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内容在很久以前曾经简略讲过(具体而言，是知识点梳理的草创阶段的文章)，但必须明确，网上的扣帽子式的“左右”划分大多是胡扯，而作为一个关乎敌我识别的严肃问题，我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来进行反复处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材料或任何一份亚文化式的“政治光谱测试”都会犯这样几个标签化的毛病：他们把“左”定义为“追求平等”，把“右”定义为“追求自由”;把“左”等同于“大政府”，把“右”等同于“小政府”。然后让人们在各种抽象的“价值观”之间做选择题，最后给出一个坐标点——仿佛政治立场是一种天生的心理偏好，于是，诸如米莱之类的货色就会更进一步发表诸如“左翼是心理疾病”之类的可笑的谬论。
流行的这套左右划分把戏流传甚广，因为它极其巧妙地抹掉了阶级，同时巧妙地扩容了资产阶级的傲慢，这种机械庸俗的左右翼分野，于是便成为了欧美国家大选的惯用伎俩。它把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仓库理货员、一个坐在格子间里敲键盘的白领，和他们的老板、公司的最大股东、投行里的合伙人，统统塞进同一个“价值观光谱”里。理论上他们似乎平等了，都有了“选择政治倾向的自由”。但选来选去，月底的房贷不会少一分，排班不会多一小时休息。这种“自由”不过是选择被哪个主人剥削的自由。
必须明确的另一点是：真正的科学划分不能从观念出发，必须从生产关系出发。那我们可以怎么对左右翼进行科学的划分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至少需要四个维度：
第一点：私有制。劳动者不必是经济学家也能感受到它。工作的工厂、送餐的平台、写代码的公司，所有权归谁?利润的大头去了谁的口袋?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宣称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它就是右翼的基石;如果它承认私有制有历史起点、也必有历史终点，它才踏入了左翼的门槛。对私有制的认识论是划分左右翼的最根本的基础，最主要的方面。
第二点：历史主体。谁来推翻旧制度?是等待天降伟人，还是等待议会通过“公平法案”，抑或等待生产力爆炸自动分配财富?凡不把现代雇佣劳动者作为根本动力的都是唯心主义的伪左派与精英主义的改良派。
第三点：国家机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抓手。因此，传统右翼把国家捧为“神圣秩序”，自由派骂为“必要之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嚷着“立即砸烂”。只有科学左翼指出：必须先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扑，然后才能让一切国家消亡——这是过渡时期的客观规律。
第四点：阶级内部的分化与撕裂。这是过去所有简易分析都跳过的一步。它们以为“资产阶级”铁板一块，“无产阶级”万众一心，但这是绝对机械的，诚然，阶级的划分无疑是第一性的分析标准，但绝不是唯一性的分析标准。资产阶级的内部有买办、有民族工业、有金融寡头、有土地食利者;劳动阶级的内部有产业工人、有平台零工、有“中产脑力劳动者”、有城乡边缘的无产者。资产阶级的成员可以通过实践与学习成为科学左翼战士，无产阶级的成员可以被ISA规训为反动右翼的拥趸。同一阶级内部的不同层级，对“左右”的态度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不理解这些断层，对光谱的划分就只是一张平面地图，而真实世界可是阿尔卑斯山啊。
那我们再就两大对立阶级的内部阶层划分，分析其对应的意识形态吧。
第一层：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这些人不生产任何实物，完全依靠钱生钱、债生债。他们拥有全球化的流动资本，今天在纽约做空卢布，明天在新加坡炒作芯片期货。他们的政治诉求极其明确：绝对自由的资本跨境流动，绝对不受监管的金融衍生品，绝对不允许任何主权民族国家干预他们的收割游戏。在光谱上，他们是右翼中的极右翼，但披着“全球化自由派”的外衣，赞助环保组织、LGBTQ运动、当代艺术展览，在文化上看起来很“左”。这是最危险的伪装——他们把文化左翼当盾牌，把金融掠夺当长矛。
第二层：本土工业与商业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扎根于某个国家的实体生产，雇佣着成千上万的工人，缴纳着地方的税收。他们和国际金融寡头既有勾结也有矛盾——金融寡头要的是快钱和热钱流出，他们要的是稳定的国内市场和相对便宜的信贷。在政治光谱上，他们通常表现为保守的民族主义或发展型国家主义。他们嘴上喊着“民族利益”“产业报国”，但只要工人要求涨工资，他们立刻变脸，毫不犹豫地引进外劳、外迁工厂或上马自动化替代。他们对私有制的信奉是绝对且顽固的，但对“威权”和公有制形式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只要国家机器保护产权、镇压罢工，只要部分的公有制表现能帮他们增强垄断，他们可以是“强国家”最忠诚的拥趸，这是第三世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惯常的意识形态。
