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自由派及其形形色色的应声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污名攻讦古已有之——他们这样奇异搞笑的攻讦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无非只是起到蚊子与蛀虫的作用，不过既然每年的夏天蚊患成灾，那驱蚊工作还是一个必须要进行的严肃工作。比如自从某个时期开始，一些别有用心的反动派就在舆论界掀起了一场针对唯物辩证法的蚊虫叮咬——借着什么“逻辑”“科学”“理性”的高端名词扯下虎皮拉大旗，将人类认识史上最伟大的成果之一污蔑为“诡辩术”“捣糨糊术”乃至“思想毒药”。显而易见，这就是当代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那批“知识精英”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庇护下对唯物辩证法进行的一次“围剿”，这就是舆论界的阶级战争。反动的自由派们，他们从不关心辩证法的理论细节，他们永远关心的是另一件事：让我们无足可立，让我们无械可用。
那我们不妨也把他们的论调逐一放在阳光下，看看它们究竟经得起几分灼烤。
一、五种论调
诚然，自由派深谙着互联网平台的种种特性，于是他们拿短视频尝试和我们打上了赛博游击战——不过他们打的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赛博游击战，他们许多碎片化的观点甚至荒谬得像宗教产物，不妨让我们挨个看看：
第一种，“诡辩论”与“捣糨糊术”。 一篇流传甚广的网络文章断言：“辩证地看问题”实乃诡辩术与捣糨糊术，将中国人“害苦了”。该文认为辩证法是一个“无敌句式”——无条件承认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面，以此回避一切具体判断。在他们笔下，辩证法成了一种智力上的怯懦：不敢说对，不敢说错，永远骑在墙头上。
第二种，“反科学”与形式逻辑的对立。 自由派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立起来，仿佛二者是非此即彼的两条道路：辩证法是“专制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诡辩与专制，形式逻辑是西方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无妄之灾，因为维特根斯坦本人甚至对于政治经济学漠不关心)、代表理性与科学。这种粗糙的二分法，唯一的功效便是暴露了炮制者自身的逻辑训练是何等单薄。
第三种，“伪科学”与不可证伪性。 自由派指责唯物辩证法不具备可证伪性，不属于科学范畴，并将辩证法与苏联的失败挂钩，试图暗示任何与政治结合的辩证法都必然通向“多数人的暴政”。
第四种，具体科学不需要哲学指导。 这种观点认为具体科学有其独立的研究方法，不需要哲学的“指手画脚”，唯物辩证法不过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空洞教条”。
第五种，教育方式与“灌输”的批评。自由派反感中学政治课本对辩证法的灌输，认为这种教育不是在培养独立思考，而是在传授一种思维上的“懒惰”。
它们全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根本性的方法论错误之上——把对辩证法的庸俗化与歪曲化理解当成了辩证法本身。
二、错在哪里?
(一)关于“诡辩论”——错误的反驳建立于错误的预设上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全部论据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辩证法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面”，因此可以回避一切判断。那么，马克思在哪一页告诉过我们“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面”?
