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三甲农民反腐记》序言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三甲农民反腐记》序言

                      肖衍庆

今年6月，我国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发生了四名留守儿童服农药自杀的悲惨事件。这件事震惊了国人，传遍了世界。人们都在发问：富得要拯救全球资本危机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我建议人们看一看《三甲农民反腐记》这本书，就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这本书不厚，它采取章回体叙事法，记叙了三甲乡农民为贯彻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和当地市县级政府的一场斗争。

这场斗争来龙去脉，叙述得清清楚楚。坏根子是从解散人民公社埋下的。人民公社这个幸福之巢，一旦被颠覆，农村基层政权的性质就变了。于是，乱征收、乱集资、乱罚款的“三乱”充斥了千家万户，大小村落，政策性收费竟多达269项。这是多么大的一项负担啊！为了完成乱收费的任务，基层干部对农民竟然采取了抢、剿、端的办法，有时甚至逼出人命。难怪农民骂他们是“土匪”，说：“过去的土匪在深山，当今的土匪在‘机关’；过去的土匪抢富人，当今的土匪抢贫民。”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于1993年7月颁布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但是，三甲所在地——涟源市政府竟然把这个文件当作保密文件锁在抽屉里，继续刮“三乱”风，加重农民的负担。直到1996年7月，地区作出决定，涟源市才阳奉阴违地执行起来。农民们看透了这一切，以监督各级政府贯彻中央和地区决定为己任，成立了以农民黄国卿为首的“三甲乡协助减轻农民负担理事会”，和涟源市政府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农民群众维护自己权益的胆识和计谋；也暴露了涟源市政府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和丑恶灵魂。

当黄国卿第一次坐在市委书记面前，听他讲了许多困难，求得农民谅解时，黄国卿说，你是共产党员，我不是党员。可我知道毛主席和无数先烈建党的宗旨是为天下的穷苦百姓而奋斗。你们政府现在有困难，就把困难强加到老百姓头上，请问：你们的建党宗旨是什么？市委书记和市长被问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市委书记半笑不笑地承认自己工作中有失误和错误，然后将军说：“就是你坐在我这个位子上，恐怕也难免犯同样的错误。”没想到黄国卿笑着说：要是这样的话，“老百姓可以把我赶回去‘卖红薯’，我将毫无怨言”。这一表态，彻底击垮了市委书记；同时，也提出了制度和人的作用问题。

我们讲，路线决定一切。就是说在正确路线下形成的制度，那是教育人的制度，比如人民公社。那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制度，并且负担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任务，因此，它的干部就必须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有共产主义的觉悟；个别思想作风不好的人，也会受到教育，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化。相反，解散人民公社，恢复小农经济，那是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历史的大倒退。这种制度是毁人的制度。万千干部变成了“抢”农民的“土匪”，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市委书记用“官位子”说明犯错误的必然性，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在有思想、有智谋的农民眼里，这种必然性不是同流合污的理由，硬肯回家卖红薯，也不去占这个位子。然而，仔细一想，回家卖红薯，保住了思想，却丢了“官位子”，任错误路线横行，农民同样没有好日子。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从改变路线着眼。

三甲农民组织起来和“三乱”作斗争，显示了他们对农村变迁的认识。“三乱”已经发展为“三农问题”：农业真危，农村真穷，农民真苦。毕节四兄妹集体自杀的惨剧，不就是在这个环境下发生的吗？作者把“协减理事会”比喻为“星星之火”是很有道理的。农村问题越积越深，人们的认识就会越来越清。

愿三甲农民的斗争给人以启迪！

                                 2015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