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裂隙中的伦理重建——《黑与白》与《人世间》比较论
文/韩玄子(上海大学文学院)
摘要
刘 继明的《黑与白》与梁晓声的《人世间》是近年来中国文学中两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二者同属现实主义传统，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认知与伦理图景。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在历史观、阶级叙事、知识分子书写与伦理结构四个维度的系统比较，揭示其内在差异：《人世间》以“好人伦理”为核心，在承认既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道德救赎;《黑与白》则以“阶级意识”为支点，试图在历史断裂处重构革命的伦理根基。这一差异不仅是个人风格的体现，更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学在处理革命与改革历史遗产时的深层裂痕。本文认为，两部作品的并置阅读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伦理困境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视角。
关键词：《黑与白》;《人世间》;历史叙事;阶级意识;伦理重建;现实主义
一、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转向：一批作家开始以宏大的历史视野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试图在文学想象中完成对集体记忆的整合与重塑。在这一潮流中，刘 继明的《黑与白》与梁晓声的《人世间》尤为值得关注。二者均以数十年为时间跨度，均聚焦于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沉浮，均获得了知识界的广泛讨论——然而，将它们并置阅读时，读者会惊讶地发现：面对“同一个”中国，两部作品给出的历史画面与伦理判断竟如此不同。
《人世间》以周家三兄妹的成长轨迹为主线，以“好人文化”为核心价值，讲述了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在时代变迁中保持善良、责任与尊严的故事;《黑与白》则以王成、顾筝等人物的命运流转为线索，在跨越半个世纪的时间纵深中，重新叩问阶级、革命与理想主义的当代意义。如果说《人世间》试图在历史变迁中寻找某种延续性的伦理根基，那么《黑与白》则更倾向于揭示历史的断裂，并在断裂处探寻被压抑的解放可能性。
这一差异的学术意义何在?本文认为，两部作品并非简单的“左”与“右”的政治立场分野，而是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面对同一历史对象时的两种认知范式。它们之间的张力，恰恰映射出中国知识界在处理革命与改革、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等核心议题时的深层分歧。对这两部作品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下文学创作的思想地貌，更能为我们反思当代中国的伦理重建提供一个独特的入口。
1.2 研究现状与本文进路
目前学界对两部作品的讨论多集中在各自的思想主题与艺术特色上。关于《人世间》，研究者普遍关注其“好人伦理”与“平民史诗”的叙事品格，肯定其“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的价值取向;关于《黑与白》，评论者则更多聚焦于其“重写革命叙事”的意图，有论者指出这部作品“在《人境》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实现了对“初心追寻”主题的深化。
然而，将两部作品进行系统比较的研究尚付阙如。这一学术空白本身或许暗示了一个事实：两部作品分属不同的文学场域，其读者群体亦有差异，但这种“各说各话”的状态恰恰说明比较的必要性。本文不拟对两部作品做出孰优孰劣的价值评判，而是试图通过分析它们在历史认知、阶级叙事、知识分子定位和伦理结构等维度上的异同，揭示其背后的思想逻辑，并探讨这种差异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二、历史观的歧路：断裂还是延续
2.1 《人世间》：在变迁中守护“常道”
《人世间》的历史叙事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延续性”特征。小说以周秉昆、周秉义、周蓉三兄妹的人生经历为主线，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末延伸至21世纪初，涵盖了“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型等重大历史阶段。然而，梁晓声的叙事重心并不在于揭示历史转折的断裂性，而在于呈现一种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常道”——即普通人在任何时代都应当恪守的善良、正直、责任与担当。
这种历史观在叙事结构上的体现是：小说的核心矛盾并非人物与历史之间的对抗，而是人物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中实践自己的伦理选择。周秉昆一生困顿，却始终坚守对家庭的负责、对朋友的义气;周秉义身居高位，却不忘初心、持守清廉;周蓉历经情感波折，最终在学术与教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他们的命运虽有起伏，但叙事并未将这些起伏归因于历史的“错误”，而是将其呈现为人生常态——苦难与机遇并存，人性在风雨中淬炼。
梁晓声在创作谈中反复强调“好人文化”的概念，这恰恰构成其历史观的核心：历史可以变迁，制度可以更迭，但“做好人”这一最基本的伦理要求是超越历史的。这一立场使《人世间》获得了一种温和的保守主义品格——它不否定变革，但更关注变革中那些不应失落的价值;它不回避苦难，但更倾向于从苦难中提炼人性的光辉。
2.2 《黑与白》：在断裂处重寻革命的幽灵
与《人世间》的延续性历史观形成鲜明对比，《黑与白》的历史叙事以“断裂”为核心动力。小说在“文革”、改革开 放、市场化进程之间铺设的不是平缓的过渡，而是深刻的裂痕——旧的价值崩塌，新秩序崛起，但崛起的并非理想中的新世界，而是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新专制”。
评论者指出，《黑与白》与刘继明此前的《人境》构成“递进”关系，后者通过主人公马垃在神皇洲组织合作社的失败，呈现了“现代梁生宝如同大战风车的唐诘诃德”的悲壮图景。《黑与白》则更进一步，它不再仅仅书写失败，而是试图在失败中打捞被历史掩埋的另一种可能性。小说的叙事动力来自一种“回望”——不是怀旧的感伤，而是对革命理想的重新审视：那些在主流历史叙事中被宣判过时的价值，是否真的已经失去意义?
