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把天地都洗清爽了，太阳终于舍得露出头来，天气比较凉快。
按照作家班的教学日程，我来到了湖南益阳的清溪村。
清溪村这几年非常有名气。它是作家周立波的故乡，也是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的文学原乡。
清溪村这几年建设也搞得很好，人文底蕴塑造得相当不错。
我记得我两年前还在《中华辞赋》杂志上为清溪村写过一首七律诗：
“山水清溪鸿爪隐，燕鸣声里觅遗踪。鱼塘百亩风荷好，书舍千间意趣浓。农苑格言承古论，名家巨著立新宗。趁春夜宿赏明月，欣看潇湘正跃龙。”
我写这首七律诗的时候并没有来过清溪村，描述的是我想象中的清溪村;就像范仲淹写岳阳楼一样，是脑海里的艺术加工。
这次来这么一趟，我只感觉到我的这首七律诗一点都没有夸张，清溪村现实要更好。
最令我高兴的是，在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我见到了魏巍老《东方》这部作品的手稿。
老战士的笔迹洋洋洒洒，我盯着看了很久，望出了神，久久不想离去。
我想起了他在朝鲜战场枪林弹雨下采访的身影，我也想起了他在书斋中以笔为刀坚持斗争，深刻洞察时代的敏锐目光。
集体参观结束后，我独自在周立波故居附近闲逛，人声鼎沸，游客如织，有排排队欢快研学的孩子们，也有拄着拐杖慢悠悠踱步的老人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此时此刻此处在具象化。
这里竹林掩映，田舍俨然。我在恍惚间仿佛看到了邓秀梅、亭面糊、陈先晋这些人物，他们或站在田埂上，或蹲在门槛边，或围在土塘旁说着什么。
风很轻，太阳也不晒。在这种闲适的感觉中，我漫无目的地走，不自觉就走到了周立波的塑像前。
站在周立波的塑像前，我忽然想到：究竟什么样的作家，才配得上“人民的作家”这个称号?
周立波用他的一生，给出了一个沉甸甸的答案。
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践行“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本方向，把文学的根深深扎在生活的土壤之中。
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一句话。很生动的比喻，今天站在清溪村再读，感觉更深刻。
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周立波是真正信这句话的人。他强调“源泉”是根本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东西”。
他自己讲得更朴素，他说：“无论什么花，都必定要把根子扎在土壤里，人民的生活好比是百花的土壤。”你看，他不是在说漂亮话，他是在说一个他亲身验证过的道理。
生活的深度决定了作品的高度。周立波的创作历程，就是对这句话最有力的证明。
1954年，周立波携全家从北京回到故乡益阳农村。一住就是7年。其中整整两年住在乡下，先后担任了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和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他不是去做样子的，他是真的以干部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把自己摁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里。
他不是那种“采风式”的旁观者。今天下去拍几张照片，跟老乡聊两句，回来写一篇“深入生活有感”。
不是这样的。他是真的把自己融进去了。
他怎么说?他说：“要紧的是带了自己的心去，去参加工作和斗争。把工作的地方当作家庭，把群众当作亲人，和他们一同进退，一同悲喜，一同爱憎。”
“带了自己的心去。”
这句话说得真好。你的心不在那里，你人在哪里都没用。你的心在那里，哪怕你人不在，你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有根的。
村民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立波胡子”“凤祥哥”。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穿着灰蓝布中山装，一双解放鞋，说着地道的益阳土话。除了脸上那副方框眼镜，他跟普通农民已经没有区别了。
正是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让他写出了邓秀梅、刘雨生、李月辉、亭面糊、陈先晋……这些人物不是一个一个“塑造”出来的，是从那片土地里长出来的。
毛主席的一句话特别直接，点明了方法论。他说：“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
周立波就是这么干的。他不是坐在书房里想象农民，他是变成了农民，然后回过头来写自己。
有意思的是，周立波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在去延安之前，他的文字有明显的欧化痕迹。你读他早期的作品，能感觉到他那时候的“文艺青年”气质，句子长长的，调子高高的，像是在努力证明自己读过很多外国书。
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变了。他在语言文字上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转而大量使用俚语土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波风格”。
这种语言上的转变，表面看是技巧问题，骨子里是立场问题。一个作家是否真正以人民为对象，首先看他的语言是否来自人民、为了人民。
毛主席在《讲话》里说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周立波做到了，他笔下的文字替他作了证。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民的作家”?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以为只要写工农兵题材，就算“为人民”。但周立波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人民作家不仅“写人民”，更要自觉“成为人民”。
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认真学习。这四个字里有态度。不是居高临下地“采风”，不是猎奇式地“观察”，而是老老实实地学，像学生跟老师学那样，把身子俯下去，俯首甘为孺子牛。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里展现出的那种叙事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听”的姿态。他不着急替人物说话，他先让人物自己说。
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几乎再没有哪一个作家在摹仿农民内心时，比周立波更耐心、更有敬畏感。
比如陈先晋这个人物。一个顽固的老中农，对入社有抵触。周立波写他，用了整整四个章节。外围调查、家访受阻、家庭会议、心理独白、外聚焦观察，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往里走，反复尝试接近这个老农的内心世界。
这种耐心和敬畏，是装不出来的。你没有真正尊重一个人，你就不会有这种耐心。你心里觉得他“落后”“觉悟低”“需要教育”，你就会急着让他转变，你不会愿意花那么多篇幅去理解他的纠结和痛苦。
更让我感动的是，周立波在处理这些人物时，始终保持着一层善意的、谅解的温度。
他笔下的湖南山村，那些人，那些风俗，那些日常，写得鲜活如画。他从不把农民简化成政策的传声筒或者思想的木偶。他尊重他们作为“人”的复杂性。
就连菊咬筋、秋丝瓜这样被“矮化”的人物，你注意周立波是怎么写的，他保留了他们的视点。读者能看到他们家庭内部的自然面貌，能理解他们的恐惧和盘算。
我觉得这就是人民作家区别于教条主义写作者的关键所在。教条主义者把人当成观念的容器，人民作家把人当成活生生的人。
从更深一层来看，周立波的叙事探索跟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是相通的。
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才是政治的主体”，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这话的潜台词很深。革命者跟工农之间，不能只是一种单向的启蒙关系。不是“我先进，你落后，我来教育你”。而是双向的、彼此尊重的。
毛主席说得更直接：“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你注意这个顺序。先做学生，后做先生。不先做学生，你就没资格做先生。人民的作家，首先要向人民学习，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人民。
周立波就是这样做的。
他笔下的乡村干部李月辉，嘴里经常挂着这样的话：“不要看不起落后。……因为今天落后的，明天就可以进步。我们哪一个不是从落后来的呢?天生的革命家是没有的。”
“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
“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
这样的人物语气。这不是在喊口号，这是真的理解了农民，理解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理解农民的“落后”心态，他不是站在外面批评，他是站在里面包容。
他不是站在“先进者”的立场去审判“落后者”。他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理解他们的焦虑，共情他们的痛苦，等待他们的成长。
这让我想起毛主席那句最著名的话。放在最后说吧。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周立波的一生，就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的作品穿越了时间，至今仍然有生命力，原因很简单：它们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忠实地为人民代言。
走在清溪村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还能不能有更多周立波式的人民作家?
他们脚踏坚实的大地，心怀真挚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放歌。这不是一句扯闲谈。不仅要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还要一步一个脚印实践出来。
清溪村，很不错，有空来走一走，看一看，坐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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