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的决定》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当前，我们必须继续抓紧完成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革命大批判，肃清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
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它的“理论”根据，这就是苏联修正主义教育“权威”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这个《教育学》，据一九五六年版本的第一章的说明，完全是为实现苏修“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新的任务”即复辟资本主义的“任务”服务的。
早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不久，刘少奇及其在文化教育战线的代理人陆定一等一伙，为了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把凯洛夫的《教育学》搬来，指定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一九五七年，还让凯洛夫到我国北京、上海等许多地方放毒，刘少奇亲自接见，与之热烈“畅谈”。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师生掀起了教育革命高潮，并奋起口诛笔伐凯洛夫的《教育学》。陆定一慌忙出马保驾，狂叫凯洛夫《教育学》“是社会主义的，扼杀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
毛主席在揭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时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谁改造谁?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改造资产阶级的旧学校，还是让凯洛夫的《教育学》来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必须做的工作。
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
什么是教育?
凯洛夫《教育学》开宗明义第一章回答道:“教育纯粹是人类的现象。”这个定义，完全抹杀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阶级斗争的现象。绝不是由于“人为了成为一个人，就应当受到适当的教育”，而是由于一个阶级为了要维持自己的统治，才要有教育。教育从来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的需要。任何阶级的教育，都是按照本阶级的世界观、政治路线来教育改造青年一代,为本阶级的统治培养后继者，从而达到巩固本阶级统治的目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教育由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改造成为摧毁这种统治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一个重要阵地。无产阶级教育必须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战士中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教育的这个鲜明的阶级性，绝不容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加以抹杀。
而凯洛夫，这个被陆定一捧为“社会主义”的教育家，却对教育的本质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教育就是“年长的一代”把“经验和知识传授给新一代的工作”;因而社会主义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授予学生以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惟发展的深刻而确实的普通知识”。
据此，陆定一鹦鹉学舌地鼓吹道:“教育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把知识传给别人，把知识学进来。教育就是这么-回事。”
教育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知识和知识的传授都不是超阶级、超政治的，更不是象凯洛夫所标榜的那样“对于所有儿童是一律平等的”。
知识和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毛主席教导我们:“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而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工具的教育，它所传授的一切知识，都必然渗透着深刻的阶级性。奴隶主在为自己子弟开设的学校里，教学生用活奴隶作“靶子”练习射击、屠杀，这是在传授一种“知识”，即奴隶主“知识”。希特勒狂叫“我们将训育出”“使世界在他们面前发抖”的法西斯分子，这也是在传授一种“知识”，即法西斯“知识”。社会帝国主义最近叫嚣要培养一种能“当机立断”“没有考虑余地”地去执行侵略任务的“青年干部”，这也是传授一种“知识”，即社会帝国主义的“知识”。凯洛夫的《教育学》充斥着沙皇时代的“探险家和游历家”的大量描绘，“津津诱人”地“鼓励学生探险精神底发展”，这究竟在传授一种什么“知识”，人们难道还不清楚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旧学校总是说，它要培养具备各种知识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五十二页)
“知识的传授”能“对所有儿童一律平等”吗?这种拉萨尔派的“人人平等的国民教育”的机会主义论调，马克思早已作过彻底批判。人类自产生阶级以来，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都紧紧地控制了知识的垄断权，使处于无权地位的被剥削阶级根本不可能有受教育权。古代印度这个东方奴隶制国家就曾以法律规定，谁若让低贱的首陀罗阶级接受任何文化知识，立即处以死刑。古代中国，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的孔子，竭力鼓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以后并为封建地主阶级沿用了两千多年。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出现的资产阶级教育,完全从属于反映资产阶级反动本性的利润法则,他们搞的那套所谓“双轨制”，更是渗透了奴役、剥削的阶级本质。你是资产阶级子女，就教给你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知识”,把你培养成未来的统治者;你是劳动人民的子女,或者把你关在学校大门之外，或者把你训练成为“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的“称心如意的奴仆”。(《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五十二页)
