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语焉不详。许多媒体经常用“某某性格耿直因言获罪”用来衬托时代罪恶，这种说法令人疑惑，文革时代性格耿直的人多如牛毛，是不是都会因言获罪?所以，关键的是搞清楚那人说了什么，如果像公知那样立场错乱、胡说八道，即便是现在，也应受到党纪政纪处理和法律惩罚，跟“迫害”毫无关系，更别提“政治挂帅”的文革时代，茅于轼就曾直言不讳：“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再如老舍之死，许多媒体说他被“迫害”后投湖自尽，但投湖之说一无目击证人，二无其他物证，仅是推测，咋就变成被“迫害”铁证?也许老先生是被暗害或失足落水呢!如今投湖投河、跳楼跳崖的多如牛毛，有官员学者、亿万富豪，也有贩夫走卒、寻常百姓，是不是都因“迫害”所致?
二是移花接木。某些文章回忆1959年前后搞“浮夸风”时，通常将毛泽东鼓励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话放在前面，然后特书大书“浮夸风”的危害罪恶，暗示毛泽东是“浮夸风”推手。实际上，毛泽东虽早期头脑有点发热，但讲话一般留有余地，不可能出现“亩产万斤”的说法，而且他是最早发现并纠正“浮夸风”错误的领导人，曾召开武昌会议、郑州会议等多个会议抵制批判“浮夸风”，1959年初派田家英、戚本禹、蓬先知等到四川种粮，以了解真实的粮食产量，1959年4月发表《毛泽东致各级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信中明确指出：“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可见，搞“浮夸风”另有其人，只不过媒体为尊者讳，找毛泽东当替罪羊而已。又如在1968年10月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没有举手的陈少敏，1969年4月未当选为中央委员，这被当作惨遭迫害的典型案例。可惜真相是，“参加完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不仅，陈少敏便突发了脑溢血，虽经抢救苏醒了过来，但却因此而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见《陈云的不开口与陈少敏的不举手》)，陈少敏因身患重病不能履行中央委员职责，才未被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根本不是所谓“迫害”。1969年10月，“那时的陈少敏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且因脑溢血留下了半身不遂，只能靠轮椅行动”(见360百科)，即便如此，在中苏对峙之际，她仍像其他老干部一样被视为党和国家宝贵财富，疏散到河南罗山全国总工会开办的“五·七”干校，1971年底中苏关系稍微缓和后，立即被接到北京接受精心治疗。如果她真的被林彪、“四人帮”、康生等迫害，怎可能活到1977年12月?1974年国庆节前，陈少敏还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见197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而“迫害”陈少敏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也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出现这次招待会上。另外，即便陈少敏真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没有举手，也不像后人渲染的那样剑拔弩张，至少有人以为“她肚子痛，病了”(见《同情刘少奇的陈少敏》)。
三是避重就轻。许多文章谈起文革受“迫害”的原因，只说一些鸡毛蒜皮小事或政治上的大事，让人感觉被迫害人极度无辜，真相并非如此。如某人文革时被“迫害”，后人赞他与林彪、“四人帮”做坚决斗争，却不讲他夫人长达数年模仿王光美笔迹，写信给叶群辱骂她生活不检点，旨在离间刘少奇、林彪，用心极度险恶;某人文革时惨遭“迫害”是因贪污腐败被部下揭发，后来竟成了炫耀的政治资本。
四是胡说八道。严凤英自杀身亡，公安人员解剖尸体查找死因，这既是公安机关职责所系也是对死者的尊重和负责，但在某些媒体那里却变成红卫兵在严凤英肚里找“里通外国”的发报机;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喜欢喝鸡舌汤，这本是稀松平常的小事，就像有人喜欢吃鸡胗或鸡心一样，但在某些人嘴里，却成了毛泽东、周恩来杀108只鸡讨好西哈努克夫妇的铁证。
五是牵强附会。许多事跟文革关系不大，却生搬硬套、牵强附会，让文革背锅。有些人在文革时依仗权势胡作非为，却将责任推给文革，如前些年被媒体炒作的红卫兵为文革道歉事件，试问，改革后违法乱纪、致人死亡的案例不胜枚举，可谁又为改革道歉?又如某大学校长在建校120周年纪念会上时将字读错，在如此大场合丢人现眼，只能怨自己学艺不精，坦荡承认即可，没想到此人却嫁祸文革，更没想到媒体竟轻而易举地放过他，让人震惊不已。(201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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