第三层：中小业主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楼下的夫妻店、接外包的设计工作室、只有三名程序员的小软件公司。他们亲自劳动，但也雇一两个帮手。他们在资本巨头的挤压下朝不保夕，愈发地沦为他们所恐惧的无产阶级，对金融寡头恨之入骨，对工人阶级又心怀恐惧——怕工人团结起来涨租金、提要求。他们的政治摇摆性极强：经济危机来了，可能跟着喊“打倒财阀”;经济好转了，立刻做着“我也要成为大老板”的梦。当前绝大部分的“反威权的自由主义”声音，就是由这个阶层发出的。他们抽象地反对一切“强国家”，因为强国家意味着严格的劳动法和更高的社保缴纳比例，会压垮他们微薄的利润空间;他们抽象地拥护“个体自由”，因为自由市场是他们唯一可能往上爬的缝隙。他们对一切国家强制力的抽象厌恶，正是其生存焦虑的投射——既害怕垄断资本吃掉自己，又害怕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威胁自己。
接下来是无产阶级。
第一层：传统制造业核心工人。在大型国企或头部外企的流水线、船坞、矿井中劳动。人数在缩减，但组织化程度相对最高，有集体协商的历史记忆。他们对资本逻辑有最切肤的痛感——亲眼看着原料进去、产品出来，自己拿到手的只够温饱。这个群体是科学社会主义最天然最传统的基础。他们对私有制的怀疑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每天八小时出卖体力的客观事实。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务实而矛盾：一方面痛恨地方保护资本压榨工人，另一方面又依赖国家兜底社保。其摇摆性在于容易被“民族主义”话术绑架，把对国际金融寡头的仇恨错误地转化为对外国工人和本国同志的排挤。
第二层：平台经济下的零工无产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分拣员。没有固定工位，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托底。算法是老板，系统是监工。比制造业工人更分散、更孤独、更缺乏组织经验。每天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奔命，每单挣几块钱，超时就罚款。这是当下最庞大的潜在革命后备军，也是最容易被“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话术牵着走的一群人。表面的“自由”——想接单就接单，不想接就下线——造成了虚假的自由感，使他们误以为自己是个体经营者。于是，自由派拿着调查问卷去找骑手，问“你觉得自己受压迫吗”，骑手说“觉得挺自由”;问“你支持大政府吗”，骑手说“不喜欢管太多”。但骑手厌恶的是罚款和扣分，真正需要的是限制平台抽成和强制缴纳社保。自由派用抽象的“反威权”去套骑手的情绪，把骑手的客观阶级利益完全歪曲成了小资产阶级的自由偏好。
第三层：脑力劳动无产者。程序员、设计师、新媒体运营、行政文员。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看上去体面。工资比工人高，但房贷更高、教育支出更高、医疗焦虑更高。不生产实物，但劳动同样被资本吸纳为数据、代码、品牌价值——创造的价值同样被老板拿走大头。这个群体有极强的小资产阶级幻觉，由于规训，他们坚信“能力决定命运”“跳槽就能涨薪”，把希望寄托在考证、升职和买基金上。在政治光谱上，他们是“文化左翼”、“身份政治”或者建制的重灾区。热衷于讨论性别平权和种族歧视，却对自己公司的期权分配方案和996制度视而不见。承认自己是“无产者”对他们来说太痛苦——那意味着承认多年的高等教育没有换来阶级跃升，只换来一张更精致的被剥削入场券。所以他们用文化上的进步姿态来补偿经济上的无力感，用批判“话语权”来替代批判资本。这种意识形态对整个劳动阶级的联合是隐蔽的腐蚀。
第四层：城乡边缘的流动无产者与准无产者，比如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没有合同的保洁员、领着微薄养老金却还在捡废品的老人。处于阶级最底层，也最缺乏发声渠道。不读政治理论，不关心“左”“右”标签，但知道：包工头年底跑路、开发商欠薪、一场大病就倾家荡产。其客观利益和最底层的产业工人完全一致——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对其造成的生存性威胁。谁能把他们组织起来，谁就拥有推翻旧世界最猛烈的武器。
