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很多老干部都说自己遭到了迫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
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下文【】内容，没有标注来源的均来自于《韩爱晶回忆录》。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
毛主席所说的“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指的是什么呢?
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前因后果。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点燃了北航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北航师生冰火两重天，我去北大参观学习，但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对照《人民日报》，北航部分师生发现院领导与彭真前市委一个步调，处处和党中央对着干。不满的火山喷发了，大字报遍布校园。北航院党委立即组织围攻，6月2日，国防科委悄悄任命八局(院校局)副局长赵如璋为工作组组长，带领部分工作组成员，来北航指导运动。当时，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再到北航院党委领导，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新的反右派斗争”】
【那个年代，党员和干部可以通过中央文件或党内传达了解中央部署，我们非党员群众除偶尔开会听传达外，主要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了解中央精神;5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气势宏大的社论，使人感到好像总攻前夜。可是，院团委干部关育才阅读这篇社论以后认为是大毒草，他征求院党委副书记周天行意见。周天行虽然知道一些内情，却默认了。关育才约了几个人去中央接待站反映对社论的怀疑，可见当时人们神经绷得有多紧。】
【6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送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说：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妄图阻挡这个潮流的小丑们，他们是难逃灭顶之灾的。】
【6月2日上午，北航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了!基础部物理教研室教师批评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北大党委差不多!上课的同学人心浮动。上自习的同学，有的边议论，边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中午，大字报雪片飞来。下午，全院已贴出一万多张大字报，糊满了宿舍楼外的墙壁和通往教学区马路旁的墙壁，食堂还拉起铁丝挂大字报。许多同学自己花零用钱买来白纸、毛笔、墨汁、浆糊。同学们大字报基本是对照毛主席指示和报纸社论，批评学校领导对运动领导不力，或者批评教育改革不积极，学生负担过重，工农子弟受到排挤，领导某些讲话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等等。】
在贴出的大字报中，揭露了一些问题，其中就有校党委要将这场运动当做1957年的反右拉抓，校党委还批评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聂元梓等人写的这张大字报被毛主席高度评价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5月26日，在院党委常委会上决定，不准喊“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将声讨会改为批判会，不宜开大会，强调写小字报等等。在会上，王恒强调：要吸取五七年教训，党委委员要冷静下来。
5月27日，院党委向各总支下发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造成的混乱》的讲话提纲，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提纲内说：“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造成混乱，向左派进攻。】
院党委的态度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于是大字报雪片一样地贴出来。
【师生们大吃一惊，原来北航院领导竟然把文化大革命当成1957年的反右斗争，满脑子是抓右派!晚上，排炮齐发，大字报出现“揪黑帮”“查黑线”的提法。而大部分党员和干部等待党委安排，有的写大字报争辩。这样，围绕对院党委的态度，师生员工逐步形成观点对立的两派。用芦席和竹竿建起了大字报区。热点区域是八号楼旁的十字路口到警卫连营房后墙，这是生活区与教学区必经之道。其他大字报区，以八号楼旁的十字路口为中心，沿着四周马路展开，还有食堂和宿舍楼周围，形成局部热点。】
面临这样的被批判境地，院党委选择的不是跟广大师生解释、反省，而是对批判院党委的广大师生展开了围攻。
【6月2日，从零时到晚7时，院党委召开了五次会。广大师生并不知晓。
零时，北航紧急召开院党委扩大会，国防科委纪处长参加。王恒说：“凡是检查缺点和错误都要经过党委讨论，检查不要过火，也不要不足。在运动中心要热，头脑要冷静，党委要团结对敌，有不同意见，整风时再提。”
……
上午，召开院党委扩大会。国防科委八局(院校局)副局长赵如璋参加了会议。代院长王大昌传达上级指示：主攻方向是三家村、前市委、大学部。中央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是对的。会议决定，马上召开全院党员大会。
……
下午4时，召开全校声援北京大学聂元梓革命大字报的大会。周天行代表党委强调我院受双重领导，不断得到国防科委首长正确指示，基本没有受前市委大学部的影响，主攻方向为北大党委和前市委大学部。
周天行只字不提一万多张批评院党委的大字报。有人要求上台发言揭发院党委，被党委副书记程九柯派人阻止。
晚7时，召开院党委常委会，继续研究北航运动问题。会上，赵如璋发表了意见。
6月2日这天，国防科委已经悄悄地任命国防科委八局(院校局)副局长赵如璋为工作组组长，带着部分工作组成员，来北航指导运动。这个事，对广大师生员工是保密的。
6月3日中午，出现保党委的大字报和标语“北航党委是受国防科委领导的，跟北京大学的党委不一样，院党委是革命的”“绝对信赖院党委”“誓死捍卫院党委”。
