而，纽拉特战时经济学制度化的故事尚未结束，因为德国又出现了一个机构：莱比锡战时经济博物馆(Sandner 2014a、b，91—99)。它存在于1916年至1923年。推动其建立的力量是萨克森经济商会，此外还有学术界的支持。德国战时经济理论家Ferdinand Schmid在《社会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批评了科学界和政治决策者对战时经济的无知(Schmid，无日期)。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推荐了奥托·纽拉特的著述。从1917年起，纽拉特先后成为这座新博物馆的学术顾问、学术主管，最终出任馆长。在此期间，他仍然担任奥地利科学委员会的小组组长，显然希望实现我们今天所谓的协同效应。
博物馆唯一举办的专题展览，主题是“世界封锁与战时经济”。展览于1918年8月开幕，展示了英国战争政策，尤其是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展览着重介绍旨在弥补食品、金属等短缺的若干手段，并展示了替代品或代用品的具体实例。归根到底，展览旨在帮助德国实现经济自立和自给自足。在这一背景下，纽拉特社会学中的若干思想和概念出现了，例如生活状况(Lebenslagen)，这些概念在博物馆的机构定位中居于核心地位。按照博物馆小册子所传达的信息，经济手段的效能可以由它们影响饮食、衣着、住房、阅读、看戏、工作、疾病以及其他一切与生活状况有关的事物的能力来界定。虽然这篇文字匿名发表，却显然体现了纽拉特的经济观念，而且极有可能出自他的手笔(Das Deutsche Kriegswirtschaftsmuseum 1918)。
博物馆的总体目标，是展示和平经济向战时经济转变的过程。此外，它还意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战争结束后，应当如何组织一种稳定的和平经济?
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纽拉特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声望。要成为大学教授，需要获得所谓的大学任教资格，而他此前尚未取得这一资格。当时，海德堡大学似乎是合适的地方。在德国经济学家Eberhard Gothein的帮助下——纽拉特曾在致滕尼斯的信中赞扬过他——纽拉特凭借自己关于战时经济的大量文章和论文，成功取得了大学任教资格。他的资格讲演题为《战时经济、管理经济与实物经济》(Neurath 1917a/1919)。这篇文章主要由实质性的概念和术语思考构成，讨论相关术语和概念的含义、差异及相互联系。不过，他对计划经济的明显好感，在其中并未得到那么清楚的表露。
尽管如此，纽拉特在战时经济论争中仍相当孤立。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拒绝他的进路。其中一位是Franz Eulenburg，他撰写了多篇着重讨论战争与经济关系的文章。这位经济学家不仅批评纽拉特理论中的个别要素，而且强烈反对将“战时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这一进路本身。在他看来，战时经济无非是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一种转化，因此不可能成为一门新建学科的研究对象。马克斯·韦伯和路德维希·米塞斯等其他批评者虽然没有详细讨论纽拉特的著述，却仍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从根本上不同意他的基本论点(Mises 1922/1932，100;Mises 1920，102)。似乎只有Rudolf Goldscheid等少数学者支持他的理论。这位杰出的奥地利社会学家、一元论者和和平活动家，显然赞成战时经济这一构想，尽管没有明确提到纽拉特。在Goldscheid看来，战争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不能被当作替战争辩护的理由。相反，它们构成了反对战前既存经济秩序本身的有力论据。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归根到底成了“和平的导师”(Goldscheid 1915，2)。这与纽拉特的结论显然相距不远。纽拉特后来与Goldscheid在和平运动中的合作，也清楚表明两人采取了相近的进路(Sandner 2014a、b，83—84)。
