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一篇彻底批判“国防文学”的历史文献，也是系统清算“四条汉子”罪恶活动的斗争经验总结。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鲁迅的反潮流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至今对于我们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周扬一伙在1936年初抛出的“国防文学”，实际上是王明投降主义的产物。1935年底，正当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不久，王明在国外接连抛出《新形势与新政策》等文章，提出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鼓吹建立一个所谓不分阶级、 不分党派的“国防政府”，实际上就是要“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把抗日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蒋介石。化名莫文华的人也接连在1936年5、6月间抛出《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等毒草，在“人民阵线”的幌子下叫嚷:“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抛去一切狭隘的对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废物”，“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周扬一伙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的投降叛卖活动，正是根据王明等人的旨意行事的，其要害就是妄图取消无产阶级在文艺界的领导权，为王明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错误政治路线服务。
鲁迅同周扬一伙的投降叛卖活动作了多次坚决的斗争。周扬一伙对鲁迅封锁消息，偷偷地解散“左联”，鲁迅得悉以后，坚决表示反对。周扬之流打着“统一战线”的旗号，从1936年2月起开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想方设法“邀请” 鲁迅加入“文艺家协会”。鲁迅明确拒绝加入这个实行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大杂烩，他尖锐地指出，“文艺家协会”不是战斗的团体，“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在周扬一伙抛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以后不久，鲁迅在1936年6月10日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击中了“国防文学”的要害。周扬一伙眼看向鲁迅的多次劝诱、威胁、造谣都没有得逞，就变本加厉，趁鲁迅病重之际，再次布下“围剿阵”围攻鲁迅，指使徐懋庸写信攻击鲁迅，就是其中十分恶毒的一招。徐懋庸在8月1日的信中攻击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竟然教训鲁迅说，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微章”，不应该“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肆意谩骂鲁迅半年多来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不屑与多数人合作”，“危害联合战线”;信中还以流氓无赖的口吻恐吓鲁迅要“实际解决”。鲁迅接信时健康情况非常恶劣，肺部两边已大部烂，肋膜间又有积水，体重仅达85磅。但他仍以高昂的斗志、惊人的毅力，抱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给了周扬一伙以沉重的打击。
鲁迅在公开信中开头说明了为什么要发表徐懋庸的信并给以公开答复的问题。具有高度路线斗争觉悟的鲁迅知道，徐懋庸的来信是一种“有计划的”“新的挑战”，对之决不能保持沉默。关于这一点，鲁迅后来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得更加清楚:“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周扬、徐懋庸一伙口口声声骂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破坏联合战线”，因此鲁迅首先将周扬、徐懋庸一伙的所谓基本的政策”与党中央的正确政策区分开来。鲁迅向来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特别自从1936年4月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传到了上海，鲁迅经过认真学习，深深认识到只有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才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指针。鲁迅在不久以前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多次表达了自己拥护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鲜明立场，如今为了驳斥徐懋庸之流的诬蔑，鲁迅再次着重指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至于徐懋庸之流所谓的“基本的政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鲁迅轻蔑地指出他们的“基本的政策”无非是要“咬我几口”，揭露了周扬、徐懋庸一伙的“基本的政策”无非是要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化战士，加紧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罢了。
其次，鲁迅着重阐述了自己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围绕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大问题，当时争论最激烈的有这样几点:一、究竟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还是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二、在统一战线内部是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还是只有团结而无斗争，向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投降?三、作家是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还是在所谓“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鲁迅同周扬一伙存在着根本的原则分歧。鲁迅认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周扬一伙的做法是:一面“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其实是忙着把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文人拉入“文艺家协会”，一面又“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大搞宗派主义，把鲁迅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诬蔑为“托派”、“汉奸”，“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彻底地葬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鲁迅认为讲团结的同时不能忘记斗争，鲜明地提出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的正确主张。周扬、 徐懋庸一伙却竭力取消和放弃对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文艺观的批判斗争。鲁迅认为作家应该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周扬却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胡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对此，鲁迅愤怒指出这是一个阴谋，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目的是把“汉奸”、“汉奸文学”这些帽子拿在手里，用以打击、排挤那些不肯跟他们走的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抓住周扬一伙的理论口号(“国防文学”)和组织措施(“文艺家协会”),深入地剖析了他们大搞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罪恶行径。指出决不能让那些自称“指导家”的周扬等人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包办“文艺家协会”的领导权，否则就会严重地贻害革命事业。以后的事实证实了鲁迅的预见，在周扬一伙的把持下，这伙人变本加厉地炮制了一大批歌颂叛徒、美化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作品。所谓“国防文学”实际上就是道道地地的卖国文学。