下午，保卫院党委的势力逐渐占了上风，围攻给党委提意见的人。一些亲历1957年反右斗争的干部教师们替学生担心。他们非常善意、非常耐心地劝说学生不要随便贴党委大字报并告诉他们，1957年反右派，给党支部提意见的人都被说成“反党”，甚至被打成右派。形势急转直下，给院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看不到了。只见有人在抄大字报、拍照;3131班胡少南同学2015年在电话里回忆说：我和班上同学从北大参观回来，热烈讨论。班长朱正中执笔，我说得比较多，给党委写了一封公开信。主要精神是：毛主席提倡让大家讲话，希望院党委主动站出来，在文化革命中检查自己的问题。我们班同学大多签了名，抄成大字报贴出。没想到，大字报出来后，正迎上围攻潮起，说这张大字报向党进攻，胡少南是“反党急先锋”。我感到很伤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只好做检讨。可怎么检讨也不能通过，围攻者非要我承认骨子裹就是反对共产党，仇恨共产党。我愤怒地说：咱就是党的儿子，怎么会反党?!】
【忽然听说一系即空气动力学系又炸了锅，事情还是出在3131班，又一张大字报成为全校热点，章伯其等人大字报劝党支部不要盲目紧跟上级。大字报裹有一句话：“不要学小老鼠咬着大老鼠的尾巴，不要跟着他们整人。”
保党委的人揪住这句上纲上线：“你们把党组织说成是大老鼠、小老鼠，太反动了！”】
从这可以看出，院党委根本没有认为自己是错误的，上级主管部门科工委也是站在院党委一边的。
【些教师摇头叹息：“这下不得了了，十年前的悲剧又要重演了。1957年的时候，31大班80%都是右派，现在的31大班又跳出来了。”
2411班侯玉山同学2015年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回忆说：1966年6月，我们四系的总支书记罗琦领导运动。有教研室老师贴出大字报，揭露他准备抓右派，引起师生不满。我在四系楼的楼梯处贴了一张大字报，表示支持教研室老师，并做了评论，遭到围攻。四系学生党支部和2411班团支部盯上了我。整个7.7月份，我在学校看大字报或写大字报，经常有人报告。为此，我们班的袁慕岳、杜小慧、张树勇等同学人都提醒我注意，并暗中保护我。开始我没当回事，后来，果然发现有人跟踪，还拿着笔记本在记。这一情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围攻愈演愈烈;6月4日，北航召开了全院大会，党委副书记周天行传达了李雪峰的讲话。
……全院大会以后，围攻势头不减反增。
……
6月5日，围攻的大字报占据了绝对优势，提意见的大字报几乎没有了;6月6日，围攻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学校到处都是“院党委是革命的”这一类大字报。有的同学开始检讨，有的甚至要求开除自己的党籍。还有的给党委凑成绩、摆功劳，说提意见的是“反革命”
2015年胡少南在电话裹对我回忆当时情况说：在党委书记王恒看来，大局已定，院党委可以松一口气了。他甚至“大度”地说：有的同学，成了反革命，也不要太灰心，才二十来岁，好好改造，判两年放出来后，还可以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嘛!】
6月8日，工作组进驻北航。
【6月8日，学校通知，欢迎国防科委工作组进驻北航。组长赵如璋，时任国防科委八局(院校局)副局长;副组长乐群，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工作组成员由国防科委和总政治部系统的干部组成，开始三十多人，其中包括毛主席的大女儿、八局参谋李敏，后来增加到六十多人。
怀着对聂荣臻元帅和国防科委领导的信任，从东南校门外，到行政楼前，师生夹道欢迎。我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些过围攻的师生，更是欣喜万分。42大班惠凤荣同学回忆说：“我含着眼泪欢迎工作组进校，没想到后来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又把我列入黑名单。】
【6月8日，工作组召开全院大会。赵如璋在会上提出：“集中火力，对准党委”。他又说：“工作组在院党委领导之下工作。停课一周搞文化大革命。”周天行代表院党委在会上做了检查。】
【6月16日，国防科委责令周天行停职反省。北航党委副书记周天行不完全是北航师生扳倒的。我的理解很肤浅，以为停职反省是打倒。受围攻的师生轻松多了。】
【6月12日、6月13日，工作组着手建立班级、教研室文化革命小组和院、系文革代表会议，并筹建院、系文革委员会。班级、教研室文化革命小组和系文革代表，是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石兴国、韩爱晶、胡少南、井岗山等一大批学生都当选班级文革组长。而院文革代表基本上是工作组指定的，一大批高干子女成为院文革代表、院文革委员;6月17日，北航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工作组大权独揽，院文革33人，工作组占21人，常委全部是工作组的，其余委员11人，大都是高干子女。后来，他们成为保卫工作组的中坚力量，又成为北航红卫兵的核心和工作组撤走后的院文革筹委会主要成员。】
【6月17日下午的全院大会上，赵如璋提出：今后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谁的问题。同学中的问题也可以揭，宁可使革命同志受委屈，也不放过一个牛鬼蛇神。先提问题，然后再看是什么矛盾。
会后，有的系工作组负责人对学生讲：你们最了解谁就揭谁教师、指导员、班干部都可以揭。你们揭他们，再让他们往上揭。6月18日以后，出现“全面开花”“混战一场”的局面。一些人将大字报对准中层干部，甚至对准半脱产干部、教师和学生。一天，约有60人被戴高帽子游街。二系有人组织批斗指导员俞融生，五系也出现斗辅导员的现象。一些不知名的人物被公开点名，甚至同学之间“内部开花”。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工作组搞“全面开花”的政策，遭到了北航广大师生的不满，于是纷纷对工作组贴出了大字报。
【《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两集中，三开火”，工作组长赵如璋却搞“全面开花”，乱揭乱斗。有大字报讽刺赵如璋：高潮到，高潮到，学生贴，教师要，你贴我，我不饶，这样下去，可怎得了!全面开花，全面开花，跑了王八，害了大家，挑动群众，大家打架，转移目标，错啦错啦!
6月19日白天，许多学生打电话向新北京市委反映情况，各宿舍楼的公用电话前排起了长队;6月19日晚上，3231班同学向赵如璋质疑“全面开花”。赵如璋回答说：现在你们揭的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同学们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揭了。趁你们现在的高度热情，同学之间可以横扫一家伙。当晚，一批大字报集中火力批评工作组。还有几百名师生，带着上千封反映信件，分别到国务院、国防科委、新北京市委去反映情况。集中的问题是：
1、院党委围攻时，工作组赵如璋为什么不制止?
2、6月8日为什么说工作组在院党委领导下工作，而没有接管院党委?
3、吴德报告为什么不传达?
4、院文革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中为什么有王敬明、张仲禹、张有瑛?
5、6月13日为什么让王恒、王大昌坐到主席台上?
6、关于“三开火”“两个揭”“全面开花”的问题。
7、王恒、周天行问题的处理。
8、以前北航贯彻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科委难道不知道吗?
9、工作组接待室为什么设在小楼?
