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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打零工？
当北大教授张丹丹说“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的时候，我正身处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和几位采摘松果的零工们艰难前行。他们的工作是把采摘好的近百斤松塔沿着山路背出去。
我无法忘记当时一位女工对我说的话：“你有什么长期稳定的工作可以推荐给我吗?”
她是云南红河人，1995年生人，但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远赴东北采松塔只是她一年里众多零工的一种。她说这样方便和丈夫轮流在家照顾小孩子。
我去大兴安岭也是为了采访这些季节性出远门采山的零工，一路上的话题也围绕着什么样的现实条件让她不得不打零工，却没想过她其实并不想打零工。
这也是为什么张教授的话，让我听起来格外刺耳。
◉每年8月份，都有大量零工从四川、云南和贵州，为了生计长途跋涉来到东北的大兴安岭采摘松塔。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零工群体，也曾全职跑过外卖的人，我当然知道张教授所说的“福利”指的是什么。
比如我当时的一位同行，50多岁的东北大哥，在夏天农闲的时候，来北京跑旺季的外卖，等到10月再回去收秋。到了猫冬的时候，他又回来继续跑外卖。
拿我自己来说，那个夏天，终于考上北大的研究生。等待入学的那几个月，想赚一笔钱做生活费，跑外卖是入职门槛最低，而且允许我只干几个月的工作。
◉我在这期播客里分享了自己做外卖骑手的经历。点击图片，跳转原文。
对我和那位东北大哥来说，灵活性确实是“福利”：零工经济允许一个人灵活安排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而不用受固定工作的限制。
但也正是因为我真正跑过外卖，我才无法像张教授那样轻飘飘地把灵活说成劳动者的福利。因为对大部分零工来说，他们的工作和张教授在北大的工作一样，是每个人养家糊口的选择。只是零工们面临的是一份工时长、约束多、时薪低、保障少的全职工作，并且没有北大的平台和身份让他们可以对媒体夸夸其谈，连话语权都得拱手相让给张教授。
尽管张教授小心翼翼地用学术语言表达了一个看似客观的观点，但背后却隐含着对普通人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的价值判断，她的言论引起激烈讨论的根源也在于此。学者们如果不了解零工群体实际的劳动和生活处境，甚至站在企业或者更宏大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是没有资格为他们代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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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是进步还是倒退？
在我看来，在讨论零工是否更自由之前，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是：零工究竟是一种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为了自由主动选择的谋生方式，还是平台为了缩减劳动力成本、转嫁风险故意设计出的一种用工模式？
我们先来看看19世纪英国码头工人故事。虽然相隔100多年，但他们和今天的平台零工极为相似，处于不稳定、高风险的劳动关系中。
当时，殖民地的商品需要通过轮船输入到英国，而轮船的停靠与离开会在短时间内在码头产生大量不确定的用工需求，因此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进行实时供应。当时2/3的码头工人都被视作非正式的劳动力后备军。但最终，经过漫长的斗争，工人们争取到了提高工资、加班费、保障最低工作时长等权利。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所有的码头工人都拥有了永久合同。
◉英国码头工人的劳动日常。图源：old-merseytimes
在他们决定斗争的那一刻，并没有什么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标准雇佣劳动关系在等待着他们。相反，更合理公平的劳动关系本身就是工人在和资本的控制与斗争的来回拉扯中创造出来的产物，并且通过法律来进一步改善和保障。
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劳动法1995年推出后，经历两次修改，也一直在法律层面完善劳动者的权益。因此，试图俯身寻找零工经济进步性的做法，在我看来都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我也在想，100多年前的英国，是否也有一位叫Dandan Zane的劳动经济学家试图告诉那些码头工人：“千万别争取永久合同!灵活性是一种福利，因为你们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