由此可见，任何抹杀教育的阶级性的言论，都是十足的政治欺骗。事实上凯洛夫这一本渗透着资产阶级阶级性的《教育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就是这个凯洛夫，在一九五七年鼓吹他的《教育学》的“指导原则”时说:“现在学校有两重任务:一是培养学生升入高等学校，一是培养学生参加劳动生产”。凯洛夫所说的“两重任务”,就是刘少奇鼓吹的“两种教育制度”，也是陆定一发明的爬“宝塔”竞赛:少数爬上宝塔尖的，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多数压在塔底下的，就是在资本主义复辟条件下“劳动生产”的人。从凯洛夫的“一律平等教育”到教育的“两重任务”，从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到陆定一的爬“宝塔”竞赛，名目繁多，本质则一:都是为了达到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无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
凯洛夫公然宣称，从十七世纪捷克资产阶级教育家夸美纽斯到十九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教育家乌申斯基，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当时都“处在与社会制度底统治原则相对立的地位”，因而成了我们现在必须全盘继承的“最宝贵的教育经验"。
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不但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对抗”了起来，而且竟被吹捧成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最宝贵的教育经验”!这充分说明凯洛夫的一套本质上同资产阶级的传统教育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教育“对抗”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凯洛夫这个反面教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及其理论、思想，才能建立自己的教育制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教育必须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彻底划清界线。
两种根本对立的认识论
凯洛夫在上述他那个反动的教育观的基础之上，把夸美纽斯的教学原则，乌申斯基的德育理论，甚至连德国反动教育家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都统统收罗起来，修修补补，以拼凑他的庞大的教学“体系”。什么“五个教学原则”、“六个课堂环节”、“五级计分制度”，外加一大堆“原理”、“结构”、“大纲”、“规则”“手段”和“方法”。就是这么一个烦琐哲学的典型，陆定一等一伙却啧啧赞美如何“科学”，下令全国教师必须分毫不差地全部执行。
真是这样的“科学”吗?不，其实是一套反科学的伪科学。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教学的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而人的认识无不带上阶级的烙印。所以，教学的过程就是两种思想斗争的过程，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就是在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逐步建立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
教学过程的正确实现，必须有正确的认识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资产阶级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凯洛夫是用什么样的认识论来作为他这一大堆“原则”和“方法”的出发点呢?
凯洛夫在引了列宁关于认识论的一段指示后，接着公然声称:“教学不是、也不可能是与科学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过程。”这就等于宣告: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在教学过程中无效。
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笔否定之后，凯洛夫就提出他自己的“认识论”，即学生只要“领受既知的”、“人在多少世纪中积累起来的”“'现成的’知识”，就一切稳当了，因为这些“都是科学上的稳固可靠的财富"，都是永世不能改变-丝-毫的绝对真理。
又是“积累”，又是“现成”，还有“稳固可靠”，凯洛夫真不愧为一个“知识资本家”!但是，这个“知识资本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却是一窍不通。
由于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在他们所“积累”的那些“知识”中，充满着歪曲客观事实的错误。即以历史而论，剥削阶级所写的历史是被颠倒了的:封建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起义被诬蔑为“盗”、“匪”，帝王将相被描绘成历史的主人，他们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前进。不批判这种反动观点，根本得不到什么“现成”的科学的历史知识。怎么能够把诸如此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多少世纪”中所说的一切反动的、谬误的东西，都当作我们可以“现成”接受的“稳固可靠的财富”呢?这不是公开提倡学生服服贴贴地“领受”一切精神毒品吗?这不是要培养抗拒一切革命真理的资产阶级的奴才吗?这不是典型的文化复辟论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即使那些包含着某些相对真理的“知识”，也必须用今天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加以检验，加以改造和发展，而不应把它们当作永恒不变的。在自然科学上，为了更快地掌握最新的知识，即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新发现的相对真理，有时不但不需要从“多少世纪”的演变一直讲下来，而可以一开始就讲最新的发现，讲工人阶级的最新创造。应当指出，过去教科书中的重叠、繁琐，原因之一就是中了凯洛夫这种“稳固可靠财富”的毒。
凯洛夫把知识凝固化，这不仅仅由于无知，而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资产阶级早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他们根本不敢面对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火热斗争，不敢正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只能背对时代，面向过去，把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传统思想，统统算作是“稳固可靠”的知识，不准革命，不准批判，不准发展，妄图以此对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迅速传播。陆定一不就狂叫“很多大学搞教改，我采取观望态度”吗?他们要“稳固”知识的真正目的，在于稳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稳固”他们无限止地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权利，或者就称之为“稳固”他们的“财富”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规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凯洛夫却宣布找到了他的“捷径”，这条“捷径”就是从教师的书本到学生的书本。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决定着学生知识底品质”的是“课堂教学”，而“知识底源泉乃是:具体的事实本身,物体、现象、过程、事件等底描绘、印刷品(首先是教科书)以及教师底语言等”.