10、工作组建议抄黑名单问题。】
工作组看到自己被贴大字报，于是进行了反击，并将这些大字报定性为“反动标语”。
【6月20日清晨，广播工作组紧急通知：6时10分，召开院文革会扩大会议。内容有三点：一、不断出现反动标语和谣言流传，要大家提高警惕。有人想赶走工作组，一定要把他查出来。二、21日召开全院斗争大会，但斗争对象未定，可能是王恒或者周天行。三、王恒的材料正在整理，下午要送交国防科委。】
工作组的做法激起了广大师生们对工作组更大的不满。
【5702班学生沈家喜、纪有才贴出大字报《国防科委工作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毒计》，列举了8条毒计：布下反间计，混战一场;以逸待劳，磨灭群众的革命斗志;巧施苦肉计;瞄天过海，偷梁换柱;身在曹营心在汉;刁难群众，围魏救赵;虚张声势，光打雷不下雨;清规戒律，束缚群众。
有大字报质问：工作组是什么样的工作组?工作组执行的是一套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策略。晚上9时，工作组不得不通过广播表态，欢迎同学提意见。夜间，国防科委葛副主任来北航看大字报，他要大家相信工作组。
6月21日，三系307教研室教师贴出一份措辞尖锐的大字报：
撤工作组的领导权
航院无产阶级革命派：
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篡改中央政策，以极“左”的口号把航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一次领上了混乱的局面，他仍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王恒的靠山。我们要行动起来，撤这些保皇党徒们的领导权，并保留斗争他们的权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工作组组长在大字报的压力下不得不做说明。
【6月22日下午，在南操场召开全院大会，赵如璋代表工作组作解答报告。他无法掩饰心中之火，他屁股离开了椅子，声音很高，拉着长调说：“大家有意见可——以——提。”赵如璋说：“对我来说，贴这么多大字报还是第一次，真金不怕火炼。我要来得清楚，走得明白呀。”“我是来领导你们干革命的，不是来引火烧身的。】
但是广大师生们不知道的是，工作组正在搜集反对工作组的黑材料。
【实际上，6月22日赵如璋一边做解答，一边正在为抓右派做准备。单纯的学生还在计较赵如璋的检查呢。工作组正在汇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大字报。发现了石兴国这个最大的目标;6月21日夜晚，3511班石兴国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一条“无头”黑线。
……石兴国同班的戴维堤贴出一张大字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罢了‘官’也要革命!6月23日”
……工作组印发戴维堤大字报所加的按语：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工作组赵如璋同志代表工作组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宣布了国防科委王恒停职反省的通知，并警告那些还在负隅顽抗的少数人赶快坦白交代，否则要罢他们的官。当晚戴维堤即抛出了这篇毒草，为罢了官的黑帮分子叫冤，给尚在顽抗的黑帮分子打气，其目的是极其恶毒的。】
【当时我们不知道，早在1966年6月3日，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就在市直机关布置抓右派了;6月1日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市委机关有群众随即贴出大字报，批评华北局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大字报指责李雪峰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讲话是破坏文化大革命;6月3日，李雪峰在市委机关说批判他北大讲话，是“造谣”“暗流”“阶级斗争的反映”。李雪峰还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之后，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人受到长达半个月的围攻，二百多人重点挨整。市委机关中80%的人做检查，不少人被打成“右派”“政治商人”】
刘少奇在1966年10月23日的检讨中曾提到“六一八事件”。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摘录该检讨：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刘少奇
1966.10.23：
......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以刘少奇的批示为标准，工作组以得到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反对工作组师生的作法为样本，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压制反对工作组的广大师生，很多师生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右派”，将他们的“黑材料”放入档案。这也成为工作组撤出后，被压制的师生们要求撤掉黑材料并让工作组回到学校接受批判的主要原因。
根据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记载：
【(1966年——井冈山观心注)6月18日，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反对八条指示，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珮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XXX。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XXX是XXX、XXX，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正是在这种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工作组在北航，对反对工作组的广大师生进行了全面打击。
韩爱晶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
【李雪峰的动员令和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的意图不谋而合。一场以围攻石兴国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为重点的所谓大辩论，在北航全面展开;6月24日晚，在五系文革代表会上，工作组党委委员、五系文革会主任于建勋传达布置下一段工作，突然话锋一转说：“石兴国《一条“无头”黑线》大字报，毒就毒在无头，毒在‘点点点’(意指省略号)”】
很多高干子女是坚决站在工作组的立场的。这大概也是阶级立场决定的。
【6月26日一早，孙茜玲等十二位高干子女贴出大字报，说《一条“无头”黑线》等十几张大字报统统是大毒草。15大班党支部贴出大字报《踏破恶浪，浏除妖风》;4511班王芬、佟小庆随后又贴出《再铲毒草》《再斩妖风》，围攻的大字报调子越来越高。但是，压而不服，22大班屠海鹰贴出大字报《为石兴国辩护》。】
【工作组急忙派人抄下屠海鹰大字报，组织围攻。屠海鹰又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再为石兴国辩护》，又遭围攻。大字报区激战四起。6月27日上午，五系工作组负责人于建勋在五系全体师生大会上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报告，点名批判了《一条“无头”黑线》。六系1681班女同学刘金荣，并不认识石兴国，她写了一篇声援石兴国的大字报《要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结果遭到围攻。没想到，患难之交，后来她与石兴国终成伉俪。】
【我并没贴什么大字报，但我赞成批评工作组，反感扣帽子。我在大会上听到传达李雪峰讲话，如同乌云压顶，有政治恐惧感。赵如璋在大会上部署开展“大辩论”。他说：全院通过三五天的时间铲毒草的大辩论达到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并通过辩论，恢复党团组织生活。着重辩论如何正确对待党的领导。《一条“无头”黑线》肯定是一棵大毒草，是有意中伤，毒就毒在“无头”，毒在“点点点”(指省略号)，就是落实到军委、落实到党中央，这才是大字报的真正目的和出发点。文章是很隐晦的、很巧妙的，作为反面教材是质量好的，是迷惑了一些人的。如果有的人不服，还要跟他走，这也可以。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凡是6月8日前受蒙蔽的党团员，只要认识错误，没有再犯，没有其他大是大非问题，积极参加运动，应当相信他们，自己也应站起来，逐个逐批地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和正常领导。大会之后，有大字报提出质疑：赵如璋说石兴国大字报“毒就毒在‘点点点’”，而经过核实，石兴国大字报上并没有省略号，即石兴国大字报上没有“点点点”，石兴国大字报是公开贴在外面的，师生们看得清清楚楚!闹出这么大笑话，师生们更不服气了。赵如璋答复说：“毒就毒在‘点点点’，没有‘点点点’更毒”!