◉两位英国学者在《零工经济：批判导言》一书中，追溯了19世纪英国码头工人如何通过斗争，把零工成为永久合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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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为零工代言
斗争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尊严和公平，本质上也是重新安排权力关系。百年前的英国码头工人为什么非要创造历史、改变雇佣关系?为什么他们不懂得安心享受“灵活性”和“自由”的福利，今天做个码头工人，明天做个火柴工人，后天去乡下做个采摘工人?不但能赚钱，还能云游四方。
也许在北大上班“缺乏自由”的张教授确实向往过这样的生活，但我也知道，今天很多中国零工心里也一定期盼过，某一天可以不用再打一份匆匆忙忙没有保障的零工，而是一份能带来尊严、带来成长、带来归属感的工作。
我刚入行的时候，带我的师傅是一个比我还小5岁的小伙子。他虽然不敢告诉家里人自己大学毕业后在跑外卖，但他觉得这份零工挺好的，“现在正经工作不好找，也不挣钱。”在我不跑外卖的一年之后，我再见到他，他就换了说辞。他向我“炫耀”自己会被提拔到站点，获得一份正式的管理岗工作。他当时抽着烟，看着算法后台上那些移动的外卖骑手图标，有些悠哉地说：“就算挣得少点，那也比在大马路上风里来雨里去的强，是不？”过了一年，我再次遇到了他，他又回到马路上跑外卖了。当时他窘迫的神情和闪躲的眼神，我无法忘记。
◉2024年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生动地展现了骑手的困境与苦难，他们的声音无法被听见，或许只有通过一场以骑手的生命为代价的车祸，才能引发人们片刻的反思。点击图片，了解导演关于外卖行业的更多观察和思考。图源：电影官方海报
可见，即使零工经济的确给予了劳动者更高的自由度，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这种漂泊、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现状。与其说灵活性是一种可以享受的福利，不如说是姑且能够忍受的权宜之计。零工群体可以默默承受现状，甚至感到知足常乐，但绝对不会赞美它，而旁人就更没有资格代言说这是一种福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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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自由
如果只是从工作周期的角度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那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当张丹丹教授说：“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灵活就业者要的就是灵活和自主管理，所以社保等方面的保障自然会弱一些。”那就更不合理了。
且不论绝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超时辛苦工作换来的所有收入，可能都比北大教授用时间和自由“换来”的五险一金还要低(更不用提张教授实际到手的现金收入和依托北大这样的平台获取的其他物质财富和文化资本)，这种将零散化的劳动过程定义为自由与灵活，忽略平台控制手段的观点，本身就站不住脚。
谁在天真地以为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长仅仅取决于他们自己想挣多少钱?但凡和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多聊几次，就会发现，大城市司机超长工时非常普遍，即使他已经很累了，每天也必须跑够相应时长，高峰期必须在线，否则算法会减少派单。
对外卖员来说同样如此。他们所在的站点和小队有权力强迫他们在高峰期、恶劣天气上线，否则会给予相应处罚。一些站点还会规定，如果跑不到相应的KPI，就会降低整个月的单价。我清楚地记得，2021年“五一”期间北京的单量非常少，某一天晚上10点左右，有一位骑手还在马路上等单，因为他还差一单才能完成那一天的KPI，我把自己的一单转赠给了他。他对我说：“谢谢，回家单。”
◉食通社去年发布的《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一文，描写了恶劣天气下外卖员的困境。点击图片，跳转原文。
相比于朝九晚五固定工作的人来说，外卖员受到的控制只多不少，甚至，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强度更大，还承受着更多风险。