尽管纽拉特总是强调自己是一位非政治的专家和社会工程师，但从政治角度看，他的经济学进路显然并非价值中立。相反，它既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例如反对自由贸易、货币经济、市场等)，也提出了明确主张：战时经济是一种计划经济，包括集中计划的生产和分配。然而，一个非政治的纲领听起来可不是这样。尽管具体配套的政治纲领稍后才出现，但已经很清楚，纽拉特的政治经济学一旦付诸实践，显然就意味着现存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终结。不过，这一信息在随后的几年里变得更为突出。
04 行动的生活：全面社会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多数参与政治讨论的人都在讨论一个观念：社会化。在许多人眼中——而不仅仅是政治左派眼中——传统市场经济既应对经济危机的各种症状(包括失业、社会不平等等)负责，也应对世界大战的人道灾难负责。甚至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确信，战后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然而，由此产生的各种构想在许多方面并不相同。
尤其在这一时期，奥托·纽拉特确信，国内和国际条件都有利于社会化;他反复强调，这样的机会今后是否还会重现，是很值得怀疑的。
奥地利战争部(上述科学委员会不久便成为其下属机构)和莱比锡战争博物馆的官方代表，可能都不了解他们那位杰出的战时经济专家、大学编外讲师(Privatdozent)奥托·纽拉特的经济和政治计划。1918—1919年，当他们意识到纽拉特关于奥地利和德国未来的计划，主要与政治左翼的计划一致时，他们极有可能即使不感到震惊，也感到极其意外。在大战临近结束时，左翼理论家提出了“战时社会主义”这一概念(Krüger 1997)。许多左翼人士对他们以为在战争期间看到的社会主义表现充满热情。一般来说，战时社会主义的追随者确信，战争已经充分证明，集中计划经济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远非市场所能及。市场几乎总是造成短缺，甚至食品、住房和医疗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也不例外，而计划经济则保障居民的供应，保证商品的充分生产和公正分配。战时社会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构想，与纽拉特的战时经济理论并不完全相同。不过，它们在许多根本方面是一致的。
以战时经济理论为背景，奥托·纽拉特得以制定详细的社会化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通过多次讲演和多种著述阐发了这一计划。例如，他以笔名为《Der Kunstwart》的副刊撰写文章，在这份期刊中，他找到了朋友Wolfgang Schumann这一盟友;他还在其他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Fonsow 1919)，并出版小册子，甚至书籍。
不过，在德国社会化论争中，成为最重要声音之一的，恰恰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奥托·纽拉特，这一点仍值得注意。原因有几个。首先，他已经是一位著名专家，尽管备受争议，例如，他曾在声望很高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发表文章。该刊的一位编辑Edgar Jaffé(共同编辑还有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将他介绍给了巴伐利亚总理库尔特·艾斯纳。
纽拉特如何描述自身形象的转变，以及如何为自己从非政治专家转向政治活动家辩护，是值得注意的。他这样写道：
那些本应采取行动的人的犹豫和摇摆、朋友们的劝告，以及种种偶然情况，终于促使我在深思熟虑之后结束沉思的生活，开始行动的生活，帮助引入一种将会带来幸福的管理经济(Neurath 1919/1973a，124)。
战后的德国很快出现了两次机会，使他能够实现所设想的行动生活，并将经济理论付诸实践。不过，两次尝试最终都失败了。
第一次机会出现在萨克森，那里由社会主义者占多数的议会和社会主义政府治理。他满怀希望地提出了一项全面社会化计划。他与社会民主党记者Hermann Kranold及朋友Wolfgang Schumann一道，不仅向政治家，而且直接向工人阶级宣传自己的构想。