此话当时人所皆知，成了赵如璋的名言，成了大笑话。工作组有人出来打圆场说：“这样做是策略的，是经过国防科委同意的。】
因为石兴国的大字报影响特别大，工作组专门在3511班组织了三次辩论会。
【工作组在3511班组织了三次辩论会，根据当年原始记录和一位同学日记，我在此重现当年辩论会实况。对参与其间的多数派师生，只列出其观点而隐去姓名。
1、第一次辩论会
6月29日上午8时至12时20分，在六系楼320教室，召开3511班第一次辩论会，参加者有院工作组副组长崔忠业、3511班全体学生、501教研室全体教师、25大班部分学生。石兴国是班文革组长，本来应当主持会议，但被工作组剥夺了资格。改由戴维堤担任大会主席。
戴维堤宣布：现在由3511班对石兴国同志的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展开辩论。今天辩论《一条“无头”黑线》目的是：分清是非，辨别是香花还是毒草，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以利于“团结95%以上的人民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开火，向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辩论中应该注意：(1)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主要针对这篇文章，不对作者本人做结论;(2)力求有说服力，不要用挖苦打击，简单粗暴的做法。为了防止会议混乱，就要举手发言。我认为，真理越辩越明，是毒草香不了，是香花毒不了，是革命者冤枉不了，是右派跑不了，彻底地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这时，崔忠业如临大敌，打断了戴维堤的话，杀气腾腾地说：补充两点：(1)对于作者是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作组先不下结论，但允许同学们发表意见，进行辩论。(2)戴维堤只念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语录)，这样来定调不行!我再加一条：“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这样，他就和赵如璋一样，先入为主，将《一条“无头”黑线》是毒草的调子定下了，并将问题性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上引，将所谓“辩论会”变成了一边倒的由“毒草论者”进行的批判会，在会上发言的有3511班的8位同学，其中5位党员，还有2531班的3位同学;501教研室的2位教师都异口同声说石兴国的大字报是“大毒草”，并加上了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如“精致的”“具有代表性的”“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毒素很大的”“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的”，等等。其主要理由是：(1)它用未核实的材料，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煽动对国防科委的不信任。(2)“无头”是有煽动性的，“无头”就是有头，矛头直指国防科委，实际是指向中央军委。毒就毒在煽动群众沿着黑线追到党中央。认为有黑帮就有后台，就要追下去，一层层追下去，最后的头就是党中央。(3)它造成怀疑国防科委、怀疑工作组，工作组是党的代表，这就破坏和削弱了党的领导，使工作组不能很好领导。从而导致运动不能深入发展。它是借给工作组提意见乘机捞一把，把工作组赶出航院。并说，现在是重新组织革命队伍的时候。(4)它是要把战场摆到国防科委，居心是十分险恶的，不是认识问题，而是阶级感情问题，是立场问题，与五七年整风右派向党进攻本质上一样的，是站在与党和人民对立的立场，向人民、向党发动进攻。等等。】
【会后，在崔忠业主持下，当即罢免了戴维堤的大会主席资格，罢免了石兴国和戴维堤的班文革代表资格。在班文革代表未选出之前，由党小组组长吴开泉担任大会主席。】
第二次辩论会的情形与现在很多红群里的情形就很相似了，有人摆事实讲道理;有人没有根据、上纲上线扣帽子。韩爱晶回忆录关于第二次辩论会，全文如下，也希望读者朋友们认真思考：
【6月29日晚上8时至6月30日凌晨1时30分，在六系楼320教室，3511班举行第二次辩论会。参加者有院工作组副组长崔忠业，3511班全体学生，501教研室、八研全体教师，25大班、15大班部分学生，并有外系一些学生自动参加。第二次辩论会由吴开泉主持。他说：上午开了辩论会。同学一致提出要罢免戴维堤和石兴国的文革代表资格。代表未选之前，由党小组领导，推选吴开泉为大会主席。他说：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如果我在主持会议期间有何可疑，就可立即罢免。
然后，他只念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然后他提出对辩论会的要求：充分说理，以理服人，态度明确。目的：针对《一条“无头”黑线》这棵特大毒草，批深批臭，粉碎敌人向党的猖狂进攻。上午的发言打中了要害。现在，我班吕香孝、戴维堤等一部分人对赵局长的报告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上午未提出看法，现在首先要求吕香孝、戴维堤、石兴国提出自己的看法。吕香孝说：当时大字报一出来，我并未认为是大毒草;27日赵如璋代表工作组、院文化革命委员会宣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当时，我公开表示，我不认为是毒草。根据我对石兴国同志的了解，我感到赵如璋代表工作组、文革委员会下的毒草结论，没有根据，说服不了我。但这是代表工作组党委和文革委员会给大辩论定的调子，所以，我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我要作认真研究，看看大家的批判能否说服我，能否说明《一条“无头”黑线》是大毒草。我直到现在还不认为是毒草。
他还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看法;敌人是相当狡猾的，是应该把黑线挖出来。我认为文章的目的是要大家顺着已揭发的，沿着已发现的线索追下去，把黑帮分子统统挖出来。如果在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涉及到某个单位，就是要敢于触及。吕香孝这一讲，就好像是捅了马蜂窝，辩论会实际上变成了围攻会。本班4位同学责问：“你有什么理由?”“你有什么事实?”“基于对国防科委的无限信任，不允许任何人无理由怀疑国防科委。你为什么要追到底?你说底在哪里?”吕香孝回答说：“我说的是根据已发现的线索追下去，靠发动群众揭发，我要是能先知道黑线的底在哪里。我早就把它揪出来了。”
这时，1531班的一位同学咄咄逼人地责问他：“你知道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吗?态度明确知道吗?为什么不表态?”吕香孝说：因为我现在还说服不了我自己接近这个结论。未调查研究前，根据我对石兴国的了解，说他‘立场明确得很，恶毒攻击党中央’，我认为不能下这样的结论。对这样的结论，我不能盲从。我要尊重事实，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并说：“问题很明确，我是按照事实说的。我到目前为止也仍认为不是毒草，我已经反复说明白了。有人总认为不明白，我真没办法。”
这时，501教研室一位教师责问他：“现在应把战场摆在哪儿?”八研的教师则跟着责问他：“你说要大家来揭，你认为要揭什么?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有线索就要追到底，这种提法很迷惑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到底向哪里追?是在航院揭、追，还是在科委揭、追?如果往科委追，就和《一条“无头”黑线》一样，这是一个立是一个立场问题。到底向哪里追?是在航院揭、追，还是在科委揭、追?如果往科委追，就和《一条“无头”黑线》一样，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吕香孝回答说：“矛头应该‘两集中、三开火’，指向一切黑线和一切黑帮分子。揭发的事实涉及国防科委，如推广范兴言的只专不红的典型，就是事实，有事实就要敢于触及。”