“对立面的统一”才不是什么“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的意思——那是折中主义，那是庸俗辩证法，那是曾经被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当面嘲笑的蒲鲁东式的“综合”。所谓的矛盾关系，是矛盾双方作为同一矛盾关系的两极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而并非任何关系都能构成矛盾关系——如果事物的两个方面之间不具有这种“自否定”的关系，而只是靠外在的力量捏合在一起，就不能说它们之间具有矛盾关系。例如，在商品交换中，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的自我否定：一个商品要成为价值，它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使用价值形态，把自己“转化为”货币。没有这种“自我否定”，商品就不是商品。这是商品本身的逻辑必然，这是客观存在而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再者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雇佣劳动和资本也不是单一的“好与坏”“对与错”的关系——雇佣劳动本身就是资本存在的前提，而资本的存在又反过来把雇佣劳动再生产出来，没有资本就没有雇佣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但在这种相互依存中，双方并不是“和平共处”的——资本只有在不断剥削雇佣劳动的过程中才能维持自身，而雇佣劳动只有在不断反抗资本的过程中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条件。
自由派所攻击的“任何事物都有好坏两面”的命题，但是他们自己使用的方法论恰恰就是他们自己所憎恨的那种庸俗折中主义。他们用被歪曲的辩证法来否定真正的辩证法——简直如同用“地心说”的失败来否定天文学的存在。
把辩证法看成“单纯证明的工具”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资产阶级自由派们为了服务于自己肮脏卑劣的言辞暴力，不惜丢掉脑子与眼睛，将“辩证法”当成一种纯粹的逻辑工具，进而对着这个虚假的稻草人疯狂输出，这无疑彰显了他们的贫困。诚然，庸俗的反对者就是这样习惯于把辩证法看作一种可以随意使用的证明工具，抓住它的某一方面，便滔滔不绝地议论，仿佛矛盾律不过是在论争中左右逢源的某种手腕而已。然而，这恰恰表明他对辩证法的真正本质完全无知。
辩证法不是一种从外部硬加给事物的形式方法，也不是主观思维的任意一种框架，而是事物自身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在概念中的自我反思。倘若辩证法不过是证明的工具，那么它的原则便同样可以应用于此事或彼事，论辩的结局便只取决于使用者的意志;但辩证法的真理性就在于：思维必须遵循客观存在的现实矛盾的自在发展，而不可将现实置于思维的主观安排之下。主体不是思辨的主人，而是客观逻辑的受托人——这便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一切诡辩和折衷主义的分水岭：前者揭示事物自我扬弃的过程，是具有客观性的，后者则把矛盾贬为一种空洞的、随时可用的、主观的公式图式。因此，辩证法并不是什么证明工具，这进一步证伪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驳根基。
(二)关于“反科学”——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不是对立关系
自由派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立起来，仿佛二者是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但是，恩格斯说过：“从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存独立意义的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形式逻辑处理的是思维的形式正确性，辩证法处理的是思维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二者不是对立关系或者矛盾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关系，根本不在一个楼层上，怎么可以横向比较呢——像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扩展和深化。首先，形式逻辑处理的是思维的形式正确性——它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规则，保证思维在形式上不矛盾、不跳跃、不偷换论题。而辩证法处理的则是思维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它研究概念如何突破自身的界限、如何转化为对立面、如何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达到更具体的统一。
自由派一方面大谈逻辑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自己却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学的稻草人谬误。他们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对二者关系的误读。如果他们要真的捍卫“形式逻辑”，那么首先应该学会不在论证中犯下形式逻辑最忌讳的偷换概念。
那么，自由派为什么要把二者对立起来?因为形式逻辑的规则是“A不能同时是A和非A”——这是同一律的要求。但辩证法要追问的是：A在什么条件下会变成非A?这不是对同一律的否定，而是对同一律适用范围的追问。形式逻辑回答的是“A是什么”，辩证法回答的是“A如何变成不是A”。二者处理的是不同的问题，处于不同的层面。把一个层面的问题拿到另一个层面去讨论，在逻辑学上叫作“范畴错误”。
而自由派恰恰是在做这件事：他们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来否定辩证法的矛盾观，仿佛辩证法主张“A同时是A和非A”。但任何稍通辩证法的人都明白——辩证法从未主张“A同时是A和非A”。它主张的是：A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非A，而非A是A自身发展的结果。换言之，矛盾不是“同时并存”，而是“先后转化”。这正好是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所无法处理的问题——因为同一律只处理静态的、确定的状态，而现实世界不是静态的。自由派大捧形式逻辑，正是因为资产阶级需要一个静态的世界，一个属于私有制和少数精英剥削的永恒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私有制是“天然的”，剥削是“自然的”，阶级是“不可改变的”。一旦矛盾被承认——即辩证法被承认，就必然引出“现存事物是暂时的、会灭亡的”这个结论;一旦事物被理解为自己运动、自我否定的过程，私有制的“永恒性”就不攻自破了。所以自由派要做的，就是一叶障目地把“矛盾”从认识论中驱逐出去，在对大家的解释上把“变化”限制在“量的增减”而不允许“质的飞跃”，把“发展”解释为“重复”而不是“超越”。事实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无疑只是将私有制和他们自己的死刑拖延为缓期执行，而他们越是这么坐井观天，就越会加速他们死刑的临近，这是辩证法的胜利。
(三)关于“伪科学”——用抽象的错误类比取代具体的正确分析
自由派将辩证法与苏联的失败绑定，暗示它“必然导向专制”。但整个苏联从创立到解体用的是同一套哲学体系吗?他们说的又是哪套呢?——是20年代的德波林学派与机械论者的论战吗?是30年代米丁、尤金等人确立的教科书体系吗?是战后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修正吗?还是60年代以后科普宁、伊里因科夫等人对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探索吗?