Kranold—纽拉特—Schumann计划(1919年2月11日)是一份“社会化计划”，包括二十一项拟由邦议会通过的提案草案，但这些提案实际上从未获得通过(Neurath 1919;Kranold 1919)。总的来说，这或多或少只是纽拉特自己的计划。他在开姆尼茨与工人的讨论会上介绍全面社会化思想，同时也表现出与俄国苏维埃政治的一定距离。在一次演讲中，面对听众提出的亲苏问题，他讥讽地回答说，自己决不想借助大规模处决来实现幸福(Neurath 1919，101)。然而，萨克森政府及其总理、社会民主党人Georg Gradnauer，并未被说服去实施Kranold—纽拉特—Schumann社会化计划。因此，开始将纽拉特的全面社会化付诸实践的，并非工业化的萨克森，而是一个保守、主要由农村构成的联邦州：巴伐利亚(Sandner 2020)。
最初有一个颇具希望的计划：在工业化的萨克森和农业性的巴伐利亚同时实行全面社会化。然而，在Gradnauer拒绝萨克森全面社会化之后，似乎只剩下了这个农民地区。
1919年2月21日，独立社会党总理库尔特·艾斯纳遭到暗杀，此后，由社会民主党人Josef Hoffmann领导的联合政府(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党人，也包括保守派)治理这个邦。在Edgar Jaffé和独立社会党贸易部长Josef Simon的帮助下，新的巴伐利亚政府于1919年3月31日任命纽拉特为新设中央经济局局长。该局负责巴伐利亚的社会化，但同时隶属于贸易部。纽拉特是公务员，而不是政治家。然而，他使这个邦实现社会化的策略似乎颇有成效。凭借聪明才智和出色的社交能力，他在许多领域找到了盟友，甚至在农民党中争取到了反社会主义政治家Sebastian Schlittenbauer(Sandner 2014a、b，125)。
纽拉特领导的机构最初采取的行动，涉及煤矿开采、水力能源和电力工业。进一步的计划还涉及银行业和报界。然而，政治发展却无法预测。纽拉特就任后仅仅几天，1919年4月7日，一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又被另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取代。总理Josef Hoffmann(SPD)在班贝格建立了流亡政府。慕尼黑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很快升级。在德国正规军以及激进右翼志愿军团以暴力终结第二个共产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后，流亡政府返回慕尼黑(Mitchell 1965，318—331)。革命时期的许多代表人物遭到逮捕或处决。纽拉特最初被控犯有叛国罪，最终于1919年7月被判处一年半监禁。不过，他的律师争取到了暂缓收监。随后，来自维也纳的多次官方政治干预表明，他在奥地利政府中拥有不少有影响力的朋友。除奥地利驻德国大使Ludo Moritz Hartmann外，主要是总理卡尔·伦纳和外交国务秘书奥托·鲍威尔希望将纽拉特移交奥地利。政治和外交争执历经曲折，持续到1920年2月。纽拉特承诺不再从事反对巴伐利亚政府的活动之后，终于返回维也纳(Sandner 2014a、b，138—143)。
在纽拉特的帮助下，巴伐利亚成为德国唯一启动全面社会化的联邦州。然而，能够利用的时间太短，远不足以实现任何预期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他的任期仅持续了几周，所有社会化措施都在刚刚启动不久便被暴力终结。
奥托·纽拉特从未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或共产主义。尽管如此，他仍试图在一系列政府之下继续开展社会化活动，其中包括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甚至他的一些朋友和支持者，如奥托·鲍威尔，也批评了他作为非政治社会工程师的态度。
不过，1919年4月，纽拉特仍然确信，“自由交换经济的时代正在结束，管理经济的时代正在开始;货币经济将会消解，让位于一种得到彼底组织的实物经济”(Neurath 1919/1973a，123—124)。
纽拉特的社会化理论究竟有何独特之处?在某种意义上，他坚持了自己的战时经济构想，只是更换了名称。他继续批判“传统经济”，但这次显然是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Neurath 1920/2004，378—379)。尽管仍以学者和社会工程师自居，他却一再将全面社会化概念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在他看来，社会化意味着废除传统经济秩序以一种完全计划化的经济取而代之，即一种为了人民、由人民管理的经济。他这样写道：“社会化的目标，是以社会主义方式生产和分配最终产品”(Neurath 1920/2004，377)。关于社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又补充说：“不过，通常只有当社会主义的分配和生产的计划管理都由社会来实行时，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Neurath 1919/1973b，137)。