见压服不了他，本班一位党员同学便转而攻击说：“吕香孝不老实，想蒙混过关。这几天有许多来访者，他积极接待放毒。他是积极支持石兴国的，你接待时放了些什么毒，你必须老实交代。”吕香孝说：“不错，昨天我接待了一些来访者，回答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石兴国的情况。至于有人说散布我的观点，到处放毒，请去调查，说话是要有根据的。”王健良同学站出来作证：“这几天外单位来了解情况的人很多，按事实进行回答是可以的。别人问，我们就回答。那时回答的是介绍石兴国的情况，为什么不能回答呢?谁都有权据实回答。”结果也遭到一些人的指责。本班另一位同学则说：“吕香孝看了王芬、佟小庆《铲毒草，斩妖风》后曾写信给王芬等提出意见，而且还在中午吃饭时找王芬辩论，他还看《鲁迅全集》。”还有一位同学则说：“吕香孝是要赶走赵局长的。小组讨论时，吕香孝最热烈。直到27日还坚持要调走赵局长。”吕香孝说：“我是说：即使现在认为赵如璋不宜作我院工作组长，要求另派更合适的同志，也是无可非议的。与赶赵如璋走是两回事。”
由于对吕香孝的围攻久攻不下，501教研室一位教师说：“吕香孝不老实，耍滑头，他坚持什么样的立场，那是他的事。我们先不理他，叫石兴国交代。"
大会主席要石兴国“站起来回答!”石兴国说：请问大会主席，这是辩论会，还是斗争会?要是辩论会，我不能站着回答，而要坐着发言。我谈一谈文章的动机、写作过程、客观效果，上午提出的意见和内容。我的出发点是对革命的责任心。我的基本观点，就是要追出一切黑帮、黑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根据《二十三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从中央文件的上述精神出发，应该把黑线、黑帮挖出来。是黑线就要挖。只有彻底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才能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红线。写作前几天，我们小组讨论黑帮存在的两种可能，从当时大字报揭发的材料看，好像有两条线，我感觉，王恒的罪行比周天行还大，但从揭发的事实，王恒与前市委联系不多，王恒与周天行之间宗派斗争又很强，就怀疑王恒的后台在科委。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没能对全院大宇报上揭发的材料一件一件去调查核实，也可以说写文章是很不慎重的，因此文章的论据不充实，客观上起到了削弱工作组领导的作用。主观上是从无限信任党中央、无限信仰毛主席出发的，坚信党中央是决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以，我才要坚决揪出一切黑帮、黑线。因为毛主席、党中央是红线，不是黑线，这是根本对立的，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追黑帮、挖黑线，绝不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毛主席。谁硬要借批判《一条“无头”黑线》为名，把黑线与党中央、毛主席连到一块，谁就是反革命，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针对个别人的责难。他还说：我的矛头就是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不管它在哪里。我的文章是根据《二十三条》写的。即使有庇护的也要抓住，最后的呼吁也是如此，这是与工作组的领导不矛盾的。我的文章是讲王恒的后台可能在国防科委，如果已核实，我早就揭发了。“一切牛鬼蛇神”是谁，要靠革命群众来扫。我的文章只是提供一条线索。黑帮分子追上去，当然是黑帮分子的后台老板，但不一定是黑帮分子，这一点《二十三条》讲得很清楚，包括“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做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的错误”的人，等等。
石兴国的辩解有意无意地抓住了辩论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与四清一样，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称为“黑帮分子”)，不仅包括幕前的，而且包括幕后的(公开暴露的和尚待揭发的)。还要查清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在下面的，也有在上面的(当时称为“黑帮分子的后台”)。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就是要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当时称为“矛头向上揭黑帮、查黑线”)。
这样一来，说石兴国的大宇报是毒草的人(即“毒草论者”)理屈词穷，但仗着工作组已将大字报定为“毒草”，他们就靠武断和以势压人，将辩论会又变成了批判会，拼命打棍子、扣帽子。本班一个同学说：“石兴国的回答是避重就轻，他的文章贯穿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接着501教研室4位教师轮番上阵，本班4位党员同学也紧紧跟上。他们说：“对抗抵制党的领导，是本篇文章的根子。《一条“无头”黑线》从头到尾宣扬了反党的思想。”‘敢于触及国防科委及一切有关单位’，不是出于一般的怀疑，暴露了对党组织和上级领导——科委、中央军委、党中央的怀疑。工作组是代表新市委和科委派来的，我们是绝对相信，响应石兴国的文章就是反对。“你拿《二十三条》也救不了你的命。石兴国谈主观愿望和动机是好的，这是没有用的，现在没有必要谈这个问题，还没有条件。因为文章还没有批臭，文章的极端反动性还没有搞清。要把它批得体无完肤。批臭之后，再来检查他的主观动机。”“石兴国的发言是别有用心的。”“石兴国将矛头指向一切牛鬼蛇神，这是反咬一口。这不是我们批判他的文章反倒错了，我们不成了右派?”“石兴国一直强调自己的文章是对向牛鬼蛇神，而他说王恒的后台很大可能是科委，那不就等于科委就是牛鬼蛇神啰?”“他是完全站在敌对立场，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石兴国把军委放在被告席，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大草。“毒草就是毒草，无须附加条件，什么本人的好坏。我们应打消这个顾虑--怕冤枉他。这是一种谬论。”“我认为对党中央领导下的国防科委是不能怀疑的，文章毒就毒在它怀疑科委。”
“毒草论者”这种强词夺理的态度和说法，激怒了主动前来参加辩论会的持不同意见者(即“非毒草论者”)。他们开始反击，将批判会重新变为辩论会。针对本班一位党员同学所说的“为什么不触及国防科委就不能领导好运动呢?这样追，就推理到中央了。”外系一位同学说：“不同意这样说法。若这样，谁犯错误都可以推到中央。我认为推不到。上面的发言的推理是不对的。”
4922班白金昌同学说：“我认为刚才那位同志的推理是不对的。”“文章只是指向科委，难道指向科委就是大毒草?”
2351班黄金甫同学说：“是否是毒草，要看是有意攻击，还是善意提意见。毒草么，就是怀着对党刻骨仇恨，而提意见的人主要是怕王恒、周天行揪不出来，怕有人保他们。所以，青年人很冲动，认为谁放走王恒、周天行，就跟谁拼。我不相信一个人一夜就变成反革命，写出攻击党的大毒草。是否是毒草，要与本人结合起来看。写这篇文章不排斥对革命负责的可能，当时可能对某些大字报进行了总结而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心中无鬼，就天不怕、地不怕。也有可能客观上起到坏的作用。我们班同学现在有很多的包袱，不敢写文章，怕写错了就是大毒草，就给打成反革命。我们不敢肯定它是毒草，我们也不敢说它是香花。因为我们认为要各人联系起来，全面地看。香花和毒草，是敌和我的问题。如果石兴国是敌人，那文章必然是毒草，我不了解石兴国这个人是否是敌人，这要全面看。”
2332班杨子才同学说：“刚才的一个23大班同学的发言，与我们班有些相似，现在有些问题认识不清，肯定不了：(1)触及科委的问题，是否是指某一部门的个别人?现在没有事实下结论。(2)其他单位是否一定是指中央?同学对上面机关了解不够，是否能与有关单位联系?(3)有些怀疑。19日至20日有很多人越级向上反映意见，他的这种提法与我们过去的怀疑有何原则区别?分不清。(4)下结论是否有些偏激?材料没很好核实，就下结论，属干认识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5)怀疑工作组不是石兴国开头，问题还应把本人联系起来看。敌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2531班蒋英华同学说;“我提一个问题，请大家解答：按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据我院的当时情况，对赵如璋的怀疑比较大，当时有200多人去新市委，100人去国务院，这说明大家不相信赵如璋和工作组，要到中央请示。这些究竟是属于香草还是属于毒草?”
