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说了什么?
汉昭帝时，汉王朝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是应该不应该继续巩固中央集权。争论焦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要不要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即盐、铁、铜、粮食等是不是应该由中央政权“专营”;二是货币发行和控制权应该不应该继续掌握在中央政权手中;三是“国有制”及反击匈奴是不是影响了民众福利;四是应该不应该“摧抑”豪强。约等于今天的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人民币发行和流通控制权应不应该控制在中央政权手中，要不要反腐败、扫黑除恶，要不要发展军备、反击外部侵略、维护世界和平。
主张“盐铁专营”的力量，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反对“盐铁专营”的，以大蒋军霍光为代表，直接出面挑战“盐铁专营”政策的，并不是霍光，而是所谓的“贤良文学”、民意代表，本质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买办公知。
“贤良文学”自称“民”，指责“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本质上，“贤良文学”并不代表下层农民、小工业者、小商人等普通百姓，而是代表官僚财阀、大地主、大工商业资本、大金融资本。所谓反对“盐铁专营”，其实是瓦解国有企业，篡夺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变国有企业为官僚私有企业。所谓反对中央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本质是金融私有化，瓦解中央动员人力物力的基本手段。所谓汉武帝“穷兵黩武”、导致民族不聊生，实际上是为了勾结境外势力，阻止汉王朝对外敌的打击。
认为战争会导致“民不聊生”，其实是私有资本的一贯伎俩。导致“民不聊生”的，不是对外反侵略的战争，而是生产资料和货币权利私有化，是官僚资本、私有工商业资格和金融资本，即所谓“民营企业家”。这些人之所以打着“民”的旗号，其实是在说谎，代表“民众”利益的是中央王朝，而不是这些“民营企业家”。
为什么此时会发生这场争论?原因在于，汉昭帝年幼，不能决断，汉王朝出现权力真空。据史载，大将军霍光是“托孤”大臣。奇怪的是，作为汉武帝时的重臣，桑弘羊并不是“托孤”大臣，这段历史记载，疑似有曲笔，是史家故意抹除了桑弘羊的政治地位。作为负责察举官员、财政、人士的桑弘羊，居然不是“顾命大臣”，这十分可疑。
显然，光靠理论和舆论斗争，并不能让霍光为代表的私有财阀势力得逞。汉中央力量开始衰微，无力对外征伐。
这场争论的结果，所谓“贤良文学”并没有取得胜利。真正的胜利，要等到霍光屠杀了桑弘羊等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派之后。
就政治地位和权力大小来说，桑弘羊远在霍光之上。但霍光负责管理军队!本质上，这是一场“枪指挥党”的政变，是欺负汉昭帝年幼。
通常，主张中央集权的力量属于法家力量，而反对中央集权的力量，喜欢鼓吹儒家思想。读《盐铁论》会发现，双方均引用各家思想观点。我们区分法家、儒家，不要看其引用谁的说法，而要看是瓦解中央集权，还是巩固中央集权。
桓宽，其人是反对中央集权、主张维护财阀利益的，他于汉宣帝刚刚即位、政治地位不稳时整理这部书，其实是给汉宣帝上眼药。
这场理论斗争，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人物，意图明确，事实清楚，逻辑严密，气贯长虹，并未落入下风。相反，“贤良文学”则自相矛盾、捉襟见肘、丑态百出。但桓宽仍然认为是桑弘羊向“贤良文学”认输，显然，这是桓宽的立场决定的。
一个非常有意思是现象是，尽管桓宽极其赞扬“贤良文学”的观点、反对桑弘羊的观点，但是，它居然不列举这些“贤良文学”的姓名、籍贯、生平!为什么如此?如果真的那么理直气壮，难道不应该为这些“贤良文学”树碑立传吗?推测起来，桓宽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害怕政治清算。所以，不愿意具这些人的名字。
“贤良文学”，约略相当于中国今天的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声名显赫又声名狼籍。区别在于，汉朝的“贤良文学”大约没有多少外部势力的扶植，它们的靠山是以霍光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大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今天的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其多靠国际金融资本的扶植、豢养，并与官僚买办资本势力相互勾结，为官僚资本提出的买办政策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撑。
某网，2019年3月26日刊发了一篇文章，对《盐铁论》进行了一番颠倒黑白的解释，是打着“时代潮流”的唯心主义旗号，贬低“汉武帝”，认为“现在天下统一，只要我们对匈奴实施仁义，北方落后民族自然心向中央，所以政府不需要盐铁专卖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历史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能够顺应时代，做出调整，谁就能够获得成功;谁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泥古不化，或故步自封，谁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其主要观点，依然是与国际接轨，瓦解国有企业，篡夺货币发行权，停止反击外来侵略等。
这个作者显然是站在了“贤良文学”也就是私有财阀的一边，反对当时中央强调的“做大做强国优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自己的碗里装自己的粮食”“‘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要倒过来”等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而“民营企业”正在强调“五、六、七、八、九”，以狙击中央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政策。表面上是维护中央，本质上是反对中央。无独有偶的巧合是，这篇阴阳怪气的文章，居然没有作者，与当年的“贤良文学”一样，不敢留下名字，害怕人们追讨。
这篇文章的立场错误，基本史实也有误。这场关于盐铁专营的争论，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是大将军霍光!这场关键物资生产、供销权利争论会，真正的召集人并不是桑弘羊，而是霍光。桑弘羊仅仅是被动应战!这场争论，按照中央集权的本质要求是不应该端到公开场合上来的!因为它明显有瓦解政权的企图。桑弘羊不得不应战，说明他已经处于劣势!意味着结局不妙。
这场斗争，以霍光为代表的私有财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但也仅仅是暂时的胜利。
汉宣帝，“民间”出身，当政后十分孤立，没有什么“依重”。他曾经想瓦解霍光势力，但失败了。后霍光病卒，汉宣帝即对掌握军队、财政、人事、地方大权的霍家“族诛”!