需要注意的是，他是在密切联系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社会化进路的。他通过撰写多种著述使人们信任其专业知识，充当社会工程咨询者和顾问，并在慕尼黑担任高级公职人员，获得自己的实践经验，最终又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社会化进路。
在他的社会化构想中心，是一项由具有决断权的中央机构借助全面统计来制定和实施的计划。与许多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不同，他对社会化的理解是激进的。社会化只能作为整体来实现，因为根本不存在局部的社会化。他指出：“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人们只能谈论经济整体的社会化，也就是对经济进行有计划的改造”(Neurath 1919/1973b，137)。此外，在他的计划中，社会化也可以单独在一个联邦州或一个国家实现。而且，他认为，国家以及已经存在的合作社、卡特尔、银行、混合企业、工会、消费者协会、商会、农业商会和其他大型组织，都可以充当社会化的推动者(Neurath 1919/1973b，138)。实现全面社会化经济的时机已经成熟，没有必要观望别人正在做什么。因此，纽拉特不仅着眼于理论设计，也着眼于实践检验。
不过，纽拉特的社会化计划还有另一个特色，使其不同于许多其他方案。如前所述，他设想的未来经济是一种实物经济。总之，这无非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其主要要素——货币和市场——将不复存在。纽拉特确信，“任何完整的计划经济最终都归结为实物经济。因此，实行社会化就意味着推进实物经济”(Neurath 1919/1973b，145)。在这种计划经济中，失业、基本生活必需品短缺、无家可归等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问题将被消除。
尽管如此，他反对臃肿的官僚机构。按照他的构想，在经过改造的经济中，“一切都变得透明而且可以控制”(Neurath 1919/1973b，142)。他的社会化模式不需要威权国家。然而，这一模式与个人自由之间仍存在若干张力，例如个人有法律约束力的劳动义务，尽管同时保证给予收入。
纽拉特的政治和民主观念，严格区分经济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Neurath 1920/2004，390—392)。在他看来，工人的力量在单个工厂中并没有那么具有决定性，而是在整个经济中才具有决定性。社会化需要由更高层级的经济委员会控制，这些委员会独立于地方政治和个别企业的利益。因此，他设计了一个经民主选举产生、但具有层级结构的经济委员会体系，其任务是实施控制，并确保经济体系的纪律和凝聚力。为防止官僚化、迟缓和冷漠，他建议定期更换经选举产生的代表。
不过，对于未来的社会和政治转型，纽拉特确信，不同生活方式与生活风格享有平等权利的观念正日益得到认可。他将“同一联合体内不同民族充分发展的文化生活”，视为一种前景可期的未来生活方式(Neurath 1917b/1973，133;Sandner 2005，280—283)。而在社会化经济中，生活方式可能具有大得多的多样性。他这样写道：“如果社会希望如此，就可以让战争伤残者和老年人实行六小时工作日，与普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日并行”(Neurath 1919/1973b，145)。
归根到底，社会化的目标不仅是充分发挥经济潜力，还包括建设(Aufbau)一种面向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Neurath 1920/2004，384)。
1920年2月，当他离开慕尼黑、返回维也纳时，这些思想仍然十分鲜活。
05 通向社会主义的崎岖道路
返回维也纳后，奥托·纽拉特极其忙碌，试图在奥地利共和国及其首都维也纳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从1919年首次选举起，社会民主党便在维也纳赢得了压倒性多数。这是“红色维也纳”的开端(Gruber 1991;Rabinbach 1983)。
纽拉特于1912年迎娶的妻子奥尔加(娘家姓哈恩)，在给他们的朋友、艺术史家Franz Roh的一封信中抱怨，她的丈夫面临过度劳累的危险。他从一个约会奔赴另一个约会，从一场会议赶往另一场会议。在这座大城市盛夏的酷热中，他似乎根本没有时间休息。罗伯特·穆齐尔在日记里提到这个“讲坛上的好斗雄马”，一个在思想上充满好斗精神的学者(Musil 1919/1983，429)。