5202班王正新同学说：“我提一个问题：有问题不能解决，是提出来大家辩论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呢?还是反过来?从这篇文章看，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同意。他从革命的立场，对这些现象表示负责，不能怀疑吗?根据分析，得不出指向党中央，仅仅是抱着对党中央的热爱的态度去怀疑，难道是错吗?”4311班廖俊明同学则说：“有关单位只能是讲与航院有关的单位，你说指到军委，你是别有用心的!”崔忠业问：“廖俊明，你谈谈是不是毒草?”
他公开声明：“我认为不是毒草!”
5202班王正新同学也说：“难道怀疑科委就是反动的吗?过去报上没点名，院党委就不能怀疑吗?那么这也是反动的吗?”
在辩论过程中，“毒草论者”仍不放过吕香孝，本班一位同学说：“吕香孝积极为石兴国找材料，是别有用心的。为文章辩解，看鲁迅的杂文。”“吕香孝还企图分化工作组，说乐群(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工作组副组长)和赵如璋的报告不一样，还进行了对比。”
吕香孝重申：“我认为不是毒草。具体分析，要看过文章后再谈。”并说：我听了报告后，是感到不一样，比如，赵如璋6月22日报告和6月17日报告与乐群6月24日报告相比较：(1)赵如璋说：“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谁的问题。”乐群强调“两集中，三开火”。(2)赵如璋威吓中层干部“不老实交代，就撤职”，这是不得不分化瓦解黑帮分子的。乐群发动中层干部起来揭发院内问题，交代政策，不同对待。(3)赵如璋对去国务院、新市委的同学(怀疑工作组去反映问题)，不满、嘲弄。对王恒、周天行几次称同志。乐群讲学生是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直称“王恒、周天行之流”。(4)赵如璋说：科委没问题，工作组也是没问题，不准揭。乐群说：黑线多长、多粗、多黑，要靠群众揭发材料来证明。
崔忠业当即表态：“吕香孝的态度也是很迷糊的，说不过去的。这不是承认错误的态度。观点应明确，不要耍滑头。”吕香孝回答说：“说过几次了。我的观点反复表明过。这篇大字报刚出来，我表示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我根本没认为是毒草。我认为，《一条“无头”黑线》没有指向中央，而是根据大字报提出的材料分析，说明我院的黑帮分子不是孤立的，是有联系的。因此，不管怎样，是黑帮分子就要追下去。”
戴维堤准备了好久才发言，他说：我认为不是大毒草。我认为应是历史地看问题。当时是工作组迟迟没有解决问题写出来的。同学们抱着对革命负责的精神，提出疑问，不能说是毒草。当然也不排除个别人是浑水摸鱼。我感到，石兴国是属于对革命负责。我认为，既不是毒草，也不是香花，这绝不是折衷主义。我认为应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应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石兴国同志的大字报起了不好的作用，但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认为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客观上是起到很坏的影响，他本人应负很大的责任，不否定他的主观动机是一点不坏。但客观上起了坏的作用，不能就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在全院大会上，赵如璋代表组织下了肯定的结论，而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就不能充分发表意见，客观上起到一股压力作用，使他们不敢发言。
他刚讲完，本班一位同学就指责说：“他是有企图的。他用3511班每个同学都有责任，压制3511班的同学提意见;吓唬人家，把责任推给人家。他的观点是与石兴国相同的，这种企图是恶劣的。”
接着，戴维堤又遭到501教研室和八研两位教师的围攻，501教研室党支部书记陈忠甚至斥责说：“戴维堤，你对毛主席的讲话不是全心全意听的，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由于从外单位来的几位同学的不同意见越提越多，崔忠业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先是进行分化说：“写大字报的和同意其观点的，和到现在还坚持其观点的不是一回事，石与国的问题和给工作组提意见不是一回事。"后来，他又离开座位站起来，对同学们一个个点名，要他们表态，凡是不同意是毒草的，都记下了名字。由于只强制外单位持不同意见的人报班号、姓名，而“毒草论者”可以自由发言，引起群众大哗，会场秩序大乱，主席控制不住。点完名后，崔忠业说：“时间不早了，明天继续开。”会后，他将记下的名单下达给所在单位，分别组织对他们进行围攻，各个击破。】
因为工作组主导了斗争方向，不出意外，接下来的第三次辩论会的结局会是什么样：
【最后，501教研室党支部书记陈忠宣布：石兴国有十大罪状，不能翻案：(1)竟敢把矛头指向国防科委，指向路扬，发出反动的号召，反党。(2)恶毒攻击工作组，诬蠛工作组包庇王恒，直接反对党的领导。(3)诬蔑我院文化大革命，说阶级斗争还未彻底揭开，(4)运动中抛出这株大毒草，是妖风的代表作。(5)不顾事实，造谣生事，挑拨党群关系。(6)胡说什么政治教师都是特务。(7)提出反动逻辑，提出王恒的后台老板在科委，追下去，反对党的领导。(8)打着红旗反红旗，名抓黑帮实反党，高质量的反面教员。(9)拉人下水，散布毒素。(10)拒不认错，负隅顽抗，极不老实。总之，石兴国简直是到了十恶不赦、罪不容诛的地步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3511班的三次辩论会结束。】
三次辩论会结束后，工作组取得了北航文革绝对主导权。
【6月29日，工作组以“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的名义，印发了15篇“供分析批判”的大字报：
科研处范子真等人的《“两条黑线”图表》，
104教研室第3、4战斗组的《我院两条黑线一路货色》，
5311班杜静江等人的《受骗图》，
5702班沈家喜、纪有才的《国防科委工作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毒计》，
307教研室的《撤工作组的领导权》，
1511班河山的《追打落水狗》，
3511班戴维堤的《口号》，
4311班李运策的《批语》，
4411班戴先洪、刘福增的《呼吁》，航政治空气好”的黑幕》
4411班李启光、屈安中、孙茂才、刘福增、戴先洪的《揭开“北航政治空气好”的黑幕》，
1331班方王明的《和敌人斗争一次，就长一次见识，增加一着本领》，
1921班林道顺的《世界上还不止有这么多的先生》。
随着围攻进行，“毒草”不断增加，达三四十篇。
从29日开始，工作组召开各系文革代表大会，采取组织措施，清除异已。石兴国、韩爱晶等一大批不赞成工作组做法的班文革组长被罢免。但也有的小班硬顶到最后，九系4942班改选结果还是井岗山当选。井岗山组织几个同学去调查、了解受批判同学的情况，得出结论是，这些受批判的学生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学生”。】
【6月28日，四系3421班曹伟康贴出大字报《几点粗略的看法》，为石兴国鸣不平：石兴国作为革命群众，有权追查黑线，石兴国的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是正常发表意见，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工作组是无限上纲，没理由动员全校师生批判石兴国，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应当正确对待批评。
1966年7月1日，面对党的生日，一批热爱共产党的同学被逼承认反党。有人向党请罪，有的同学精神濒临崩溃，有位同学跪在主楼毛主席像前久久不起。汽车组工人贾树清、陈文顺想自杀。
有位同学在铁路边徘徊，被一位好心的小学老师劝回......。
7月2日，赵如璋找石兴国谈话，要求石兴国承认三点：一是反军委反党中央;二是主观上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三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的一部分。
7月4日，石兴国被迫写出大字报《我的初步检查》，但是，工作组仍不放过。工作组授意组织了一个班会。会上说：石兴国的检查是“初步的初步”。其他班还来了两个人，要求石兴国检查“怎样顽固地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打着反黑帮旗帜来反党”;“完全站在反党立场上，不是一天两天，而是长期的”......于建勋在会上说：“我同意刚才两位同志的分析”。还影射石兴国“要组织小集团、小黑帮”。