在课堂上沿着凯洛夫“五个原则”、“六个环节”的小圈圈兜来兜去的那一点“印刷品”，充其量无非是达到把资产阶级编的“经典”教科书和教材统统塞进学生的脑袋。请看陆定一等一伙按照凯洛夫《教育学》的规定编出来的那些教科书和教材，世界观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为资产阶级需要服务的，完全脱离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教学设置上又充满着形而上学，课程那样繁复，那样相互隔离，把生动活泼的客观世界搞成支离破碎。学生成年紧闭在凯洛夫设计的密封罐头式的课堂里，强迫他们去生吞活咽十八、十九世纪的陈谷子烂芝麻，十六、七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这难道不是存心要把他们糟蹋成为蠢材吗?
必须说明:我们并不排斥让学生从课堂里和书本上获得间接知识。教学当中，有一部分是间接知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间接知识要为学生真正掌握，也必须结合革命实践，才能化为“真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关键在于推陈出新,为今天革命的需要服务。毛主席教导我们:“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这就要走出校门，到实际斗争中去，拜工农兵为师，“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理工科要办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
有些人们问:难道幼儿的认识也要按照这个规律吗?他们不是从图画本本上认识“好人”、“坏人”的吗?幼儿当然也是先认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才能得到某一类事物的概念。牛，是大概念，黄牛水牛是小些的概念，他看到的那条牛是具体的。入学前的小孩子，以社会为学校，他们模仿大人劳动、打仗，受到了生动活泼的教育。但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控制下，却堵塞了孩子的视野，同样必须改造。
凯洛夫这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直接维护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教育“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并妄图把青年一代改造成为害怕草命、害怕群众，抵抗社会主义新事物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利于资本主义复辟。为此，他进一步蛮横无理地宣布:
“教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项指示”都“具有法律的性质”;“在科学上还有争议和未经确定的一切东西，都应由学科中摈除"。
这算是哪一家的“法律”?!依照这种“法律”，学生都成了资产阶级教育的奴隶，他们的头脑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记、记、记!背、背、背!革命的学生必须和革命的教师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送种“师道尊严”，不许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学生;同时要批臭所谓“爱的教育”，不许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毒害学生。
革命的教育工作是光荣的。革命的教员的劳动也是光荣的。“教师倒霉论是错误的。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推动下，崭新的师生关系正在我们的许多学校形成。他们是革命的同志和战友，而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教师要爱护学生，帮助学生，用毛泽东思想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要尊敬教师，坚决遵守革命纪律和革命秩序，生动活泼地为革命而奋发学习，具有充沛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各个阶级共同“确定无议”的真理从来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认为“确定无议”的客观真理，能叫资产阶级也“确定无议”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学到。反对学校中革命的“争议”，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和占领资产阶级控制的那些阵地。可见凯洛夫的真实用意，是只准资产阶级毒草泛滥，不准无产阶级真理存在。“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用我们的真理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真理’，使人们承认我们的真理。”(《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三百三十页)一切革命的学生和教师都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为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这个无产阶级的伟大真理而奋斗!
核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私”字
刘少奇不是有个臭名昭著的“公私溶化论”吗?无独有偶，凯洛夫则发明了“化公为私论”:“理解得正确的公共利益也就是我的个人利益。”名称虽异，目的则一:把公“化”为私，把社会主义“化”为资本主义。凯洛夫《教育学》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就是从这个“化公为私论”出发的;陆定一等一伙在推销凯洛夫《教育学》的时候，也是以这个黑论点为诱饵的。
凯洛夫特意申明，在他编制的一大堆原则之中有一个“可以推广到教学过程中的一切阶段和一切环节”的中心原则，这就是:“学生自觉性和积极性原则”.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呢?怎样去激发学生的这种“自觉性和积极性”呢?凯洛夫回答说:“获得分数，是学生生活中的冲动因素”和“学习的兴奋剂”。怎样去巩固这种“冲动”和“兴奋”呢?当“科学和艺术底著名人物、杰出的历史人物”“成为学生底理想”时，学生“就在这个形象里找到精神上的支持”。
图穷匕首见。原来，所谓“自觉性和积极性”，就是引诱学生按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规格”而拼命奋斗!
无产阶级当然需要掌握科学知识。列宁说过:“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七十页)无产阶级懂得，列宁所说的胜利，包括真正成为知识的主人，首先要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习，是为革命而学习，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学习。凯洛夫竭力鼓吹学生把知识化作自己的“财富”，就是把知识变成个人要名要利的资本，昂首翘尾，待价而沽。这一套从封建阶级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资产阶级所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黑货，不知毒害了多少青年!