1920年初夏，纽拉特参与工人阶级教育运动，为工厂委员会成员组织学校和培训班，随后社会经济研究所(Forschungsinstitut für Gemeinwirtschaft)成立。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支持奥地利社会化委员会。不过，此时社会化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地失败了。1919年10月，奥托·鲍威尔因在政治上深感失望，辞去了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年后的1920年秋，SDAP在大选中失利，从联合政府的一员转为长期的反对党。结果，这一短暂的社会化时期最终结束了(Gerlich 1980;Weissel 1976)。
因此，社会经济研究所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对真正社会化未能实现的一种补偿。尽管设立这一委员会，是为了组织某些使经济社会化的措施，而且各政党在其中拥有同等代表权(其中竟然包括反对社会化的政党!)，它却未能做到这一点。政治共识根本不存在。尤其是基督教社会党，阻挠了议会中每一次征收财产的尝试，而没有这种征收，社会化几乎就不可能实现。最终，社会经济只存在于整个经济中极小的部分。所谓“社会经济企业”，是位于维也纳市某个城区的原奥地利军队企业和工厂。从经济上说，它们无足轻重。
在某种意义上，纽拉特始终把经济问题当作技术问题来处理。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显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在大战结束后，他似乎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诠释，遭到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广泛反对。纽拉特政治经济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要素，并不只包括拒绝劳动价值论(Freudenthal 1989;Sandner 2014b)。事实上，纽拉特着重于社会生产的重新组织，而非生产资料的征收。德国和奥地利两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都与他关于无货币实物经济的构想、他的激进社会化进路，尤其是他对马克思的解读不相一致。许多社会主义者对他坚持人类幸福、将马克思主义诠释为“社会的伊桑鸠鲁主义”的做法报以讥笑(Neurath 1928/1973，289)。总的来说，纽拉特激进的经济思想在工人运动中颇为孤立。
社会民主党人Wilhelm Ellenbogen认为，那个仅包含几家企业的小小社会经济部门代表着“社会化的胚胎”，纽拉特拒绝这一观点。Ellenbogen则转而抨击“全面社会化理论家”(Ellenbogen 1922，4)，虽然没有点名，但这句话只可能有一个针对对象。对纽拉特来说，奥地利此前的社会化无非是空话。他确信，社会经济企业与其说是社会化企业，不如说是社会资本主义企业(Neurath 1922a)。
20世纪20年代初，纽拉特继续深入思考实现社会化的可能途径。他既不属于社会民主党的主流讨论阵营，也不赞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因此需要寻找新的进路。当时他最青睐的理论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他采纳了英国社会科学家G.D.H.柯尔的理论进路，后者是现代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Sandner 2014a，156—162)。按照自己一贯独树一帜的思考方式，纽拉特结合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要素，甚至拒绝柯尔进路中的某些要素，并将自己独特的进路与全面社会化理论联系起来(Neurath 1922b)。在他看来，主张按行业组织雇员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构想，提供了一个包括经济自治与政治参与的理论模式。因此，经济民主补充了政治民主(Adler 1926/1982)。纽拉特将之表述为“敌人之间的民主”与“朋友之间的民主”的区别(Neurath 1926)。这会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吗?
