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借一个狂人的嘴，
说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书的字缝里，
看出都写着“吃人”这两个字。
鲁迅说这本历史书没有年代，
那就姑且称之为“仁义道德”的年代吧，
那个年代没有慈悲的情怀。
你是非常称道于鲁迅先生的，
因为有一点你们是心有灵犀的，
你们都想掀翻那吃人的宴席，
你们怀揣着济世的慈悲，
在不同的信笺上，
写着同一篇作文。
你曾跟斯诺回忆你的母亲，
在荒年里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
你还说你忘不了一九一○年长沙的抢米风潮，
那许多被砍了头挂在柱子上示众的“叛徒”，
都是与你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
甚至你的父亲的一船米被穷人劫了去，
他气得不得了，
你却觉得劫得好。
慈悲的念想，
在你年轻的心里蓬勃地生长，
于是你在《心之力》里发下弘愿，
愿与追求济世、救世真理的人携手共进，
世世不辍，
贡献身心。
当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中国出现的时候，
你救世的衷肠碰撞出了崭新的方向，
你认为这是世界主义，
这是四海同胞主义，
这是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
于是你义无反顾地做出了最自然的选择，
一辈子再也没有改变。
你让慈悲成为一面旗帜，
你把慈悲化成一股力量，
你把“废止肉刑”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里，
你还规定官长要随时看视伤病兵，
送茶水给他们吃，
晚上替他们盖被窝……
你把关心群众生活，
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柴米油盐、卫生、婚姻……
哪怕生疮害病，
你也要求想个什么办法?
在“新民主主义”的演讲里，
你说应该有饭大家吃，
有事大家做，
有书大家读，
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
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
在延安的整风里，
你说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
你一直都认为，
中国的舞台上，
不应该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咿咿呀呀地唱，
劳动的人们要登台亮相。
一九四一年，
你给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写下了“救死扶伤”的祝词，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从此高高地在中国医院最显眼的地方树立。
后来你曾怒批卫生部，
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你看不得农民一无医生二无药，
你说卫生院为了赚钱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你说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你那个时候的赤脚医生，
成了温暖整个世界的“圣经”。
有人认为“革命”就是革命，
你却无数次地倡导，
要少杀人多给人活路，
你说除了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
对一切人都要宽大。
你说历史证明一颗脑袋落地就接不起来，
也不像韭菜那样，
割了还能长出来。
你曾说，
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
罪莫大焉!
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
你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
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
我们为人民而死，
就是死得其所。
你说“无非一念救苍生”，
你用慈悲之心为一个政党立下了一条立世的规矩：
为人民服务。
你说西藏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
硬是抽筋，
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
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
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要灭得干干净净。
你扶起了百万农奴匍匐的躯体，
幸福的歌声传遍了那片雪域，
直到今天，
那些翻身的农奴和他们的后人们，
还唱着颂扬你的歌儿，
象菩萨一样贡奉着你的画像。
你曾说，
你不想哪一天，
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
有一段时间里，
你立在“单干”刮起的十二级台风里，
力挽狂澜。
因为你把这件事看的很重，
那样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
一边富裕，
一边贫穷。
你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出了你的担忧：
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年，
你阅办了最后一个文件，
唐山地震的灾情报告，
你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
你嘱托华国锋，
快去安置灾民的生活。
一个月以后，
你和你悲悯的这个世界，
永远地告别。
你是用慈悲改造历史的人，
你是用慈悲改写历史的人，
你用慈悲的橡皮，
将历史书上写满的那些“吃人”的字眼，
连同那些所谓的“仁义道德”，
一点一点地拭去。
你用毕生精力书写了一部新的历史，
这部史书是有年代的，
无论以后的时光过去了多么久，
人们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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