鲁迅接着又一次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着重指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是为了“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由此可见，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周扬他们在前期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促使作家们适应新的形势，迅速走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另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批判“国防文学”这个右倾投降主义口号，批驳那些“不正确的意见”。鲁迅又从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鲜明立场出发，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既是向革命的左翼作家们的号召，也可以成为对“一般或各派作家”的号召。正如毛主席所说，在抗日民族统战线中，是“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政治战线上是如此，在文艺战线上也是如此。 周扬、徐懋庸他们胡说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这个口号就会“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并进而心甘情愿地放弃领导权，俯首贴耳地跟着资产阶级跑。这完全是投降主义的罪恶行径，为此，鲁迅在文章中用了浓笔重墨，接连斥责周扬一伙的论调是十足的“胡说”!
在政治上搞机会主义、组织上搞宗派主义的人是见不得阳光的，他们常常是躲在阴暗角落里大搞阴谋诡计的能手。因此鲁迅在批判了周扬一伙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后，又揭露了他们历年来所玩弄的一系列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勾画出了专横跋扈的“四条汉子”的丑态:“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这就是周扬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为之心惊胆颤的“四条汉子”这个名称的由来。鲁迅用事实揭穿了周扬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拿手好戏是“信口胡说，含血喷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伙“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少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是“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的“奴隶总管”。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不但不为他们手中的权势所吓倒，不为他们扯出的各种旗号所迷惑，而且及时地提醒人们注意他们在漂亮的旗号下所玩弄的种种鬼蜮伎俩。这种敢于反击机会主义潮流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
鲁迅还透过周扬他们玩弄的种种阴谋手法，进一步深刻地剖析了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鲁迅指出，自从“左联”成立以后不久即混入“左联”并窃踞“左联”领导职务的周扬一伙， “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们从来没有背叛原来的阶级，没有进行过脱胎换骨的改造，相反，总是妄图用自己原有的世界观来改造、腐蚀革命文艺队伍，这就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所在，就是文坛上所以会有那么多“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等怪现象的根本原因。鲁迅在这场批判“国防文学”的斗争中，由于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所以真正做到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为妖言所惑，不为威胁所动。在文章的最后，鲁迅再一次明确宣告:“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出自心底的坚强誓言，也是对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鞭挞。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三十年代中期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几十年来，周扬一伙十分害怕这篇杂文。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小头目围绕这篇著名杂文又耍弄了不少花招。1956年，周扬一伙利用当时被他们篡夺的权力，在出版《鲁迅全集》时，竟然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炮制了一条颠倒黑白的注释，胡说这篇文章不是鲁迅写的。夏衍还在1957年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发言攻击这篇文章“不论描写的细节和内容，都是不真实的”。实际情况无情地粉碎了周扬一伙的胡言乱语。诚然，鲁迅当时是在大病之后，《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由鲁迅口授，别人笔录的，但即使这一部分，最后仍由鲁迅亲自反复修改定稿;还有整整几页揭露投降主义者周扬等人嘴脸的文字，则完全由鲁迅扶病执笔写成。鲁迅十分重视这篇文章，他在逝世前不久还曾多次提到它，如他在1936年9月15日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那篇文章中，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鲁迅在逝世前十天参观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时，当有人问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时，鲁迅当即回答说:“他是明明晓得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想来一气气死我的”，“我就斜躺着，用一只手搭在茶儿上，写了四晚，写成功了。我是不赦他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周扬一伙的真面目。它也将永远启示我们牢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鼓舞我们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斗争到底!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