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雄》开始，张艺谋电影的特点就是场面极尽宏大华丽，但思想空虚，这个毛病至今未改。
当然要求他改，也是不客观、不近情理的，因为他已经定型了，我们能把一辆拖拉机改成奥迪吗?
不能。
勉强要改，只能使我们自己显得可笑。
张艺谋的问题，在于他早就被时代所超越，应该退出舞台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够替代他的人物迟迟没有出现，所以他就不得不继续呆在聚光灯下，向观众展示他的陈旧、苍白与衰老。
《长城》的文宣说影片的主题是保卫人类，但我们在《长城》中没有看到人类，我们只看到了一支军队、几个盗贼和一个皇帝。
如果说要保卫人类，那应该主动出击剿灭饕餮才对，但电影中那支衣着华丽的军队却只呆在长城上。
长城之外没有人吗?长城之外的人不属于人类吗?
如果主题真的是保卫人类，那么至少应该像好莱坞的《明日边缘》展示来自外星的恐怖生物荼毒人类那样，展示几个饕餮吞噬普通百姓的镜头，但是没有。
张艺谋真够吝啬的，连装装样子都不肯。
《长城》告诉我们，唯一值得保卫的目标是皇帝，这和《英雄》的价值观如出一辙。
因为思想空虚，所以《长城》中的人物，包括景甜和张涵予扮演的角色在内，都不像是真正有生命的活人，而更像是色彩艳丽、专供殡葬使用的纸人，排列成整齐方队的士兵，则更像是随葬的兵马俑。
整部影片中，有灵魂、有情感、有温度的只是几个来自欧洲的白人盗贼。
看了《长城》之后，我曾经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只有奇观，没有价值观。
其实，这个奇观也是打引号的奇观，因为这并非真正的奇观，而只是张艺谋理解的奇观，是他多年来仔细揣度并坚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就是这个样子”的奇观。
这种奇观，我们在张艺谋的系列电影中已经领教过了。
无非是“红灯笼+高粱地”，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就变成了“很多的红灯笼+大片的高粱地”，在《长城》中则是“无数的红灯笼+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除了规模越来越大，张艺谋的奇观可曾有任何真正的创新？
由于追求规模和数量众多，《长城》反而损害了观众对饕餮的想象。
饕餮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秘怪物，古书《山海经·北次二经》介绍其特点是：其形状如羊身人面，眼在腋下，虎齿人手，大头大嘴。
既然如此，那至少应该是狰狞可怖的吧?
但是，当无数的饕餮在张艺谋的镜头中沿着长城和皇宫内的塔楼蚁附而上的时候，至少我联想到的不是恐怖巨兽，而是蛆和老鼠，心底涌出的感觉不是害怕，而是讨厌和恶心。
张艺谋还没有走出黑泽明。当传递军情的士兵沿着城墙快速的奔跑，人为的制造出一种混乱、恐慌的气氛时，我知道，这是向黑泽明的《蜘蛛巢城》、《影武者》等影片致敬。
当张艺谋把镜头对准白人/西方人时，心中总归会有些胆怯(抑或敬畏?)
当景甜扮演的女殿帅和马特·达蒙扮演的白人盗贼从长城奔回东京汴梁皇宫救驾，见到小皇帝时，景甜等一众将士急忙跪下，马特·达蒙迟疑了一下，微微欠了下身子，站在那里了。
张艺谋想告诉观众什么呢?中国人更奴性？西方人更有独立人格？显然，这是《河殇》的叙事逻辑，但这是错误的逻辑。
《长城》的时代背景是北宋年间。北宋是当时地球上最为繁荣、文明之所在，马特·达蒙所在的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国王和贵族都蜷缩在阴冷的城堡里，半年都不洗一次澡，更何况这几个流浪在外的雇佣军?
跪拜，是当时中国的一种宫廷礼仪，在启蒙运动之前，并不涉及到所谓人格尊严问题，同一时期的欧洲骑士见了国王，不仅要下跪，还要吻他的靴子，农奴就更不用说了。
不要说北宋年间流落到中国的马特·达蒙，即便是比他晚几百年到中国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见了明朝的神宗皇帝或清朝的康熙皇帝等，也要下跪。
张艺谋安排马特·达蒙站着，其他中国人下跪，应该是受到马戛尔尼“不下跪”神话的影响：他坚持不肯跪拜乾隆皇帝，宁肯达不成协议。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因为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英国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乾隆和马戛尔尼谈崩的根本原因，是马戛尔尼居然要求中国在浙江沿海割让一座小岛，供英商居住和存放货物，这当然被乾隆拒绝了。
景甜在长城上和马特·达蒙谈话时，脱口而出“我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这让人几乎笑出声来，因为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男女文青和外国人交谈的标准句式，其隐含的逻辑是中国是封闭落后的，“外面的世界”是文明、先进。
但是，北宋年间的一位统兵大将面对一个不知道从哪个窟窿里钻出来的小毛贼，她会觉得是自己没有见识吗？
让马特·达蒙站在中国皇帝面前，意味着张艺谋被自己对西方的想象（错误的想象）震慑了，他的灵魂还是跪在西方的神话面前的。
说到景甜，作为新一代“谋女郎”，景甜用她在《长城》中的全部表演，证明自己并不会演戏。
景甜，其实也不仅是景甜，而是时下活跃在影视剧舞台上的几乎所有女演员，都不能进行真正有深度、有内涵的表演。
对这些女演员来说，唯一正确的表演方式冷冷的板着脸，一开口说话，其全部的肤浅与装模作样就暴露无遗。
景甜扮演的林梅将军，没有任何妇女解放的意义，仍然不过是一个性幻想的对象。她完全不具备“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以及“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所具有的男女平等的意涵。
后者的意涵是建立女性的主体性，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前者，只不过是某种“制服诱惑”。
不是吗?看景甜的扮相，一副凸显双峰的胸甲，简直可以说是恶俗无极限，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沟壑纵横的乳沟异曲同工，其隐秘的龌龊与对观众的蔑视尽在其中了。
景甜及她所带领的女兵队的形象，隐隐折射了张艺谋的“恒王情结”。
谁是恒王?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记得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贾政介绍说：“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余好武，因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
贾宝玉奉命做“姽婳词”——
恒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
秾歌艳舞不成欢，列阵挽戈为自得。
眼前不见尘沙起，将军俏影红灯里;
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
……
这是恒王尊重女性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好色的恒王寻求刺激的一种的方式、满足自己变态的占有欲的一种方式罢了，恒王身边统辖“统辖诸姬，又呼为‘姽婳将军’”的林四娘，就是被恒王买下来的青楼女子。
不承认女性的主体地位，而又喜欢让女性穿制服，则无非是“好武兼好色”。
景甜扮演的林梅，既不反抗封建礼教，也不反抗皇权或阶级压迫，所以她只能是另一个林四娘。
张艺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从《长城》的最后一组镜头来看，他真的做到了，只是这个“中国形象”是张艺谋理解或认定的“中国形象”——长城垛口里的东方戎装美女，脉脉含情、无限留恋的望着渐行渐远的男性白人英雄的背影——这就是张艺谋给世界观众展示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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