学生在这种知识私有化的过程中，能够象凯洛夫所宣扬的那样形成“完整无瑕”的“世界观和道德面貌”吗?鬼话!比凯洛夫早两千三百年就有个名叫苏格拉底的希腊奴隶主教育家宣扬过“知识便是道德”的谬论，后来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又宣扬过“知识就是力量”。但是,世界上绝没有超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面貌”，也没有超阶级的“力量”。凯洛夫究竟要学生形成哪个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面貌”呢?为哪个阶级培养后备“力量”呢?且看他设计的形成过程，即所谓“一条线”的教育制度:学生一进学校，就是为了向上爬，读小学为的是升中学，读中学为的是升大学，读大学为的是进研究院考副博士、博士，极少数人摘取了副博士、博士的桂冠，就有资格进入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极乐世界”;大多数人读完小学或中学就去当工人或农民，那就活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再看他规定的最高标准，即所谓“内部修养”--“外部修养”---“全面发展”，就是从谋取“社会上的地位”和“个人的满足”的“内部修养”，到“衣着”、“发型”、“举止得当”的“外部修养”,“全面发展”成为具有资产阶级“道德面貌”的所谓“力量”，成为资产阶级的伪君子、政客和精神贵族。在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里，这种既有“内部修养又有“外部修养”、“全面发展”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还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这是什么样的“一条线”?这是一条制造阶级分化、复辟资本主义的“复辟线”!这是什么样的“全面发展”?这是从外到里的“全面演变”!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就是要斩断这一条反革命的教育黑线，粉碎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照毛主席的指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革命青年榜样金训华这样的共产主义新人。
凯洛夫不是再三声称选择某种“刺激物”对教学双方实行“刺激”是“研究很多教育学问题所必需的”吗?他所谓的“刺激物”,对学生来说,就是用过去“著名”杰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作为追求名和利的“刺激”，作为爬上资产阶级精神贵族高位的“刺激”。对教师来说，就是用所谓“教师是一切美好的化身和可资仿效的榜样”来“刺激”教师培养资产阶级贵族的积极性，并把教师紧紧束缚在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死屋中，抗拒思想改造。刘少奇、陆定-等-伙就曾充分运用了这种“刺激术”，网罗资产阶级反动教育“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腐蚀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来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政治路线提供组织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了凯洛夫的这一套“刺激术”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面前彻底破产。
在当前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运动中，革命教师和革命学生都必须同剥削阶级的那一套反动的“刺激术”决裂,“斗私，批修”，按照工人阶级的面貌，把自己改造成为“-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士，一辈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战斗。
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
凯洛夫有一张王牌:我是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派的反对者。不错，以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派继承人自居的凯洛夫，对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派代表人物、美帝国主义御用学者杜威，表面上当然是“反对”的。但是，无论是“传统教育”派的强调“传授知识”，或是“现代教育”派的强调“训练技能”，不过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的争吵，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事实上，随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资产阶级内部的各个反动教育流派正在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无产阶级。人们仔细一查凯洛夫的所谓儿童知识种子论和教育即“组织儿童生活”论，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儿童中心主义”和“教育即是生活”究竟又有什么两样呢?陆定--语道破了其中“奥妙”:凯洛夫《教育学》的“好处是代替了杜威”。正因为这个缘故，当年杜威在中国的一小撮徒子徒孙，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包庇下，纷纷摇身一变，成了所谓凯洛夫《教育学》的“专家”，有的霸占了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有的散在全国各地招摇撞骗，这是多么引人深思的一个阶级斗争现象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年代初，美帝国主义头子肯尼迪，迫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早已在美国进步青年中失去了欺骗作用,匆匆忙忙地提出要追求知识的“卓越标准”，正式向“传统教育”求救。同一时期，凯洛夫之流则在所谓“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的掩盖下，进-步向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靠拢。难怪西方资产阶级报纸也认为，他们两家“彼此融合起来”，“正在同一条轨道上前进”。修正主义最后必然要同帝国主义结成反动同盟，在政治上是这样，在思想文化上也是这样。
凯洛夫的所谓“体系”是荒谬的，但我们通过这个“体系”所看到的问题却是严肃的，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资产阶级如何通过教育等文化领域向无产阶级反夺权，重新实行对无产阶级的镇压和统治。这个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通过三年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钩棒，打倒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教育领域内的代理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太革命的斗、批、改阶段，毛主席又及时地发表了纲领性的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在毛主席这一光辉指示的鼓舞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热潮在全国各地掀起，一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紧密联系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教育制度，和一支决心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战斗的教师队伍，都正在逐步建立起来。但是，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仍在进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仍在继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教育战线上开展革命大批判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只有深刻地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对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进行彻底改造，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新的教育制度牢固地建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迎接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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