自由派从不进行这种区分，因为对于他们，一旦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一个统一的、始终如一的专制哲学”作为批判对象就不攻自破了，而这时他们就进入了他们所必然葬身的理论战场，也便无法达成舆论造势的目的了。他们批判的实质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日丹诺夫体系”——即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唯物主义代表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的僵硬二分法——然后将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等同于整个唯物辩证法。其荒谬程度，不亚于因为中世纪有宗教裁判所就说整个基督教神学自创立以来除了迫害异端之外毫无建树——要知道如果没有基督教系统性神学教育的锻炼，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古典自由派的祖师爷们。日丹诺夫体系的问题，不证明辩证法是错的，而只证明了当辩证法被一种僵化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所支配时，其可能丧失其批判和革命的本质。
这里自由派又犯下了两个逻辑错误：
第一，以偏概全。他们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政治环境中的特定哲学形态(日丹诺夫体系)，当成了唯物辩证法本身，然后用这个被歪曲的形态来否定整个传统。这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批判的那种诡辩做法：把某个学派对辩证法的庸俗化理解当作辩证法本身来批判，却从未真正接触过辩证法的“合理形态”。
第二，因果倒置。苏联的解体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结构、官僚体制的僵化、国际环境的极端恶劣、民族问题的复杂化等——但自由派把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为“辩证法的问题”，仿佛换掉辩证法，使用什么维氏逻辑学，苏联就能成功。这种简化的因果解释，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坏的无限性”思维：即，把所有复杂问题都塞进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中，然后宣布找到了“终极答案”。
实际上，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指向“改变世界”的——因为它要求主体在认识矛盾的基础上介入矛盾、推动矛盾、解决矛盾。它不是一个“维稳工具”，而是一个“变革工具”。当自由派把唯物辩证法说成是“专制的哲学基础”时，他们在预设里恰恰把它的功能颠倒了过来：唯物辩证法要求的是改变现状，而自由派攻击唯物辩证法的方式恰恰是把它描述为维护现状的工具。
自由派之所以一定要把唯物辩证法与苏联的失败绑定，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苏联的失败”来论证“任何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尝试都必然失败”。这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战场上的一种决策：用具体历史中的个别的失败来否定未来的所有可能性，用过去的不幸来取消现在的选择，目的是且仅是让无产阶级们“知难而退”。可是呢，失败不是对理论的否定，失败本身正是辩证法——失败只能证明一种旧的形式已经过时，新的形式需要在新的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
(四)关于“具体科学不需要辩证法”——割裂哲学与科学的内在联系
自由派的这一指控，其全部力量建立在又一次偷换概念之上：把“哲学不应该凌驾于科学之上”偷换为“哲学与科学无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有著名的论断(想必自由派批判者连一篇马恩原典都没看过，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批判)：“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唯物辩证法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哲学”，而是从科学中抽象出来的、又反过来指导科学的普遍方法。
现代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现，都是辩证法的印证而非反驳。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那不是“对立面的统一”是什么?生物学中的进化与突变——那不是“量变到质变”是什么?化学中的化合与分解——那不是“否定之否定”是什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详细论述了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康德的“星云假说”、赖尔的地质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这些成果“在旧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形成了突破口”。
如果“具体科学不需要辩证法”，那么现代物理学如何解释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生物学如何理解进化论中“渐变”与“突变”的关系?现代科学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证明：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在思维中的反映，而不是某个党派“强加”给科学的教条。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个典型谬误就是将“具体科学需要实证方法”与“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是多余的”这两个命题强行等同。这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恰恰是被辩证法所批判的那种思维。具体科学的实证研究固然可以暂时不引用辩证法的术语，但任何一位真正深入到自己学科历史中的科学家都会发现：每当科学面临范式转换的危机，每当旧的理论框架无法容纳新的实验事实时，正是辩证思维——即承认矛盾、理解转化、把握整体联系的能力——帮助科学家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僵化框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绝对时空观的教条，普朗克的量子假说打破了能量连续变化的形而上学信条——这些都不是单纯“归纳”出来的，而是对既有矛盾进行辩证综合的产物。