中国古代社会，本质上是个“国有制”社会，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私有制社会。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中央集权与财阀分权的斗争史。以帝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体现了维护了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控制了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资料和大宗生产生活资料的定价权，有充分的能力动员人力物力，形成反击入侵、保障民生、抵制私有资本畸形发展的能力!中央集权，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以官僚财阀、大工商业资本、大金融资本为代表的私有者，则打着“为民请命”“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旗号，指责中央集权是“与民争利”，极力反对中央集权，并吞土地、山林、河湖等国有资产，形成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直接剥削、压榨。
主席曾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盐铁论》的一个由头，是指责汉武帝“穷兵黩武”，导致了“民不聊生”，实际情况可能完全相反。文帝、景帝时，中央孱弱，地方豪强、朝内权臣势力强大，民众受压榨极重，甚至连皇家也凑不齐一副仪仗，朝庭无力反击匈奴!汉中央从权臣、豪强、地方实力派手中收复货币发行权、建立强大国有工商业体系，结果，邓通、晁错等先后被杀。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居然调不动军队;问钱粮的事，魏其侯窦婴居然一问三不知，东推西推。
汉武帝非同一般，收回军权，诛杀了窦婴、田蚡等权臣，摧抑地方豪强，推行盐、铁、铜等重要物资专营，收回货币发行权于中央，壮大了国有企业体系，发展了生产，控制了定价权、有能力平抑物价，提高了政权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也为反击匈奴提供了强大政治保证和物质保证。汉武帝打了四十多年仗，也没有把国家搞垮。
说汉武帝把国家经济搞垮、导致“民不聊生”，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汉武帝发展国有经济、摧抑豪强的政策，确保了政权的动员能力，却严重侵害了这些“豪强”的私利。
无独有偶，主席身后，也有那么一大批“贤良文学”指责“不懂经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年吃不上一次肉”，“革了文化的命”，“浩劫”。今天还指责中国发展航母、大驱、导弹、航天等工业，反击美国霸权，影响了中国的“民生”。与《盐铁论》里的“贤良文学”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
今天，这些人为什么要读《盐铁论》呢?他们不是喜欢读亚当·斯密、哈贝马斯、科斯、凯恩斯、萨克斯吗?他们一反常态，捧起《盐铁论》，那当然是推行自己的生产资料、货币发行权私有化、国际化等理论政策。他们读《盐铁论》与读亚当·斯密，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都是旨在瓦解公有制、瓦解中央政权货币权利、瓦解中央定价权，把这些权力奉送给国际金融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这是由其立场决定的，与读什么书没有关系。
现对这家网站提出严肃批评。希望你们立即删除这篇文章，找到这篇文章的作者，严厉批评教育之。
附：https://www.12371.cn/2019/03/06/VIDE1551855617900913.shtml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详解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这句名言，是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其中的“知”，通“智”，智慧的智。意思是说，聪明人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策略，有智慧的人会随着世事变化的情况而制定法则。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出处，是西汉桓宽《盐铁论》的第十二篇《忧边》。
《盐铁论》是中国经济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书籍。它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那次著名的“盐铁之会”的会议记录。在那次大会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全国各地招来的贤良文学60余人，就当时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尤其是经济政策，比如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总体来说，贤良文学站在民间的角度，对汉武帝以来以盐铁专卖为代表的许多政策进行了抨击;而桑弘羊则代表官府舌战群儒，对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辩护。因为盐铁专营问题最为突出，是会议的首要议题，所以后人就将此次大会称为“盐铁之会”。
讲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盐和铁这两种东西这么重要。先说盐。盐的税收，是大部分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原因很简单，盐这种物品太特殊了。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会需求量大，消费弹性极小，而且成本很低。在封建社会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盐却不可能自给自足，必须从外界获得，只要控制住了生产源头，就可以寓税于价，在百姓尚能接受的范围内提高价格，大量掠夺民间的财富了。铁的情况与盐类似，但重要性要弱于盐，所以有的朝代实行专卖，有的朝代则视为一般商品。盐铁由国家专营，据说始于管仲，但明确实施，则始于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
