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这是鲁迅在1934年悼念韦素园的一段话。事过两年，章太炎与世长辞了。他竟遭到了这样的命运。早在章太炎逝世前夕(1936年1月)，曾向清王朝告密而出卖过章太炎的反动官僚政客吴稚晖，就曾假借回忆为名，摇唇鼓舌，大放厥词，攻击章太炎，妄图为自己丑恶的历史翻案。章太炎逝世后，一批反动官绅和无聊文人谬托知己，沾名钓誉，大搞所谓纪念活动。他们对章太炎一致采取否定其革命精神的态度，企图把他打扮成反动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复古“先贤”的形象，以便用章太炎这块“神主牌位”来打击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左翼文化运动。鲁迅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看穿了这场“纪念”丑剧的反动目的，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鬼蜮伎俩。他深深地感到，章太炎虽然去世了，但他确曾是一个战斗过来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用“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这对现实的阶级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鲁迅在周扬一伙围攻的恶劣环境里，身患重病，仍然于逝世前十天，即1936年10月9日，执笔写了这篇纪念文章，表明了自己毫不妥协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革命晚节。
在文章中，鲁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章太炎的历史地位，他的功与过，作了科学的、正确的评价。他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这就有力地揭穿了反动派故意渲染章太炎的所谓学术成就来否定其革命业绩的可耻阴谋。紧接着，鲁迅以章太炎一生中最典型、最富于代表性的几件事，分析这样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功与过，并总结他生活道路上的经验教训，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育。
二十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进行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论战。革命派要求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新的共和国。保皇派则力图保存封建的清王朝，妄图通过君主立宪来阻挠革命的发生。1903年，保皇派头目康有为写了一篇名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的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所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反动理论。这年6月，章太炎立即在其主办的《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了康有为的无耻谰言，指出清朝政府“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是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愚弄人民，而康有为保皇的目的乃是要在清朝政府里捞取一官半职。同时文章还进一步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章太炎还为青年革命家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作了热情洋溢、充满战斗精神的序文，影响极大，大大地推进了对于康、梁保皇派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政府。因此也就遭到了清政府的追捕。章太炎得到消息后，临危不惧，他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抓我，如今已是第七次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在狱中，他的革命意志，毫不屈挠。他在《狱中赠邹容》那首诗中发出了“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的那种视死如归、革命到底的誓言。革命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
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他立刻东渡到当时革命者聚集的日本东京，担任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鲁迅在追忆这一段战斗生活时说:“我爱看这《民报》”,也常去听章太炎讲的《说文解字》的课程。然而并不是因为喜欢“先生的文笔古奥”的缘故，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确，章太炎并没有因三年的牢狱生活而消磨了革命意志，相反，他的革命斗志却更加旺盛。当时他以《民报》为喉舌，撰写战斗文章，同鼓吹保、反对革命的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笔战;对曾经向清朝政府献策、制造“苏报案”事件、并使章太炎和邹容被捕的叛徒吴稚晖，进行了揭露和斗争。笔锋指处“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并且日益暴露出他的企图复辟帝制，登坐龙位的野心。此时，章太炎正受骗被幽禁在北京。他气忿之极，把袁世凯过去为拉拢他而赠送的二级勋章轻蔑地挂在扇子下，大摇大摆地跑到总统府，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存心不良，并且把总统府招待所砸得稀巴烂。鲁迅在文章中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诉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对那些“奚落”章太炎“以自鸣得意” 的“文侩”给以愤怒的斥责。
但由于章太炎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民族主义者，他的世界观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的革命目的只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如果说，这种思想即使是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中，就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的话，那么，在辛亥革命后，就完全丧失了其进步意义，而成为不切实际的“高妙的幻想”。袁世凯的复辟，更证实了这一主张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在中国，是根本没有它实施的“实地”的。政治上的失意，幻想的破灭，滋长了他的复古、颓废的思想。这时，一帮官僚政客们， 看到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于是蜂拥而来，迎合他的复古论调，七手八脚，在他周围帮造了一堵“和时代隔绝”的墙。从此，章太炎更是视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于不顾，身居幽院，杜门谢客，一头扎进了古纸篓里，宣扬起“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来了。在这一时期，他非但没有新的革命的战斗文章出现，反而为了表示自己的儒风，在他的手定的《章氏丛书》中，把先前革命的、战斗的文章全部刊落了。很多文章也修饰得玲珑剔透，左右逢源。连迫害过他的袁世凯，此时在他笔下，也竟然被恭称为“袁公”了。当年的战士气质哪里去了!?此时，我们从章太炎身上只能见到和嗅到的是“学术的华衮” 上的古色古香了。然而在他刊落这些战斗文章的同时，他先前的论敌，却并不跟他讲什么“儒风”，就是那个吴稚晖，在章太炎临终前不久还写文章重提三十余年前的旧账，可见怨毒之深了。为此，鲁迅很愤慨地说:“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 贻患千古”。
纵观章太炎一生，从“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的演变，这中间颇有些发人深省的地方。作为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他一生的前期之所以受人崇敬，给革命以很大影响，并非是他的学问渊博，而是他的战斗文章，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战士。他个人是连同战斗文章一起活在人们的心中的。离开了战斗文章，也就失去了他的政治生命。虽然，早在1899年，章太炎的木刻本的学术论著《訄书》已经出版，他研究经学和小学也已经很有成就，然而正如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说的那样:“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治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正因为章太炎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革命战士，是一
位“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他当时的音容笑貌才一直深深地铭刻在鲁迅的心中。而他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因而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 最久的业绩”。而他终于“为大多数所忘却”，在寂寞中死去的悲剧，也正是他放下了这支战斗的笔杆，脱离社会，脱离民众，躲进高楼深院里充当起“隐士”的缘故。
通过这篇文章，鲁迅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章太炎这个历史人物作了科学的、正确的评价。但是，这篇文章的意义决不仅仅是给了章太炎一个正确的评价，而是通过对他一生道路的总结，指出革命者的一生必须是战斗的一生。革命者必须坚持革命，坚持斗争，和人民大众一起，紧跟着时代前进，而决不能倒退，决不能半途而废，做“半截子的革命家”。丢掉了革命精神，即使是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也必然会被时代和群众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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