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摩：山头的歌者

 

 

（新大众文艺）

 

老摩：山头的歌者

 

    我第一次听人唱山歌，是87年在医院病房里，听一个来自小金县的裁缝唱的。当时我们几个病人随便聊天，说到流行歌曲，我大概说我还没听过山歌呢。那个非常热情的裁缝大嫂当即就说，你没听过我唱给你听。我当时确实感到惊讶，没想到电影《刘三姐》、《阿诗玛》里的山歌现在还有。那大嫂说，当然有，我们那儿天天有人唱。然后就唱给我听。具体唱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它给我带来一些繁杂的感触，有的已经变成今天我对新大众文艺思考的依据。比如山歌是唱给谁听的？

 

    唱山歌的农民，常常一个人在山头劳动，身边不一定有其他人，他们为什么还要唱？

 

    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在它诞生的时候，不也是那些山头的农民自己开始唱起来的吗？

 

    由此想一下，格里格为易卜生的戏剧《培尔·金特》创作的索尔维格之歌，就是美丽姑娘索尔维格为了等自己的情人——浪荡子弟金特——回来，一个人在家门口唱的歌。这首歌最后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拖腔，表达了姑娘内心的信念和希望。索尔维格又在为谁唱？    

 

    歌唱家龚琳娜唱的“神曲”因为一般民众听不懂而被起哄。后来她又唱了一首《山中问答》，开嗓就唱道：

    

    “一个人站在山头

    对着群山大声吼”

 

    ——这些就是歌者。他们首先是一个人在唱。一切音乐开始都没有听众，因为作为音乐作品，无论它多么伟大，开始都存在于歌手的心里。他所以要唱出来，就是因为群山的沉寂让他深感我应该唱起来。他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听众。

 

    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里，有一个民间艺人张扣，成天在街头用民间小调数说作为一个小百姓对政府官员的意见，后来还被警察戳了一电警棍。他唱的那些小调，今天热心在网络上回复点赞的网民、文青们爱听吗？那些调调还很粗朴、粗糙，没什么艺术、更说不上什么格调，就没人爱听。但是他就要坚持唱。因为他深知把这些民众的感受表达出来、哪怕用最小的声音念叨出来，对那些官僚腐败“吼”几嗓子，也是自己作为一个歌者的责任。

 

    无产阶级革命家澎湃早年拿着笛子、二胡上街演唱国际歌，当时听众也未必真能听懂；从音乐艺术的角度讲，那也不好听。今天如果有人把澎湃的这段“音乐故事”写成电影，导演一定会把这段音乐用更加“高级”、“艺术”的大合唱取代。正如我在初听唐朝乐队演唱摇滚化的《国际歌》时，就感觉他们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吼”——“大声吼”。

 

    ——民歌就是民众大声吼出来的。

 

    如果我们想想，1888年《国际歌》诞生之初，还在用《马赛曲》的曲调，而在那个时候，手拿武器的工人们唱这曲歌曲，当然也不可能有条件把它唱到今天艺术家们大合唱那么庄严、雄壮，气势宏伟的程度，它跟今天我们常常听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歌相比，大概也差不多等于在吼。

 

    劳动者的音乐，开始就是我们歌手对沉寂的世界吼起来。我们的新大众文艺也跟它一样，不要怕有没有人爱听，勇敢的唱起来，坚持“吼”下去，我们的听众只会越来越多。我们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

 

（2016年11月15日 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