这场辩论会的三十年后，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帮助，自己又加润饰补充，整理成《盐铁论》一书。该书共60篇，每篇根据其内容各有题目。书中两派人物的观点针锋相对，互相驳诘间，有如两刃相割，时或闪现出思想与智慧的光芒，不时穿插人物的动作与神情，彷佛又将我们带回几千年前那唇枪舌战的辩论现场。全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几乎涉及到了汉武帝一朝的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全部重大问题，且要言不烦，对于我们了解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经济、政治运作都大有裨益。
具体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所出自的《忧边》一篇，讨论的是军费开支是否能够成为盐铁专卖的理由。桑弘羊认为，边境战争需要大量的开支，所以盐铁政策不能少。况且盐铁制度是先帝汉武帝起就实施的政策，难道你们想损害他的圣德吗?而贤良文学的意见则是：回到礼义，人民自然安定，国家自然富裕。现在天下统一，只要我们对匈奴实施仁义，北方落后民族自然心向中央，所以政府不需要盐铁专卖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另外，改变先帝的政策并不意味着对先王圣德的损害，所谓“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把国家治理好，才是对先王最大的尊重。
这次辩论的结果如何呢?按照桓宽的记载，桑弘羊主动向贤良文学求和解，所以应该是贤良文学赢了。会后，酒类专卖被取消，但盐铁专卖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盐铁大会上的唇枪舌战已经消歇了，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却一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能够顺应时代，做出调整，谁就能够获得成功;谁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泥古不化，或故步自封，谁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正面的例子我们不需要别举，召开这次“盐铁大会”的汉昭帝与辅政大臣霍光，就是现成的例子。
武帝死后，汉昭帝和霍光必须面对的，就是汉武帝的政治遗产。武帝时代的内外政策，以对外开边征伐为第一原动力。这当然有其不得已与合理之处。但接连用兵四夷，特别是远征匈奴，也逐渐导致了朝廷财政的大量亏空。到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后，已经陷入“财匮，战士颇不得禄”(《史记·平准书》)的尴尬境地。在这种财政紧张的状况下，汉武帝一方面采用桑弘羊的建议，对盐铁酒等物资实行专营，另一方面，又设立许多名目，对百姓尤其是工商阶层横征暴敛。特别是“算缗”，更是接近明目张胆的掠夺。按照“算缗令”的规定，商人要缴纳资产税，每两千钱要缴纳120钱。如果不按照规定缴纳，一经举报，举报人可以得到被举报人一半的家产，其余充公。这一纸“算缗令”，几乎让中产之家全部破产。这种杀鸡取卵的危险措施，严重挫伤了工商业者的积极性，让天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外事征伐、内兴聚敛，造成民生不安，违法者众，于是又不得不任用酷吏以镇压。这样，汉武帝死后，留下的是一个表面华丽，内里却千疮百孔的大汉王朝。
霍光作为第一辅政大臣，在权力基本稳定之后，就要纠正汉武帝当年的一些不当行为，但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一些守旧大臣并不太赞同。汉昭帝和霍光在权力稳定后召开“盐铁会议”，利用儒生所反映出来的民意为舆论先导，既打压了以桑弘羊为首的一批不愿意改革的守旧派官僚，也为此后一系列政策的转变做好了舆论和人心上的铺垫。在这次会议之后，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废除盐铁的专营，但毕竟废除了酒类专卖，给民间工商业多了一条赚钱的门路。此后更是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将公田给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意见，所以也受到儒家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因为内外措施都处理得当，汉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颓的趋势得以扭转，“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在“文景之治”后，昭帝又和他的继任者宣帝一起开创了“昭宣中兴”，使得西汉王朝又出现了几十年和平兴旺的景象。
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王莽。之所以是王莽，是因为王莽和霍光一样，都是汉室的外戚，面对的都是问题重重的社会局面。但王莽的改制，却不像霍光与汉昭帝那样因时而变、随事而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是以《周礼》为蓝图“托古改制”，在生产力、生产经济状况已经完全和周朝初年不一样的状况下，向着这部儒家经典所描绘的远古理想社会大踏步地倒退。王莽的改制，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食古不化”。他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也要恢复到西周时代的模式。
结果可想而知。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啊。已经被历史淘汰的旧制度，怎么可能解决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呢?由于政策多迂阔不合实情，这就使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且时常朝令夕改，这就使官吏不知所云，无所适从。王莽的改制，不仅没有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天下大乱，他自己也被杀身死，枭首示众。
霍光与王莽，两人同是外戚，同是权臣，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巅峰时，手里的牌是差不多的。但一个懂得“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道理，将汉室带到了一个新局面，自己也名垂青史;另一个则食古不化、死守着教条，最终身死国灭，成为千古笑谈。个中道理，值得深思。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6日 11:57 来源：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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