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制片厂1964年出品的《千万不要忘记》，讲述了某大型国营电机厂车间主任丁海宽和儿子丁少纯的故事。
电影催生了不少当年的流行语：“打野鸭子”成为不务正业的代名词，“148元”成为比较“拽”的衣服之戏称等等。
“千万不要忘记”剧名朗朗上口且充满悬念，因为剧中并没有挑明不要忘记什么，一切全靠观众去领悟。
从《千万不要忘记》可以一窥20世纪60年代“共和国长子”的优越生活，他们业余时间去俱乐部，搞技术革新，也可以到郊区打野鸭子。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建立之后，下一步需要解决的就是思想文化问题，主要是价值观方面的问题。
是先公后私还是先私后公？
这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
公有制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公有制保证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同时构成了向工人提供福利及生活保障的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工人必须用公而忘私的态度，忘我劳动的精神来回报公有制。
只有同时做到这两个方面，公有制才是稳固的、有效率的。
《千万不要忘记》准确的抓住了这个矛盾。
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青年工人丁少纯，对工厂也有朴素的感情，但受到在旧社会曾经当过鲜货店老板的岳母影响开始讲究吃穿，借钱买毛料衣服，为了还债又沉迷于下班之后打野鸭子卖钱，以至于工作时注意力不集中，把家里的钥匙掉进了正在组装的大型电机，几乎酿成严重事故。
这部电影的前身是时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干事丛深创作的同名话剧，1963年赴京演出，获得热烈反响。
周恩来、薄一波、彭真、文联副主席夏衍、剧作家曹禺等都大加赞赏，在北京竟连演100多场，《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发表了大量评论文章。
一时间各地剧团也争演此剧，1964年被拍成同名电影。
《千万不要忘记》之所以获得如此热烈的反响，主要是因为紧扣了时代主题，和同时期其他一些剧作一样，尖锐而鲜明地提出了日常生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稳固”，就是因为其思想文化与生产关系（主要是私有制）是高度协调的，资本主义许诺并且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真的是这样：每个人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可以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自私不仅有利于个人，也有利于社会——这种“文化”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化为每个人的性格，沉淀到每个人的血液里。
旧文化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并被带进了新社会。
很显然，社会主义的大厦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建成的，这样的“文化”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就像酸雨，或富含腐蚀性元素的雾霾一样有害，因为它会使社会主义大厦的螺丝钉及钢铁结构日渐锈蚀，最终在某一个早晨轰然倒塌。
和“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更具有“人为”建构的特征。
社会主义的许诺和资本主义的许诺刚好相反，它要求每个人只有自觉的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如果每个人都“私”自当头的话，公有制必然解体。
所以，除非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能够驱逐并取代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能够内化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稳固。
1962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主要就是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目的是要解决的思想文化问题和价值观问题，斗争的主要目标并不是那些“物理存在”的地富反坏右或特务、间谍。
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提出了破四旧、斗私批修、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
列宁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的条件，这就需要通过文化革命创建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公布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如何才算造成了这样的条件呢？
就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使得任何把个人私利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的行为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都显得怪异可笑，受人鄙视——这就是文革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千万不要忘记》其实更符合毛泽东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和阶级斗争的思想。
剧中的岳母，虽然有旧思想，并且腐蚀了丁少纯，但仍然属于批评、教育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部戏的原名叫《还要住一起》。后来的一些文艺作品，生硬图阶级斗争理论，非要找一个“漏划富农”、“逃亡地主”作为阶级敌人的符号，反而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误导。
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的意义上，今天我们可以更加理解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关于“奖金挂帅”还是“政治挂帅”的争论，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将其定性为“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
其实争论的焦点不在于哪种方式更能激发工人的效率，而在于如果以“物质刺激”为主，则会使工人的劳动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不知不觉转向“获得更多奖金”，进而默认了先私后公的正当性，如此一来，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就无从建立。
而从物质刺激，到承包制，到厂长负责制，到“减员增效”，再到“管理层收购”的全盘私有化，这是一条又短又直的快速路，我们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刚刚走过。
以扫（《圣经》人物）认为长子继承权有什么用？既不能充饥，也不能解渴，哪有一碗热腾腾的红豆汤来的实惠？等他发现上了当，已经为时过晚了。
历史令人扼腕之处就在于，尽管毛泽东主席耳提面命“千万不要忘记”，事实上人们还是忘记了。
许多工人其实都是一心想打野鸭子的丁少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工人阶级欣然接受了物质刺激。他们甚至开始用在毛泽东时代学会的写诗的本领歌颂物质刺激：
锤砸铁砧出声，汗珠摔地有响，出多少力，换多少钱，谁不打心眼乐！
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没有建立，公有制也瓦解了。
《千万不要忘记》是丛深根据在哈尔滨电机厂体验生活搜集的素材创作的，2010年，笔者去哈尔滨的老工业区进行社会调查，那里早已不再有“共和国长子”的骄傲了，而触目惊心的贫困与四处弥漫的沮丧气氛更令人窒息——工人阶级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继承权，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永远汲取，千万不要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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