这种历史观的核心概念可以概括为“革命的幽灵”——它并非要求历史倒退，而是质疑主流历史叙事的唯一性。《黑与白》通过王成、顾筝等人物的命运，呈现了一个与《人世间》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在这里，历史的每一次转折都不是中性的“变迁”，而是包含着剧烈的价值冲突和权力重组;个人的命运不是在与历史的和解中获得安稳，而是在与历史的对抗中彰显意义。
2.3 两种历史叙事的文学政治
将两部作品的历史观并置，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背后的不同逻辑。《人世间》的延续性历史观建立在一种“伦理人类学”的预设之上：人性中有某种超越特定历史条件的普遍善好，文学的使命就是呈现并守护这种善好。因此，它不追问“历史的正当性”这一政治哲学问题，而是将其替换为“人如何在历史中保持善良”这一伦理学问题。
《黑与白》则拒绝这种替换。它坚持追问：历史的走向是否正当?谁有权定义“进步”?那些被牺牲的价值是否值得重新审视?这种追问本身即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将文学从“伦理教化”的功能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其“历史审判”的职能。
两种历史观的差异并非简单的趣味之别，而是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面对历史遗产时的根本分歧：是接受既有的历史叙事并在其框架内进行道德建设，还是质疑这一框架本身并探寻被压抑的解放可能?这一问题将在后文的比较中反复浮现。
三、阶级的显隐：两种叙事政治学
3.1 《人世间》中的阶级淡化与“好人伦理”
《人世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阶级叙事的淡化。小说中的人物虽然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周秉义进入体制高层，周蓉成为大学教授，周秉昆则始终处于底层——但叙事的焦点并不在于阶层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而在于每个阶层中“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差异。
换言之，在《人世间》的伦理图景中，横向的阶层划分被纵向的道德划分所取代。一个有权有势者如果持守良知，其价值并不低于一个善良的底层劳动者;反之，底层人物如果自私狭隘，也不能因其阶级身份而获得道德豁免。这种去阶级化的伦理观使小说获得了一种“普遍人性”的品格，但也因此回避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结构性问题：阶级分化本身是否正义?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解决?