工作组派人暗中监视石兴国，听说石兴国的黑材料叠起来能有几尺高。例如，一次，石兴国曾与同学谈起：周总理是江苏人，江苏人能当总理。于是，黑材料中就说是“石兴国想当总理!”】
月6日下午，7月6日下午，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作大辩论总结报告，代表着工作组取得全面压倒性优势。韩爱晶在回忆录中说：“工作组表面上大获全胜，政治高压下的校园死气沉沉。”
这种“死气沉沉”，是毛主席不愿意看到的，但也正是他7月18日从外地回京后所真实看到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7月18日......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23日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韩爱晶在回忆录里还专门提到了刘少奇：
【刘少奇领导全国反干扰、抓右派，不仅北京在搞，而且全国都在搞。此时，对于国家主席刘少奇来说，什么宪法，什么公民权利，他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后来他自己挨整的时候，他就想到宪法和公民权了。人往往有这个毛病，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己对人两个标准。】
韩爱晶虽然说出了现象，他还是没能理解什么是革命。
1966年8月8日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
【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记载，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与刘少奇的谈话，毛主席说：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依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毛泽东大传》还引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毛主席1966年3月20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的校园死气沉沉”中，被压制的广大师生是如何反转的呢?
首先，哪里有压迫哪就有反抗。反抗，是有群众基础的。
韩爱晶在回忆录中说：
【工作组对提不同意见师生们的迫害，并没有随赵如璋的工作总结而结束，北航有400多名师生员工划为四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还有一大批被划为三类的，就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后来听说，北京市已经在西山准备了劳改农场，打算在运动后期处理我们这些人。是残酷迫害逼得群众起来造反，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学校表面按部就班，实际孕育着更强烈的反抗;7月22日北京市100万人举行援越抗美集会，国家主席刘少奇发表声明。北航大部分师生去天安门开会，少部分师生留校听广播。我们班，我和陈良等留校。我们在校园内拔草，听转播。后来才知道，北京高校都是这么做的。被工作组划为四类的师生不能去天安门参加大会，还专门留人监督。
首都院校情况差不多，大字报区萧条了，没挨整的师生打篮球、游泳。工作组只等运动后期对北京这一万多新的右派做政治处理了。
北航约有400人被工作组内定为四类分子，加上三类分子1000多人。这些挨整的师生四处打听消息，暗中串联，寻找机会。】
转机是毛主席回到北京后。
根据《毛泽东年谱》：
【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毛主席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7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8月1日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议。......在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
从6月3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各学校派驻工作组，到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再到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前后共计50多天，被称为“五十天专政”。
在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批评刘少奇对群众“专政”。
根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
【毛主席：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随着工作组的撤销，被压制的广大师生对工作组提出了批判并要求工作组留校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韩爱晶回忆：
【7月29日全院大会上，工作组组长赵如璋传达市委撤销工作组决定之后，宣布由孔令华、苏晓前等十二人组成北京航空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孔令华为筹委会主任。孔令华当主任我们能够接受，毕竟是毛主席女婿。但群众对苏静将军之子苏晓前的意见比较大，一方面没经过选举，另一方面，他曾和一些高干子女帮助工作组打击不同意见的师生。有大字报指出筹委会是非法的，必须改选。还有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应该留校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越来越多。】
于是，“要求工作组留校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并给被打成右派、反党、反革命的广大师生平反成为了各大院校的普遍诉求(如果不平反，这些黑材料就会一直跟随当事人。事实证明，文革结束后，就有人利用这些资料将当年被压迫的广大师生打成“三种人”甚至有人被判刑)。
这些被压制的广大师生后来成为了文革中的造反派。
但工作组是不可能轻易检查的，因此被压制的广大师生开始了与工作组新的斗争(包括揪斗)。这个斗争在文革结束后被有些人定性对“迫害”老干部。
根据韩爱晶回忆：
【7月30日，工作组在院内集中学习;8月1日，工作组写出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欢迎提意见。院文革筹委会承认自己产生程序非法，决定重选。可是，8月2日下午，工作组突然宣布，根据国防科委决定立即撤离北航，既没做任何检查，也没重新选举筹委会。
工作组撤走时，非法的院文革筹委会，还有尚未正式对外宣布成立的北航红卫兵，把工作组送出校门，在学院路南口依依惜别。以苏晓前为首、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给工作组成员带上大红花。赵如璋上车后又下车嘱咐再嘱咐。当时，我站在南校门附近看着他们，真是想不通。】
【有的师生忙着为石兴国的《一条“无头”黑线》大字报翻案，有的写大字报批判工作组。我们班的董振田、朱芝慧等写了一篇《罢官》的大字报，贴到北区食堂(有几个系的同学在这里吃饭)外墙上，洋洋洒洒七八张。大字报介绍我们文革前的斗争，以及工作组罢韩爱晶文革组长的事。别的系的同学这才对我的情况有所知晓。
一批批师生开始集体上访，有时去西安门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联合接待站，有时去三座门军委接待站。当时，北航红旗还没成立，受压制的师生自发前往，有人贴公告号召，有时就是口头招呼。去的大多是熟面孔，叫不出名字。我印象深的有石兴国、白晓宏、何金国等人。我们在接待站等着，盼着，熬着，人来人往，乱得很。头一次规模较大的有400多人，石兴国等人到筹委会，要求派车。筹委会委员孙茜玲、刘克府不给派。同学们有的乘公共汽车，有的步行去接待站。坐在长椅上等到半夜，天在下雨，又冷又饿，有的累得睡着了；8月3日凌晨，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接见，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石兴国等人将周荣鑫的讲话抄写成大字报贴出来：
北航同学问：工作组不经过群众就离校，对这个问题应怎样看待?