如果“具体科学不需要辩证法”这一命题成立，我们就要追问：为什么那些将辩证法当作“方法论武器”加以运用的科学家，往往恰恰是各自领域中成就最为卓越的开拓者?为什么从康德到黑格尔、从马克思到恩格斯的辩证法传统，能够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如此持久的解释力和预见力?根本就在于：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运动规律在人类思维中的真实反映。
(五)关于“灌输”——教育方式的缺陷不等于理论本身的缺陷
最后，自由派指责中学政治课本对辩证法的灌输导致“思维懒惰”。这一指控是最搞笑的，因为他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辩证法的理论内容与辩证法的教育方式。教科书编得不好，是教育问题——而教育本身就具有阶级性和阶级的目的性，会主动把教科书编成自己需要的样子;因为教科书编得不好就否定辩证法本身，这是哪门子歪理邪说，何来的形式逻辑链条?在这里，自由派自己都自相矛盾了。正如不能因为某些数学教材编得枯燥就否定数学的价值一样，也不能因为某些辩证法教材编写得教条化就否定辩证法的科学性。
如果有人因为某些物理学教材写得枯燥水平低下就宣布“物理学是思维懒惰”，我们(包括自由派们)一定只会觉得他可笑。那么对辩证法做同样的事，为什么就应当被区别对待?
三、唯物辩证法与具体科学
唯物辩证法与具体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
自由派说“具体科学不需要辩证法”，把辩证法说成一种可以随意扣在科学头上的“帽子”。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把辩证法和科学的关系理解错了。
第一，辩证法是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达到的认识状态，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安放的。
自然科学从来不是在一套固定的形而上学框架里工作的。恰恰相反，科学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对旧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的冲破。比如之前举例的(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举例的)康德的“星云假说”第一次指出太阳系不是神创的，而是从物质自身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这是辩证法的自然观对机械论自然观的第一个突破。赖尔的地质学推翻了“灾变论”，揭示了地球是在缓慢的、渐进的变化中形成的——这是“量变到质变”在地质学领域的验证。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生物学这种自然科学中存在的唯物辩证法——物种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生存斗争中演化出来的——这是辩证法在生命科学中的胜利。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详细梳理了这条线索，结论是：自然科学每前进一步，就离辩证法的自然观更近一步。辩证法的规律不是被“灌输”给科学的，而是被科学自己的发展证明的。自由派说辩证法“没有科学依据”，就是对科学史的无知——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正在不断证明辩证法的正确性。
第二，辩证法提供了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范畴框架”。
任何一门科学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它必须借助某些范畴来组织和理解自己的材料。十八世纪的物理学借助“力”“质量”“运动”这些范畴来理解世界——而这些范畴本身就是一种哲学预设，只是当时的物理学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描述事实”，实际上他们已经接受了一套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
唯物辩证法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具有总体性的范畴框架——矛盾、运动、发展、联系、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它使科学能够理解世界的动态性，而不是把世界理解为静止的、孤立的、机械的。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提出了这种范畴需求，因此科学需要辩证法的被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得知，哲学是从科学中生长出来的，反之于自由派的说辞。
当自由派说“具体科学不需要辩证法”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说“人民群众对科学的理解应该停留在十八世纪的认识水平上”，这样科学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学科就能与人民群众脱节开来，使得生产力仍为资产阶级驾驭。但科学本身不会听他们的。科学正在按照辩证法的逻辑前进，而自由派还站在岸边，试图用“逻辑”和“科学”的旗号来阻止潮水的方向。辩证法的范畴框架不是从外部加给科学的，而是科学自己在发展中不断产生和验证的。
第三，唯物辩证法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这是客观认识结构本身的必然要求。任何具体的科学都研究某一特定领域的规律——比如，物理学研究物质的运动，生物学研究生命的演化，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发展。但这些具体的规律不是彼此隔绝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和共通的运动法则。关于这些普遍法则的科学，就被我们称为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这一点——他从“天体力学”讲到“化学”，从“植物学”讲到“人类社会”，目的是展示一个统一的辩证图景：整个物质世界——从星云到社会——都遵循着同样的运动规律。这不是哲学的狂妄，而是科学本身正在揭示的事实。资产阶级试图把科学锁在各自的抽屉里，然后宣布“抽屉之间没有通道”，但科学正在用自己的发现不断打通这些通道。