梁晓声的“好人文化”在此承担了一个重要的叙事功能：它提供了超越阶级矛盾的伦理共识。无论你身处哪个阶层，你都可以选择做一个“好人”——这种选择的普遍性使得阶级问题被转化为个人道德问题。小说的温情主义由此而来，但其思想限度也在于此：当结构性不公被简化为个人的善恶选择时，批判的锋芒便被伦理的说教所替代。
3.2 《黑与白》中的阶级复归与政治批判
与《人世间》的阶级淡化形成尖锐对照，《黑与白》将“阶级”作为核心的分析范畴和叙事动力。小说不仅描写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更试图揭示这些状态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如何制造新的不平等，曾经的革命理想如何在市场化大潮中被侵蚀和背叛。
从《人境》到《黑与白》，评论者注意到刘继明的写作经历了一条“由先锋向底层的转向”，并最终“在底层写作的基础上延伸一步”，实现了对革命叙事传统的重新激活。这一“延伸”的核心就是阶级视角的复归：不再将社会问题归因于个人的道德缺陷，而是将其归因于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本身。
《黑与白》中的典型人物王成，其形象的复杂性正在于他同时承载了两种历史记忆：作为“红二代”，他身上流淌着革命的血脉;但作为市场经济时代的亲历者，他又目睹了革命理想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消解与收编。这一人物设置本身就是一种阶级叙事策略——它通过个人的身份分裂，呈现了历史断裂在主体身上的深刻印记。
3.3 阶级话语在当代文学中的命运
两部作品在阶级叙事上的差异，实际上是阶级话语在当代文学中命运的缩影。1980年代以来，随着“人的解放”话语的兴起，阶级叙事逐渐被“人性叙事”所取代——这不仅是一种文学风格的转变，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重组。《人世间》代表了这一转型的成功范例：它用人性、伦理、情感等“普世”范畴取代了阶级、革命、斗争等“特殊”范畴，从而获得了更广泛的读者接受。
《黑与白》则逆这一潮流而动。它试图在被视为“过时”的阶级话语中发掘新的批判资源，这一尝试本身即构成对主流文学范式的挑战。但问题在于：阶级话语是否能够在不陷入教条主义的前提下，真正为文学提供有效的认知框架?《黑与白》的成败或许正在于此——它成功地质疑了去阶级化的伦理叙事，但未能完全摆脱阶级话语自身的历史负重。
四、知识分子的位置：启蒙者还是同路人
4.1 《人世间》中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内良知”
《人世间》对知识分子的塑造颇具深意。周蓉作为大学教授，代表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形象——她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真理，在生活中经历挫折却始终不失赤子之心。但值得注意的是，周蓉式的理想主义是“体制内”的：她并非站在体制的对立面进行批判，而是在体制内部践行知识分子的专业伦理和道德责任。
这种定位与小说整体的历史观高度一致。在《人世间》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的使命不是质疑社会的基本结构，而是在既有框架内发挥建设性作用。“体制内良知”构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理想范型——他们不与体制对抗，但也不同流合污;他们利用体制给予的空间从事有价值的事业，同时以个人的道德操守为体制注入伦理活力。
这一知识分子想象的有效性在于它符合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自我认知。但问题也正在于此：当知识分子完全接受既有秩序的基本合法性时，批判性思考的边界是否被不自觉地窄化?《人世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的伦理框架内在地排斥了这种追问——既然“好人”可以在任何体制中存在，追问体制的正当性便显得多余。
4.2 《黑与白》中的“人民之子”与批判主体
《黑与白》对知识分子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想象。有评论者将刘继明笔下的理想人物定位为“人民之子”——他们虽身为知识分子，却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底层民众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知识不再是向上流动的工具，而是向下连接的桥梁。
从《人境》中的马垃到《黑与白》中的王成，这一人物谱系的核心特征是对“精神导师”的追寻与超越。马垃在成长中曾受逯永嘉的诱惑浸染，但最终“在大碗伯、丁长水等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言传身教下，实现了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一觉醒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放弃知识精英的优越位置，重新认同于被主流叙事边缘化的革命传统。
《黑与白》中的知识分子因此呈现出一种“反知识分子”的气质：他们的价值不来自专业知识或文化资本，而来自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和对革命理想的忠诚。这种想象固然激进，但也面临自身的困境：当知识分子以“人民之子”自居时，是否可能陷入另一种精英主义——以一种贬抑自身的方式确认自身的优越性?
