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梁鸿在自己观察、访谈、调查基础上完成的两部作品。我读这两本书，间隔了三年，阅读感受反差极大。2011年初夏的一个夜晚，我通宵阅读《中国在梁庄》，感觉有满肚子话想要找人倾诉。前阵子读完《出梁庄记》，我却长久沉默无言。
虽然运用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但两部作品不是社科类著作，属于非虚构写作的范畴。说起文学和民族志的不同之处，我觉得除了可读性方面的差异之外，还有设问方式的不同。《出梁庄记》在前言里开宗明义：“梁庄的进城农民，他们如何吃，如何工作，如何爱……”一句话，梁庄人在城市如何生活?是聚焦于个体的生活本身的。而目前人类学研究一般是会在全面、整体地观察研究对象生活的基础上，着重强调这些生活所激荡起研究者的那些反思。两类写作，没有高下之别，甚至不乏相通之处。中国人类学的早期经典《金翼》是小说体的，《乡土中国》像散文、随笔。
梁鸿的两本书把乡村面临的种种困境，梁庄人外出打工的生活现状，呈现到了读者面前。把严肃的话题，带进了公共讨论空间。拓宽了人们理解中国的视野，让人们更全面地接近现实。尤其是《出梁庄记》，被誉为“打工五书”之一。
从写作方式上，《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没有太大差异。字里行间里也都能读出作者的真诚态度和悲悯情怀。而我对前者的激动和对后者的沉默，完全在于我自己。
自外出读书以来，我与故乡日渐疏远。看到故乡的土地荒芜，看到村民对财富的渴慕，看到人们生活的驻足不前，我都很淡漠。甚至认定，小农方式的土地经营正逐渐走向终结，多数人的故乡终将沦丧，成为记忆。人们将离开乡村，走向城市;土地将告别小农耕作，迎来规模化农场作业。阅读《中国在梁庄》我不自觉代入了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但仍然对农村的衰颓程度感到吃惊!留守儿童在坑塘里殒命，高中学生戕害老年妇女。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故事，让我激动、惋惜、煎熬。让我得以重新思考故乡，重新看待与故乡的关系。
而后，我发现多数农民走向城市的落脚之处“城中村”，在主流视野里总是被污名;而后，我意识到资本下乡可能会制造失地农民;而后，我发现农民在城市中总被视作局外人。虽然每年都有大量的乡村“自然消失”，我却不再认同乡村将会总结的看法。我重新开始看重、感激这片承载着我的祖先、亲人的生活的土地。跟梁庄一样，我的故乡人，也有“在村”的，和“出村”的。我也是出故乡的人之一。
《出梁庄记》描述了许多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里的出梁庄的人。他们身在各方，境况各异，却过着同样粗粝的生活。内蒙漫天的风沙里，校油泵的工人油污满身，只有牙齿是白的。西安热闹的批发商场门口，人力车夫扛着大包小包货物，飞奔在街道上讨生活。深圳的城中村里，梁庄的大学毕业生，喘息在低矮的握手楼里。不同的只是挣扎的姿态。
如果生活仅止于粗粝，仅止于赤裸裸的生存竞争，倒也罢了。作者儿时的伙伴小柱，死于氰化物污染。他供职于青岛一家金属表面加工厂，长时间接触有毒物质。他死前经常口吐鲜血，腥臭异常。谁该为之负责，亲人们没有去追究。
面对苦难和病痛，故乡是他们永远的港湾。而为什么他们总将在城市的生活，视为一种临时凑合，一种过渡状态?这是值得深思的。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为什么不反抗?西安的大哥，通过老乡们的集体抗议，取回了三轮车。北京老乡屈辱的诉讼历程。是仅有的抗争案例。为什么人们不追究小柱的死因?是因为老百姓没有文化么?只因为老百姓太没胆量?我看没那么简单。他们怕的是什么?
作者在书中多次透露自己的无力。她无法让西安的老乡摆脱困境;她无法识保护“黑女儿”的权利;她无法挽救自己小伙伴的性命。书写自己的亲人、邻居、村民，怎么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保持冷静、客观?而作者又的确无能无力，徒呼奈何!本质上说，书写是不是也是无力的?那么，无力的书写，意义又在何处呢?太沉重了，沉重的让人透不过气。我由此，沉浸在沉默里，将这份沉重压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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