除了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像生鲜超市分拣员这类新兴的平台零工，他们的劳动过程也处于算法和计件模式的控制下。为了满足平台30分钟送达的要求，他们必须在3分钟之内完成一单的分拣，而每分拣一个商品只能赚到几毛钱。他们的工作极为细碎，但劳动强度却极高。很多分拣员做六休一，一天工作至少12小时，提着重物走上几万步，而他们每天仅有一次吃饭的机会。
◉大屏幕里，生鲜仓库里奔跑的所有分拣员生产出来的数据都会实时更新，对劳动者造成很大的压力。点击图片，了解分拣员的工作真相。图源：芽口
很多人在固定工作中感到被束缚，就容易把对自由的想象投射到零工群体，以及菜市场摊贩、小商店老板等小生产者身上。特别是当一个人不了解零工群体真实的劳动过程，就会凭借自己的想象，拍脑袋地认为零工的确拥有自由。但他们其实并不自由，或者说，他们本来想要的也不是那种随时逃离工作的消极自由，而是更合理的工作条件和待遇。
回到前面那个很容易混淆视听的问题：零工究竟是一种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为了自由主动选择的谋生方式，还是平台为了缩减人力成本、转移风险故意寻求的一种用工模式？
按照张丹丹教授的说法，这两个事实同时存在，而且是绑定在一起的。但在我看来，随着这几年外卖大战愈演愈烈，出于对高峰时段运力和配送效率的要求，各个平台对外卖员的控制明显比以前加强了。派单优先分配给易于管理的专送、乐跑和畅跑骑手，自由度较高的众包骑手逐渐式微。
既然平台自己都在主动压缩骑手的自由度，加强对骑手的考核和控制，那么接下来的方向自然就是，像对待全职员工那样，给予骑手应有的社会保障。即使在落地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制度性的障碍，但那恰恰是学者应该思考去解决的问题，而不应该继续活在自己的想象中，再不合时宜地把零工和自由画上等号，擅自为零工代言“灵活性是一种福利”。
◉和正常职工相比，灵活就业者的社保方案有什么区别?请见《专业律师详解京东美团社保方案差异》一文。点击图片，跳转原文。图源：郝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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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的真实社会成本
在社保这个问题上，张丹丹教授在另一个语境下提到：“当前有平台提出进一步:扩大‘五险一金’覆盖范围的举措，打破了既有的市场格局，也带来了用工成本压力。用工成本的上升可能会导致平台减少专职岗位、降低零工工资，甚至通过上调配送费转嫁成本。”
这再次让我理解了她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她很习惯站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的维度思考平台和零工的问题。但学者的脑子里不能只有抽象的劳动和就业。
为外卖员上社保虽然有可能导致岗位数量减少，但在提升外卖员保障的同时，也能抑制平台当前充满破坏性的廉价外卖模式：通过压低配送费圈占市场，再向餐饮业抽取高额佣金，赚取利润，进而挤压中小餐饮店生计，迫使商家降低食材成本，为消费者生产不健康的外卖产品。
◉更多关于美团廉价外卖的分析，请见《“拼好饭”让谁吃上了好饭?》一文。点击图片，跳转原文。
此前，《南方周末》曾在一篇报道中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美团为符合全职定义的120万骑手缴纳社保，成本是216亿元。但美团、淘宝、京东在近期外卖大战中烧掉的却是上千亿元。因此，社保带来的用工成本上升虽然会挤压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但对这些平台巨头来说，增加的成本却比不上他们为了争夺市场所花费的资金。
一个更讽刺的事情是，美团2025年的财报显示，公司在无人机、无人配送车、AI方面的研发投入高达260亿元。也就是说，一个外卖平台在试图取代外卖员方面投入的技术研发费用，已经可以覆盖全职骑手的社保成本了。
张丹丹教授也在研究AI对就业的影响，并且自称具备政策影响力。她对零工的判断，让我们不由担心，同样的想当然的错误是否会在AI和劳动关系的研究中再次出现，误导公众与政策。
◉展览中的美团无人车。更多关于AI与劳动的分析，请参加《AI时代，权力在向谁转移?》一文。点击图片，跳转原文。
总之，有关平台和零工经济，关于技术和劳动者的关系，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就业问题当然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谁能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劳动者们就要无条件维护它。毕竟，平台和劳动者，庶为皮庶为毛，谁依靠谁存活，还值得单独一辩。退一万步说，没有一位劳动者只想要恩赐的就业岗位，我们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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