实现社会经济的一次实际尝试，是战后维也纳的安置运动。它作为自助组织兴起，旨在缓解食品和住房短缺。1921年初，纽拉特成为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Sandner 2014a、b，165—176;Frei 1991)。在这项工作中，他协调了一个由该领域活跃协会组成的网络。同年10月，他与其他人共同成立了拥有不少于五万名成员的奥地利安置与园地协会，并担任其总书记。此外，还成立了一个代表二十五万余名成员的基尔特组织。不过，就小规模而言，安置运动确实代表着某种社会经济。每个在安置区获得住房的居民，都以自己为共同体付出的劳动来“支付”住房的代价。社会民主党曾一度支持这一运动，但安置运动的鸎峰时期仅持续数年。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后，红色维也纳的住房政策从安置区建设转向以大型住宅项目为形式的市营住房建设。安置区的重要性日益下降(Sandner 2014a、b，165—176)。
纽拉特在红色维也纳最重要的教育项目，是社会经济博物馆，它或多或少直接产生于安置运动。安置协会于1923年举办了一场大型展览，为新博物馆奠定了基础。从1925年成立到1934年关闭，奥托·纽拉特始终是该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馆长。作为一座发展新视觉语言的创新型社会博物馆的馆长，纽拉特在国际上越来越知名。考虑到法西斯主义时期他不得不作为政治流亡者在荷兰和英国重新开始，这种声誉后来证明极为重要。
不过，仔细考察便会发现，社会化的推动者与视觉教育者之间，存在清楚的纲领性联系。全面社会化既然已经失败，对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成员进行教育的必要性便显而易见。尽管与马克斯·阿德勒关于塑造新人的构想保持一定距离(Neurath 1925/1981)，即便是纽拉特也确信，在某种意义上，教育可以造就社会主义者(Sandner 2014a、b，160)。他所领导的社会经济博物馆，通过把社会经济事实及其相互关系视觉化开展活动，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此外，他还积极参与许多其他提供工人阶级教育的机构，尤其是位居社会民主党教育组织顶端的工人高等学校(Arbeiterhochschule)。
然而，后来纽拉特回顾这一政治经济时期，甚至承认自己犯过某些错误，尤其是在战时经济方面。此前对于社会主义未来的那种确定感已不复存在。据他的妻子玛丽说，他越来越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或许只是部分正确，尽管他对于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即将出现，已不再那么乐观。事实上，他从未彼底改变自己的看法，其基本思想与信念依然存在。即使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仍要求实行“为了自由的国际计划”，仍然确信民主计划、个人自由和多元主义之间毫无矛盾(Neurath 1942/1973)。在他看来，它们相互依存。为了自由的计划，仍然是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能够使未来世界共同体中的相互理解、宽容和幸福成为可能。因此，仍然存在一种乌托邦，它既超越“过去令人痛苦的市场社会”，也“反对以极权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独裁计划”(Neurath 1945/2004，548)。
06 奥托·纽拉特与社会主义的未来
在由共产主义东方集团与资本主义西方构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极世界终结之后，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替代性政治方案的观念几乎消失了。社会主义理念还能留下什么?其中是否有值得记住的核心，社会主义究竟还有没有未来?在众多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中，阿克塞尔·霍耐特也是一位。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上与工业化时代紧密相连，这使它难以适应二十一世纪。霍耐特认为，需要修正对经济的单一维度关注、封闭而决定论的历史观(包括确定的预言)，以及由此而来的、把无产阶级视为唯一革命主体的观念。作为替代，他提出一种向实验检验和非决定论发展敷开的社会主义观念，将社会自由视为经济和政治上的关键范畴(Honneth 2015)。
虽然奥托·纽拉特并非在所有方面都与霍耐特的批判一致，而且两人在哲学上存在某些根本分歧，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者，他已经预示了这一特定批判中的某些要素。在《全面社会化》一书结尾，有一个简短却引人注目的段落，讨论“经济宽容”(Neurath 1919/2004，402—403)。纽拉特在其中宣称，自由市场经济的崩溃可能带来一种新文明。不过，他强调，即使社会化经济，也“只有在尊重人的多样性、不强加新的奴役时，才能真正持久”(Neurath 1919/2004，402)。在他看来，未来世界革命这一观念本身必然具有“暴虐的特征”。因此，甚至“社会主义暴政”也是一种可能的前景，不过必须指出，他坚决拒绝这一前景。在他看来，社会化必须与宽容相结合，而且最终必须带来解放。这意味着什么?纽拉特确信，未来的文明不应全部按照同一模式组织起来，社会主义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理论形式和民族形式，甚至相互矛盾的形式!