四、唯物辩证法的无产阶级属性
唯物辩证法天然属于无产阶级，这是一个可以被论证的客观判断：
第一，只有无产阶级需要彻底否定现存秩序。
辩证法最核心的命题——“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要灭亡的”——对于任何一个私有制下的统治阶级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彻底接受的命题。资产阶级可以接受“封建制度要灭亡”，但不能接受“资本主义也要灭亡”。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一旦承认资本主义也是历史的、暂时的，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动摇。
只有无产阶级——那个除了锁链什么也没有、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才需要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不承认任何现存事物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它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作历史地产生、也必将历史地消亡的暂时形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是“维护”的——它需要把现存的事物解释为自然的、合理的、永恒的。而无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是“否定”的——它需要把现存的事物理解为矛盾的、运动的、正在走向自身的否定。
第二，无产阶级的处境要求“总体性”的视野。
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它需要把世界分解为可计量的要素来进行核算和经营。诚然，这种思维方式是有用的，它促成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发展。但它也是有限度的：它不能把握总体。
而无产阶级的处境——被剥削、被压迫、被剥夺一切——迫使它必须从“总体”上理解自己的处境：为什么我劳动却贫困?为什么生产力越发展我越被剥夺?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局部优化”来回答，只能通过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来回答，因此必须发现并利用事物之间的普遍规律，而这正是唯物辩证法所提供的——它不是从某个局部的、静止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运动、发展、联系和矛盾的总体来看问题。“总体性”的思维方式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处境所要求的，也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处境所不需要的。
当工人问出“为什么我创造了价值却得不到价值”的时候，他已经在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看问题了——他已经在追问“劳动的产物为什么不属于劳动者”这个关乎“总体”的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永远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任务是“解释”和“维护”，而不是“追问”和“否定”。
第三，从实践目标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实现。
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换一个统治者”，而是“消灭阶级本身”。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资本主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国家消亡”——连社会主义自身也作为“过渡”而被扬弃。
这不是任何其他阶级能够提出的目标。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新阶级的统治”——线性的、一次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辩证的、自我扬弃的。“辩证法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为什么?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消灭一切阶级的道路上把自身也消灭掉——本身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高表达。
自由派说唯物辩证法“没有科学依据”，但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就是辩证法的“科学依据”——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运动，不是任何人“发明”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产生和推动的。这不是一种“观点”，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预测的历史趋势。那些拒绝承认这个趋势的人，无论打出什么“科学”的旗号，都只是在用修辞来掩盖自己不愿面对的事实。
五、庸俗辩证法与唯物辩证法的界限
自由派对辩证法的攻击之所以能迷惑一部分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把庸俗辩证法当成了唯物辩证法本身，而庸俗辩证法又与中国流行的折中调和主义传统合流，在舆论界颇有市场。划清二者的界限是保卫唯物辩证法的前提。
庸俗辩证法是资产阶级敌人与一些教条主义者共同创造出的虚假共识：二者都是有意的反动派，教条主义导致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们最好的朋友。庸俗辩证法的实质不是“诡辩”，而是“折中主义”——即把矛盾理解为两种外部力量的平衡，而不是一个统一体内部的自我否定。
庸俗辩证法的特征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取消一切具体判断;折中主义——“各打五十大板”，最主要的是：回避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诡辩的工具是：为任何论点寻找“合理性”，为任何行为寻找“两面性”，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修辞术;同时，他们持有着静止的“矛盾观”——把“矛盾”理解为一组固定不变的对立，而不是一个运动发展的过程。