4.3 知识分子叙事的两种范式及其限度
两部作品的知识分子书写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两种范式。“体制内良知”模式的优势在于现实主义——它承认知识分子的实际处境，在其限度内寻找伦理实践的可能性;但其局限在于，当体制本身成为不可追问的前提时，所谓的“良知”便可能沦为对既有秩序的装饰。
“人民之子”模式的优点在于其批判性——它拒绝接受既有的权力格局，坚持追问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伦理责任;但其困境在于，这种批判立场需要一种超越性的价值支点，而当这个支点被质疑时，整座大厦便可能随之动摇。
两种范式的并存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尚未找到一种既能够保持批判性、又能够有效介入现实的普遍认同。文学的困境，正是现实的困境。
五、伦理重建的想象：个体、集体与未来
5.1 “好人”与“新人”：两种理想人格
如果说每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提供了某种理想人格的想象，那么《人世间》与《黑与白》的分歧最终也归结于此。
《人世间》的理想人格是“好人”——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坚持善良、责任、正直的普通人。“好人”不一定是英雄，不一定是成功者，甚至不一定是幸福者，但他一定是在道德上无可指摘的人。这种人格理想的核心是“持守”：不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内心的道德准则。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每个人的道德选择最终只对个人负责，社会结构的问题则在“好人”的视野之外。
《黑与白》的理想人格则是“新人”——不是被动适应历史的人，而是主动创造历史的人。“新人”的核心品质是“觉悟”：对阶级身份的觉悟、对历史责任的觉悟、对集体命运的觉悟。与“好人”的“持守”不同，“新人”更强调“转化”——不仅要改变自己，更要改变世界。它代表了一种集体主义的伦理想象：个人的意义不在独善其身，而在与共同体的共同解放。
5.2 个体与集体的辩证法
两种理想人格的分歧，归根结底是个体与集体关系认知的分歧。《人世间》虽然书写了周家这个“集体”(家庭)，但其伦理核心仍是个人性的——每个家庭成员的决定最终以个人良知为依据，家庭的纽带来自于成员间的私人情感而非共同的政治信念。
《黑与白》则试图重建一种超越血缘和私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凝聚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是亲人或朋友，而是因为他们共享某种政治记忆和未来想象。这种集体不是自然的(如家庭)，而是自觉的(如同志)。它需要个人的牺牲，但这种牺牲被认为是值得的，因为它指向一个超越个人生命的更广阔的图景。
当代中国的伦理困境恰恰在于：传统的集体认同(革命共同体)已经解体，新的集体认同尚未形成，个体在“原子化”的进程中既获得了自由，也承受着孤独。《人世间》以“好人伦理”回应这一困境——它不试图重建集体，而是教导个体如何在孤独中持守善良;《黑与白》则拒绝接受这一方案，它坚持认为，没有集体的解放，个人的善良终将是无力的。
5.3 文学能否弥合历史的裂痕
两部作品的分歧最终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文学是否能够弥合历史的裂痕?
《人世间》的回答是肯定的——通过讲述“好人”的故事，文学可以唤起普遍的道德情感，从而在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群之间建立伦理共识。这是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文学观：文学不直接改变世界，但可以通过改变人心来间接地改变世界。
《黑与白》的回答则是否定的——文学的使命不是弥合裂痕，而是揭示裂痕的存在，并追问裂痕为何产生。它不相信在结构性不公面前，单纯的道德教化能够起作用;它更倾向于相信，文学的价值在于提供另一种历史想象，从而为现实的变革开辟空间。
这两种文学观的分野，不仅是美学的，更是政治的。它们各自回应了当代中国的一个核心焦虑：在一个价值多元且充满冲突的时代，我们如何找到共同生活的基础?《人世间》的方案是诉诸“普遍人性”，《黑与白》的方案是诉诸“阶级觉悟”。两种方案各有其力量，也各有其困境——而它们的并存与对峙，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最具活力的思想张力。
六、结语
本文通过对《黑与白》与《人世间》的系统比较，揭示了两部作品在历史观、阶级叙事、知识分子书写和伦理想象四个维度上的深层差异。《人世间》代表了一种以“好人伦理”为核心的温和保守主义立场，它接受既有历史秩序的基本正当性，致力于在秩序内部进行道德建设;《黑与白》则代表了一种激进批判的立场，它质疑主流历史叙事的合法性，试图在被压抑的革命传统中寻找替代性的伦理资源。
两种立场的分歧并非偶然，而是当代中国知识界面对革命与改革、理想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等核心议题时深层分裂的文学表征。这两部作品的并置阅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学在伦理重建问题上的探索与困顿。
本文无意对两种立场做出简单的评判，因为无论是“好人”还是“新人”，无论是“体制内良知”还是“人民之子”，它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处境中对“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的真诚回应。文学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呈现这种回应的多样性，而不急于给出唯一的答案。在这个意义上，《黑与白》与《人世间》的对话，远未结束，也不应结束。
参考文献
[1] 滠水农夫.初心追寻和“人民之子”的回归之路——从《人境》到《黑与白》[EB/OL].(2023-10-23).https://m.wyzxwk.com/index.php/Article/wenyi/2023/10/482129.html.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