经过这一番解剖，所有流行意识形态终于可以被放到真实的坐标系里——这个坐标系不应该是简单的“自由vs威权”，而是“在生产链条上站在哪个位置，利益诉求是什么”。
国际金融寡头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由国际大资产阶级主导，部分小资产阶级反动派深度参与，绝对私有制神圣化，历史主体是跨国CEO和股东，反对一切主权国家干预。文化上装左，经济上极右。
本土买办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展型国家的统合主义变体)：由国家官僚资产阶级主导，以私有制为主、国有为辅，历史主体是“国家-民族”而非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是强大的发展工具。表面上以“民族叙事”反对国际资本，实际上和国际资本共享利润分配——在某些拥有社会主义历史/教权统治历史的地方(比如东欧/中东某些国家)，其甚至会融合旧社会主义/宗教的宣传话术，为自己贴上精细的伪装。
中小业主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自由意志主义、反威权主义、无政府主义)：口口声声批判垄断，但追求的“自由”是自己当小老板的自由，不是工人解放的自由。把国家机器视为唯一敌人，对私有制的小修小补充满幻想。主体是摇摆的被挤压中间层。
白领中产的文化左翼(资产阶级的身份政治、觉醒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回避私有制，回避阶级主体，把话语和规范当作终极战场。批判社会但不批判资本，拥抱多元化但拒绝承认阶级是最根本的压迫轴线。主体是寄生在高级劳动岗位上的、被小资产阶级幻觉包裹的无产者。
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正统)：私有制是历史范畴，必须扬弃;唯一彻底革命的主体是联合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包括上述第一、二、四层劳动者，以及第三层中清醒过来的脑力无产者;国家是过渡工具，最终必须消亡。主体是一切除了双手之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
改良派给的是药丸——“投我一票，最低工资涨两块”。但老板的利润空间是固定的，给工资多一块就少赚一块——凭什么不把这块利润转移到消费者头上?凭什么不加速上机器把人换掉?只要雇佣劳动的逻辑还在，任何局部改良都会被资本在下一个周期加倍吞噬。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福利国家的好日子建立在帝国主义全球剥削的基础上。第三世界无法继续充当血袋时，福利就垮了—;无政府主义给的是激情——“站起来，现在就砸烂一切”。但今天砸烂了市政府，明天谁负责调度粮食供应?后天谁接管银行账户?资产阶级不会跪着投降，他们会封锁港口、瘫痪电网、切断融资。没有一个有纪律、有纲领、有武装的工人政党来接管过渡期的国家机器，一切掀翻都会被更野蛮的私人武装重新夺回去，而私人武装的背景只可能是资产阶级;文化左翼给的是尊严——“你的性别、肤色、欲望都值得被看见”。对，这没错，但这和房租有什么关系?和医保有什么关系?和孩子上学的学位有什么关系?当华尔街庆祝又一季度的利润大增时，他们在乎你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直的还是弯的?他们在乎的是购买力。文化左翼的批判，是在资本的客厅里换沙发套——他们把阶级分析扔出去，是为了让客厅看起来更体面，而资本坐在那张换过沙发套的沙发上，继续抽着雪茄数钞票。
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不给药片，不给激情，不给尊严标签，它给的是“工具”。它让人看清：被剥削的那部分价值去了谁的口袋;地图让人看清：同路的那些人分布在哪个工厂、哪个平台、哪个写字楼、哪个工地。联合不是出于道德高尚，而是出于客观利益的彻底重合。每个人的劳动都在养活着一个不劳动的老板，每个人的技能都在被算法转化为别人口袋里的利润。除了互相联合，别无出路。
当有人再说“我不喜欢左派，因为左派太威权”时，应当追问：所说的“威权”是要限制资本无限扩张的威权，还是要在门口装监控的威权?当有人再说“我不喜欢右派，因为右派太自私”时，应当追问：他的自私是只对穷人吝啬，还是对整个社会分配制度的设计就是让自己多拿?
所谓左右光谱的混乱之争不过是统治阶级故意抛出的烟幕弹。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只有两个阵营在对峙——占有者与劳动者，食利者与生产者。站在哪边，不是由口号决定，而是由每天在教室、流水线、街道、工位上流汗流血的位置决定。科学社会主义只是把自己正在经历的苦难翻译成了听得懂的语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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