周荣鑫答：当然是不对的。
北航同学问：工作组走不符合中央精神，是否可以回来?
周荣鑫答：这就是我要给你们解决的问题嘛!我给你们联系，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们解决。中央有规定，我们按中央原则办事，不管是多数人，少数人，只要有一部分人有意见，就要回来交代，我给你们转告国防科委好不好?(众：好!鼓掌)
北航同学问：有人说，赵局长(北京航空学院工作组组长赵如璋)有重要任务离校，我们需要他回来，怎么办?
周荣鑫答：我不管那个，我们要按中央指示办事，要讲什么理由也不行。
北航同学问：一部分同意走，一部分不同意走，这个问题怎么办?
周荣鑫答：中央有规定嘛!工作组不回去成不成呢?不成!应按中央指示办事，我给你们转达给科委。赵如璋讨论“对联”的问题(加解释)也不成!应该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嘛!一部分人同意走，一部分人不同意走，工作组就回来给不同意走的那部分人作解释交代。
北航同学问：如果大多数人同意走，少数人不同意怎么办?
周荣鑫答：少数人有意见也应该回去，解决了问题再走嘛!不管多数人也好，少数人也好，都得回来交代清楚，让他们回来受教育嘛。要是少数多数不争，这还得回去调查。
北航同学问：当时有人说至少赵如璋要回来，有人说要工作组全部回来。
周荣鑫答：好嘛!都回去也可以嘛!反正按中央原则办事，总得让群众满意了才能走。
北航同学问：答应全部回去，还是赵局长回去?
周荣鑫答：按中央指示办事，全部回去。
北航同学问：是不是要都满意了才能走?
周荣鑫答：那 100% 都满意也不容易嘛。我看这个问题可以了，给你们办这件事就行了嘛!
北航同学问：有人说工作组离校了，有利于发动群众?
周荣鑫答：不对!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是因为两个月的经验证明，妨碍发动群众，但是工作队怎么撤呢?要检查交代，群众满意了再走，这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北航同学问：科委不同意怎么办?
周荣鑫答：科委也要按中央指示办事嘛!科委会同意的。我给你们办这件事。也不是马马虎虎的嘛!
北航同学问：现在问题还没有揭出来，有人就定了调子说工作组是革命的，对不对?
周荣鑫答：这很难说。定调也好，不定调也好，群众有意见，工作组就应该回去。这个解决了，调子由你们定，这个结论要你们回去做。
北航同学问：有人说，辩论工作组会影响一斗、二批、三改。
周荣鑫答：这并不妨碍一斗、二批、三改。
北航同学问：我们今天来这里请求，是不是革命行动?
周荣鑫答：我当然认为你们是革命行动，我不能反对你们，你们来国务院，我们就应该欢迎你们，你们为了革命来的，我们 是两厢情愿的。撤工作组是不要“保姆”，毛主席很相信你们。(热烈鼓掌)让你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革命嘛!(热烈鼓掌)
众：我们坚决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干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热烈欢迎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到我们学校来。
周荣鑫答：我一定转告，我们一定去。(热烈鼓掌)
众：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于一般单位，有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出面，问题基本会解决，但对于我们北航，事情就很蹊跷也很艰难。这天，国防科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吴凤翔还接见了去国防科委的北航学生。他刚从南京出差回来不到 36 个小时，到办公室还只 1 小时，下车伊始，就发表 4 个小时的议论，拼凑理由为国防科委撤走工作组辩护。第二天，吴凤翔再次接见这些北航学生，解释自己昨天的言论。
受工作组打击的头号“牛鬼蛇神”石兴国贴出大字报《“六二七”大辩论的前前后后》，约 11000 多字，工作组搬起的石头该砸自己的脚了。】
北航广大师生没有想到的是，开国中将、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给他们来了一个下马威。这大概就是阶级立场吧。
【1966年8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同日刊登。内容共有十六条，后来，人们称之为“十六条”。其中一些段落，直指高校：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听了广播，我们欢欣鼓舞，觉得北航问题马上可以解决了。当天下午，听说国防科委领导钟赤兵、路扬、罗舜初等来北航和受打击的同学座谈。我也赶了过去。我和白晓宏等十几个人站在外面等着。不一会儿，看到一个独腿的首长，拄着双拐，一步一步走过来。有人小声说，这就是钟赤兵将军，我们一起鼓掌，表示欢迎。我内心对他肃然起敬，是一种深深的敬佩之情。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看到这位经过枪林弹雨的将军，真想上前扶着他的胳膊。非常亲近地和他在一起。可是，在和他距离几公尺之间，好像有一层无形的墙。我们敬仰的老将军竟然站在工作组背后要把我们当成牛鬼蛇神、要把我们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学生，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啊!为什么革命老前辈这样对待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呢？
我和一些非重点对象，未能参加座谈。后来，石兴国回忆说：
那天，北航戒备森严，几辆军队的高级轿车开进了北航;10名受工作组重点打击的对象，被院文革筹委会集中到北航六系楼一个会议室。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路扬、罗舜初等来到了会议室，会场气氛紧张，如临大敌。座谈时，这几位领导承认工作组工作中有错误，但不肯明确表示为大家平反，也听不进学生的批评意见。钟赤兵还大发雷霆，他一口咬定，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不准抓着工作组不放。他说，聂老总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国防科委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国防科委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什么“黑线”，谁要胆敢反对国防科委，我就枪毙了他。真是杀气腾腾。当时外面广播里正在播送十六条，他们的态度引起与会师生强烈不满。
北航没办法和北京大学比，聂元梓是毛主席亲自批示解放的。北航没办法和北京师范大学比，谭厚兰有背景，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支持。北航没办法和清华大学比，蒯大富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平反。北航啊北航！只能自己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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