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19年前后，一部40多年前的伤痕电影——《牧马人》，突然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笔者刷到了不少关于电影《牧马人》的解说及二创。
然而，从评论区的内容看，电影重新爆火的原因竟然是广大网民非常怀念那个时代淳朴的民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互帮互助、纯粹的爱情以及朴素的爱国之情。
这种状况恐怕是当初的电影主创人员始料未及的。
1982年上映的电影《牧马人》，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由谢晋执导。
《灵与肉》是一部伤痕小说，被称作是张贤亮的自传体小说，而《牧马人》则是一部伤痕电影。
张贤亮在2008年1月发表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文中又说：“16岁因资本家出身被判入狱3年”(从1952年到1955年)，1964年“别人说了反动话我没汇报(这个毛病至今还没有改造好)”，而他的简历又写着“1954年高中肄业到宁夏银川市贺兰县乡村插队务农”……从后来旁人披露的历史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贤亮自述的因为“右派”帽子坐牢22年的经历大概率系伪造出来的，而张贤亮的第一次插队极可能是因为其年轻时调戏女青年，而他插队的也只是“农垦农场”而不是“劳改农场”。
所以，作为伤痕小说的《灵与肉》，其主线故事以及情节发展，完全是张贤亮为了诋毁毛泽东时代而编造出来的;而从“解放”之后的张贤亮包养过五个情妇的作风看，许灵均身上展现的真挚爱情，完全是张贤亮对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美化。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谢晋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导演：1976之前导演过《春苗》这样的革命题材电影;1976之后又导演过《牧马人》这类伤痕题材的电影。两类题材的电影在价值观上截然对立，但艺术感染力都很强，在两个对立阵营都属翘楚之作。(这说明知识分子只是一把刀，关键看刀把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
《牧马人》的艺术感染力之所以强，就在于从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导演谢晋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非常真实、非常生活化。尽管电影的主线是完全编造出来的，如11岁的资本家儿子被打成右派劳改，是为了把许灵均这样的知识分子歌颂成完人、圣人，控诉知识分子受了前一个时代的害，但电影在细节上却一不小心反映出了80年代以前真实的社会面貌：那时的生活很艰苦，群众却是朴实善良的；那时两个人的结合并不浪漫、但爱情是纯真的。
许灵均成婚时，社员们纷纷送来了布票、粮票、各种礼品还有祝福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电影《牧马人》在细节上对张贤亮的原著小说《灵与肉》进行了大幅删改，在《灵与肉》中农场的干部社员除了郭谝子，其他人对许灵均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而《牧马人》中包括干部在内几乎没有一个人物是“坏人”。
这些细节方面的真实生动，是电影在当时感动很多人的根本原因，他们是时代的亲历者。大部分普通人离许灵均这样的知识分子很遥远，但对于那个年代的社会面貌还是非常熟悉的。
然而，伤痕不彻底就是彻底不伤痕，这是《牧马人》在后来很快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也是《牧马人》在40年后因为“怀旧”重新爆火的主要原因。
再之后，伤痕电影和小说就汲取到了“教训”，苦难必须越说越重，最后群众全员被塑造成被教唆到癫狂的“坏人”……
1985年谢晋导演在电影《芙蓉镇》中开始用大量镜头塑造“坏人”，而诺奖得主莫言的文学作品基本全是这个调调，再加之多年来“历史发明家”的渲染，媒体、影视剧的视听觉轰炸，“坏人变老”的说法也便流行了起来。
当然，并不是那段历史中就没有“坏人”。运动刚起来那会儿，打砸抢的事没少发生，最后逼得毛主席亲自出来制止。
1967年5月28日，毛主席看了一份《要事汇报》，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
“22日晚，十七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十一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主席随即批示：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见毛泽东手稿)
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胆大”，正是因为他们的干部子弟身份;反观那些工农弟子出身的小将，即便在那时也是被当权派打压的状态。可笑的是，真正干坏事的人后来个个成了亿万富豪，却要跳出来“代表”整个红小兵群体“表演道歉”，将自己的个体罪行扣到整个群体头上。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或者说“道德水平”究竟怎样?已故的谢韬是《炎黄春秋》的“老人”，可以说是非常右了吧?他对毛主席当然不会有什么好评。然而，谢韬的儿子谢小庆先生在回忆自己班的同学“串联”时，记录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1966年底的)一天，我们班的几位女同学邀我和她们一道去串连。问我父母，他们觉得能有机会让自己的女儿出去见见世面是件好事，就同意了。这样我们一行五个女同学就决定长征步行去北京。
我们五人中最大的15岁，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才14岁。但我们五位孩子的家长都是极为开通的，他们都同意我们的选择。
我们每天走60-70里，基本上一小时走10里地。从浙江省出发，先到江苏，再到山东。到了孟良崮，那儿的老乡到底是老区人民，待人格外热情，恨不能将整颗心都掏出来给你。正是他们的盛情和实诚，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做人的样板，在以后的人生之路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见谢小庆博客文章《用两则小故事说说毛时代的社会治安》
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个古语来形容毛泽东时代毫不为过。古往今来，社会风气和群众的“道德水平”就从来没有这样好过。
1996年上映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讲述了发生在雷锋战友乔安山身上的故事。90年代，乔安山在长途汽车公司当驾驶员，上来了七、八个站长亲戚，都不买票。乔安山对陈站长以权谋私的行为坚决抵制，把他们轰下了车，为此得罪了陈站长。汽车行驶途中，一哑巴拦车，他女人难产，乔安山没按规定行车，及时地将产妇送到医院。有一次，乔安山驾车救起一位被车撞伤的老人，并将老人送到医院抢救。老人在家人的压力下，违心的指认是乔安山撞了他，老人女儿还指责乔是用车“撞死雷锋的元凶”。安山痛心，家人寒心。最终，撞伤老人的司机找到了，老人的良心也受到谴责，拉着乔安山的手，认了错。
影片的末尾是乔安山与其亲生儿子乔兵之间语言和思想观念的交锋：乔兵从他爹助人为乐的辛酸事和路遇车匪路霸，车陷泥泞无人助等经历中，认定“雷锋精神已不存在”，乔安山则始终坚信“雷锋精神将世代永存”……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结尾只能这样设定。然而，现实生活中，雷锋精神是否还能够“世代永存”，大量的事实已经作出了回答。乔安山曾经遭遇的问题已经成了民众普遍焦虑的“扶不扶”的社会现象……
毛泽东时代大量地培养出了雷锋以及乔安山这样的雷锋式的人物，然而，“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大潮却容不下乔安山，逼着乔安山要么“路见不平、视而不见”地“避世”，要么只能随波逐流、彻底去做个“为自己的人”……
所以，别再现在一看到什么“道德滑坡”甚至“道德沦丧”的不好现象，就把帽子扣到毛泽东时代头上了，说什么“那十年让中国人道德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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