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颤音》所刻意营造的小资品味被徐峥痛快淋漓地塞进了香港的垃圾箱，算是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无与伦比的天才洞见写道：
资本主义“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迸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由于现实的确是如此冷酷，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任何试图超越“成本-收益”考量的追求都不得“囧”，《港囧》就是对1970年代末兴起的小资文化的全面解构：
什么如诗如梦的青春岁月，浪漫爱情，无非搞破鞋，滚床单而已。
印象派绘画是狗屁，做胸罩才是王道。
20多年不能忘怀的默默思念算什么?老婆为自己在法国买的画室才是真爱。
对小资文化的解构，其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比较早的应该是米家山的《顽主》。不过，那时解构对象主要还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比如葛优在剧中说：
“晚上睡觉别盖太厚的被子，别穿过紧内裤，早睡早起，多想想共产主义事业。”
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主流意识形态早已不再是主流，小资文化开始大行其道，这和庸俗的、以斤斤计较“成本-收益”为核心的市民文化之间形成了张力，小资文化就不幸成为喜剧电影最好的嘲弄与解构对象。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民文化是以港台为出发阵地一路北上的。
影片一开始，大学时代的徐峥留着一头艺术家气质的长发，一直想和心仪的女同学杜鹃演绎一段浪漫爱情，但背景之中却又时刻出现着香港流行歌曲的声音，这构成了一种“尾随式的骚扰”，暗示了市民文化将全面淹没小资文化。
当徐峥从香港的路边广告牌上落下，掉进塞满榴莲壳的垃圾箱时，伴随的音乐是《生活的颤音》——这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巅峰之作，开了此后三十多年小资装X文化的先河——这无疑是一个对小资文化的巨大嘲弄。
1979年出品的《生活的颤音》中，女主角徐珊珊虽然是一名女工，但品味却十分小资，整天听柴可夫斯基，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的男性朋友也个个留着大鬓角、穿着高领毛衣、背着大提琴小提琴，十分风雅。
这部《生活的颤音》让我发现一个有趣的悖论：毛泽东时代，国家对工人提供的保障以及工人相对较高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可以像小资那样生活，追求音乐、摄影、绘画、表演、研究文学、哲学。但对小资生活的追求，却又使他们厌倦了继续革命。然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果不进行继续革命，以工人而小资的生活是完全无法维持的。
历史和政治的逻辑果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极其凶猛的态势发挥了作用。
除了通钢工人之外，失去了继续革命理论武器的工人阶级没有进行像样的抵抗就全军溃散了。他们沦为靠别人的救济和怜悯才能生存的弱势群体，自暴自弃、自怨自艾、灰心丧气，牢骚满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垂垂老矣，再也没有挽回败局的可能，只能以失败者的背影走入历史。
而顶替了他们位置的打工阶层/新工人阶级，则完全不能梦想其前辈的小资生活。他们所要求的，都是最基本的——比如八小时工作制——而这对他们的前辈“小资工人”们来说，完全是默认值，是不言而喻的。
《生活的颤音》所刻意营造的小资品味被徐峥痛快淋漓地塞进了香港的垃圾箱，算是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有趣的是《港囧》也刷新了香港在内地观众眼中的形象，香港重庆大厦的那段镜头，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带有异域色彩的杂多文化景观，整体来看，香港在徐峥的镜头中，不再是一位坚吝古怪、难伺候、情绪化的问题少女，而是一位有点卡通的平易亲切的兄弟——我们需要更多的内地导演来拍摄、展示、解读香港、澳门以及台湾。
小资品味亟需被解构的现实背景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许多人无法再继续自己的小资生活了——前些日子闹股灾，有人统计，50-100万左右的账户销户了50万户。
如何让小资从中产坠落到底层的时候心平气和？当然是让大家觉得小资生活毫无价值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港囧》可谓生逢其时。
尽管小资品味在“成本-收益”的算计面前不值得一提，但如果生活真的只有“成本-收益”，那也未免过于乏味，所以徐峥最后安排二货内弟包贝尔获香港纪录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所有的人都穿上了非常装X的晚礼服。
这个时候，徐峥再次表现了他对小资品味的不屑——赵薇发现他的裤子拉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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