他宣称，走向社会主义未来的三大主要运动可以联合起来;在他看来，它们分别是社会主义、团结主义(合作社社会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即共同体安置运动，与当时的共产党并没有太大关系)。尽管如此，他总结说：“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契约组织，才能建立不同组成部分的这种联合”(Neurath 1919/2004，402)。显然，对纽拉特而言，历史仍在形成之中。而且，他预见了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过度官僚化，以及滑向暴政与压制的强烈倾向;他对布尔什维克始终即使不抱敌意，也保持怀疑。他还指出，更为激烈的阶级斗争“使大量原本愿意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非资本家’、公务员、医生、技术人员等疏远这一运动”(Neurath 1919/2004，403);这些人原本可以由此参与和平的社会主义转型。
不过，纽拉特所做的还不止这些。在为奥地利社会主义期刊《斗争》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讨论了生态可持续性问题，并区分“社会主义效用核算与资本主义利润核算”(Neurath 1925/2004)。他指出，资本主义货币核算只在货币金额方面精确，却无法提供关于人们真实财富的信息。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效用核算“关心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及所有成员在住房、饮食、衣着、健康、娱乐等方面的福祇”。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不仅从根本上批判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而且更为激进地批判经济人概念本身。此外，它批评对自然资源的漠视(“资本主义毫不顾惜地进行过度开发”;“对资本主义来说”……“节约意味着利润的损失”)，并主张承认资源的有限性。作为替代，他提出一种能够实现人类幸福的可持续经济，并这样表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目标是使每个人的幸福、生活质量和效用达到最大，因此，核算效用、幸福和生活质量就有意义”(Neurath 1925/2004，471)。那么，下面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又如何呢?“即使损失了牲畜，也可能在几年后补充回来;然而，要使大片土地重新长满森林、从而改变气候，却需要很长时间——而森林和某种气候被毁掉，却只需多么短的时间!”他补充道：“公民自由或许也具有类似的性质”(Neurath 1942/1973，427—428)。
在纽拉特后期关于计划的思考中，自由、多样性和民主的观念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设想，未来世界共同体在最初阶段是大小国家的多元并存，而不是一个包罗一切的世界帝国。在他看来，未来世界共同体以宽容和多样性为基础，不同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在其中共存，并由现代人文主义和一种社会通用语言联系起来。
与一种广泛存在的政治情绪相一致，纽拉特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未来社会正站在一场“计划革命”的门槛上，这场革命可与工业革命相比(Neurath 1942/1973，422)。对他来说，国际和国内计划首先是消除不幸福的措施。另一方面，他认为，计划本身并非天然有用而且良善，因为计划总有不同方式，甚至包括法西斯政权实行的独裁计划。不过，社会工程师的任务，是帮助查明哪些计划方案能够有效地创造幸福。但真的可能存在包含多元主义、宽容和自由的其他计划方式吗?
对纽拉特而言，计划、(视觉)教育，以及民主的发展和质量密切相关，因为他确信，“民主制度中的计划，大概将以广泛深入而又简单易懂的信息和教育为基础”(Neurath 1942/1973，427)。他还确信，在未来民主社会中，在具有坚实科学基础的领域进行教育和审议，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在战后，许多民主政府将会选择实行计划。他确信，人们“可以通过这类组织受到教育，从而在能够为所有人创造社会保障的领域实行计划(Neurath 1944/2004，544)。”
与其哲学立场一致，他反对以单一确定的历史预言作为社会行动的基础。所预期的多元主义，可能使不同陈述得到协调，而许多事情——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仍有待选择和决定。他写道：“民主教育从一开始就承认，即使基于共同知晓的事实，也必然存在意见分歧(Neurath 1996，251)。”
显而易见，科学哲学家、视觉教育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这三种身份之间并不矛盾。无论以哪种身份，奥托·纽拉特都思考着未来实现人类幸福的不同可能道路，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并非预先决定，而是具有偶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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