而唯物辩证法的特征是： 矛盾双方是同一矛盾关系的两极，一方是另一方自身建立起来的对立面，是前者“自否定”的产物;不承认“一切事物都有两面”这个空洞命题，要求“具体地分析具体矛盾”，同时分析主次矛盾;同时，辩证法不是创造出来，用来“解释”世界的，而是被发现出来，并能动地被用来“改变”世界的;矛盾是运动的、发展的，不是静止的、固定的。
庸俗辩证法把“矛盾”理解为两种外部力量的平衡，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谬误，它与唯物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在唯物辩证法看来，矛盾不是从外部加诸事物的两股力量的偶然拉扯，而是事物自身固有的自我否定的内在关系——资本之为资本，恰恰因为它同时生产出否定自身的无产阶级;劳动之为劳动，恰恰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再生产出支配自身的资本。而折中主义的“平衡论”却将这一生死攸关的内在对抗歪曲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数量关系，仿佛天平两端的砝码只要经过耐心的微调，就能永葆均衡。于是，危害出现了：它悄悄地把无产阶级的批判锋芒从“改变生产关系”引向“改善分配份额”，把“推翻旧制度”的质变要求，偷换为“在旧制度内争取更多让步”的量的博弈;它使劳动者误以为自己能够充当“平衡的调解者”，却不知任何局部的改良都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所允许的暂时缓冲，而每一次缓冲都以更深重的下一次失衡为代价。于是，人民群众被引导着把精力消耗在“调校天平”的琐碎劳作里，却永远丧失了追问“为什么要用这个天平来称量我们的生命”的能力，这就是在思想上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派太清楚：一旦无产阶级真正掌握了矛盾是事物自身运动的动力的真理，就会发现现存制度的内在裂痕是不可弥合的，而任何“平衡”都只是推迟了那个必然到来的自我否定。所谓“平衡论”，不过是一种精致的麻醉术——它使被剥削者自觉自愿地充当自身被剥削条件的看守人，从而忘却了他们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
庸俗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尸体”——因为抽掉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灵魂。
六、自由派为什么害怕辩证法?
自由派为什么如此害怕辩证法?其实前文已经近似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唯物辩证法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属性。
资产阶级可以接受形式逻辑，因为形式逻辑不触及任何实质性的阶级结论——它只告诉你“如何正确地推理”，不告诉你“推理的结论应当是什么”;可以接受“中庸之道”，因为折中主义不威胁任何既得利益——它只告诉你“两边都有道理”，不告诉你“哪边更合理”。但唯物辩证法不同。唯物辩证法告诉大家：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现存的一切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在积累、并将导致它自身的否定。这个结论自由派无法用形式逻辑来反驳——因为形式逻辑只能检验推理的形式是否正确，不能检验前提本身是否成立。他们也无法用“折中主义”来消解——因为折中主义的前提恰恰是“矛盾可以调和”，而辩证法说的是“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
因为它太科学了——它科学地揭示了他们不愿意承认的那个结论：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它有自己的历史，也有自己的终点——故而资产阶级们害怕辩证法。一旦工人阶级掌握了辩证法，工人阶级就会发现：私有制不是永恒的，剥削不是自然的，阶级不是不可改变的——而这正是自由派最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在辩证法面前，任何既成形态都是流动的，因而它本质上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正因为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所以它才是一切维护现状的意识形态的天敌。自由派用“逻辑”和“科学”的盾牌来掩护自己，但他们的盾牌上写着：“请不要追问结论。”
七、唯物辩证法是不可战胜的——当然，解剖刀自己怎么可能会被解剖
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本身的运动规律——或者说，唯物辩证法就是对客观世界总体运动规律的一种表达，对客观世界的规律，哪有战败一说?因此，唯物辩证法战无不胜。唯物辩证法不是任何人“强加”给世界的，而是世界本身的运动规律在人类思维中的反映。
资产阶级自由派们的攻击，在理论上建立在对辩证法的根本误解之上，在政治上服务于维护现存秩序的需要。他们可以嘲笑“一分为二”，可以指责“诡辩”，可以把“日丹诺夫体系”等同于唯物辩证法——但这些攻击没有一个触及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还在运动，只要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唯物辩证法就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恰恰是那些想要维持现状的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东西。
可以预见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还会像一两百年来那样继续攻击辩证法——用新的术语、新的伪装、新的修辞手段。但他们的攻击只会不断证明一个事实：唯物辩证法是真的(真的反对着他们)，所以他们才如此恐惧地把它说成假的。他们可以暂时诋毁它、歪曲它、嘲笑它，但他们无法阻挡它。因为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本身的运动规律，而客观规律——无论被多少人否认——终究是会自己开辟道路的。正如我们看到：每天，资产阶级都在叫嚣唯物辩证法的失败，而每天，他们的这种叫嚣就恰好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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