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3月20日的时候，接到童小鹏之子童丹宁的通知，邀请我去参加在人大会堂小礼堂举行的电影《一号目标》首映式，方知当年我父亲的一段往事成了这部由翟俊杰父子导演的故事片的一条线。看了片子，感觉错讹极多，本不想理会，偏今天又收到一位老同学的短信，跟大家打招呼，说以他父亲真名拍摄的一部历史片也是有诸多失实之处，要大家不要相信，同时告知此片与他和家人无任何关系。
这就提醒了我，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打个招呼，告诉大家不要把《一号目标》当真——其他的故事线我不好评说，但是片中涉及家父熊向晖的地方，至少百分之七十都是编导的杜撰，而那百分之三十历史上有点影子的方面，也有很多失真。
电影主要是讲1946年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梅园新村，与国民党各方以及奉命昼夜监督他的国民党特务周旋的事。其中涉及我父亲的部分，就是周恩来乘调停国共纠纷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的专机从延安飞南京后，要同熊向晖秘密联系，但是不慎将记有他在南京住址的一个小本子掉在飞机上。编导抓住这个事，展开充分想象，设计了许多国共美三方的谍战情节。
关于这件事，父亲生前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中，写得非常清楚。根据他的记载，1946年6月9日，在延安开了一夜会直到9日上午去机场前的周恩来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南京。因为到了南京还要谈判，他就在专机上躺了一会，不想却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都不知道。待同行的同志将他叫醒，到了梅园新村，才发现小本子不见了，估计是在他睡着时从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颠了出来，掉到了机舱里。9日当天下午四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到梅园新村，坐等外出的周恩来回来，将密封在公文袋中的小本子当面奉还。6月10日上午10时许，童小鹏奉周恩来指派，亲自将熊向晖秘密接到梅园新村，周恩来对熊讲了这件事，并做了分析和善后部署。
到了《一号目标》中，小本子不仅不是当天下午奉还却拖了好几天不说，而且还杜撰出马歇尔方面分析小本子的内容并派人亲往那个南京住址附近探查等很多匪夷所思的情节。不知道编导是否查过美国方面的有关档案资料，马歇尔在调停国共纠纷期间参与谍战的事情有何所本，但是起码涉及我父亲的情节因为没有史料支撑，情节的失真就非常可笑。包括在梅园新村见过周恩来和董必武后送他回去的汽车穿行大学校园让他跳车滚地而逃之类，简直就是闹剧。
有些历史的细节虽然真实，但却被编导忽略过去，也成了假。比如周恩来将小本子掉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可是编导却忽略了，那是6月9日，时值盛夏，周恩来明明亲口对我父亲说因为天气热，他没有穿外衣，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衬衣口袋浅，小本子才容易掉。而《一号目标》中的周恩来却是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手里还拿着风衣。这样一来，掉小本子的事立刻就显得极不合情理。
而父亲当时最感到震撼的，倒不是周恩来丢了小本子，而是“他对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规避，如实报告中央，还做检讨，请求处分”。父亲写道：“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竟向我这个普通党员和盘托出。他的真挚坦诚的态度和伟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我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而这个情节，这种情感，在影片中却丝毫没有提及。
影片中还有家母谌筱华的形象，并用其真名。可惜的是，从头到尾将其姓“谌”读作“甚”。谌姓可读“陈”也可读“甚”，应以当地读音为准。家母这一族的谌历来读作“陈”，影片却武断地改了她的读音，这让我的家人以及我的谌家亲友都会及其不满。
当然，在1946年的时候，熊向晖其人也是不存在的。那时候的父亲只有一个大名：熊彙荃。熊向晖是他1949年从美国回来归队之后才改的名字。
由于此般种种，我只好广而告之，影片《一号目标》虽然有家父家母的形象，用了他们的一点事迹，但是和他们以及我们老熊家和老谌家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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