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巩的相声和小品我都不是很喜欢。不是不是很喜欢，而是不喜欢，纯粹不喜欢，用以前听别人说过的话说，总感觉是掐着别人的脖子让人笑，没意思。
但是他的电影我一直都很喜欢，第一次看的是《没事偷着乐》，1998年的。第二次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2005年的。《站直罗，别趴下》，去年的，2006年。《没事偷着乐》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都很喜欢，说不上什么太具体的原因，但确实是很喜欢。或者是里面的小人物身上的善良，或者是里面的最普通的小老百姓平凡的日常生活，或者是在这平凡的日常生活背后透出来的坚强，都有可能，也有可能这些原因都有。《站直罗，别趴下》就不那么喜欢了，虽然还是能从简单甚至有些枯燥的故事里看出来历史的变迁和生活的变化，甚至说得酸一点，用流行的知识分子式的语言说，能反映出知识分子在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时的不安和疑虑。但是这个片子没什么节奏感，不喜欢。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有远离权力斗争的普通小人物，有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的悲喜，有小市民的阿Q，有天津式的贫嘴，但是最关键的是一点，就是故事的背景，国有企业。
有朋友说过，冯巩是冯国璋的后人。有过这样的家世背景，他就总是要折腾点东西出来的，总是有个关怀在背后的，不可能甘于只是简单的逗乐。冯国璋我没什么感情，在所谓的北洋三杰里，事实上我认为人品和才干最差的就是他。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即使冯巩真有什么东西在背后，也是更冯国璋没有关系的，正如袁家骝的科学成就和他经常逛窑子的爹没什么关系一样。但是，在看完《别拿自己不当干部》以后，我觉得似乎真有某种很坚强的东西在把他的片子连接起来。
这就是国有企业。从《没事偷着乐》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再到现在的《别拿自己不当干部》，这三部片子的故事情节有差异，但风格和基调其实差异不是特别大，始终关注的是一个主题，国有企业——甚至都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企业的人和国有企业的人的生活状况，还有他们的生活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或多或少的变化。
《没事儿偷着乐》反映的是国有企业职工家庭在这个看着貌似变化十分大的时代里的缓慢变化。他们的房子，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语言习惯，周围的世界在大变，他们从原来的逛菜市场到了逛大商场，但不变的是他家的小房子，他家床上的树都长粗了，他们家的房子还是没变。
也就是说，与外面世界的猛烈变化比起来，他们生活状态的变化很小，小到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还是用知识分子式的语言说吧，这里就有一个批判性的东西出来，这个片子反映的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实质上是在质疑普通小老百姓的生活究竟从日新月异的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
在片子最后结尾的时候，是一趟列车，张大民背着儿子在一个人很孤独地走，告诉儿子“没事儿你就偷着乐”吧。这个看似平淡的收尾也可以解读为，他们事实上认为，所谓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是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关系的，他们在改革开放这趟列车之外。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讲的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事情，也就是工人下岗之后的艰难生存。他们还住在原来的工厂的宿舍里，但是工厂已经与他们无关了，他们还生活在早已经过时了的话语世界里，但是这些话语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成了纯粹的语言游戏，贫嘴，而这种贫嘴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身边的世界与他们无关，他们用新的方式挣钱养活自己，遵从新时代的社会规则，但是他们的意识和观念都还顽固地停留在他们过去的生活里。
尤其重要的是，这个片子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些所谓的当初国有企业改制时采用的淘汰方式完全是虚伪的。不仅不是谁不干活不好好干活谁就下岗，反而是谁听话谁干活认真谁就下岗。而那些原本上班不好好干活平时不遵守纪律的人反倒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那个片子里，只有两种富人，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奸人，兴许也应该提一提另半种富人，贱人，他们的前妻，他的孩子的母亲。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要比前两部复杂些。虽然主人公王喜仍然活在国有企业基层干部的虚假想象里，但他似乎已经不在对外界发生的变化那样抱一种消极抵抗的姿态了。在《没事儿偷着乐》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里，主人公张大民和刘好也没有很明显的对变化的反抗，但是他始终抱着逆来顺受似的消极态度，不象别人那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去赶紧富起来，也不学别人找机会下海捞钱，而是在新的环境里努力地延续自己原来的生活。
这其实已经是一种抵抗方式了，虽然显得很无力，不能改变什么，甚至连自己都无法保存，但是，它们始终在暗示一点：即使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能改变我——用一句流行的话说。
而在《别那自己不当干部》里，王喜的方式显得要积极得多，他在努力地在一个体制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工厂里努力地想把原来的国有企业的一些东西塞进现在的企业，比如国有企业里的基层干部和普通职工之间守望相助的关系，比如对作为一种在这个时代已经被完全抛弃了的激励方式的精神鼓励奖状的重视，还有他对到工厂里干活的农村户口的工人的一视同仁。这些都能反映出来一点，国有企业的一切都还没有死，只要王喜们还在，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际关系和文化都可以借尸还魂，借壳上市。
如果说《没事儿偷着乐》是一种对国有企业职工与改革开放之间的不对称关系的惊讶，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一种醒悟之后的批判，那么《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就是一个新的关于未来的方案，一种在绝望之后的重新振作，在停滞之后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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