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马列毛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载：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做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四十三天。
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的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7天后的5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再次阐述十大关系。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5月2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一百一十多人。毛泽东发表讲话，又一次系统阐述十大关系问题。】
毛主席这两次讲话的整理稿在会后印发相关人员讨论，但因为毛主席对整理稿不太满意，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经过修改后，直到1976年12月26日才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
有的左派网友认为，《论十大关系》被篡改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说明就指出了：
【第五卷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
【说明】有学者指出，1977年官方版《毛泽东选集》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参见夏尔·贝特兰在其著作《大跃退》中对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举证)。有读者将之与1968年文革初期“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印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收录的部分文章对比，发现确有不同。特此提示。有心的读者可以对照阅读。】
左派网友认为篡改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两点：
1、1968年文革初期“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印行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版《论十大关系》(以下简称68版)中没有批评斯大林，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的《论十大关系》(简称五卷版)批评了斯大林。
2、《毛泽东思想万岁》版《论十大关系》中没有“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网友认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毛主席不可能提出向资本主义学习。
笔者将这两点内容列举如下：
1、关于斯大林，68版没有而五卷版有的内容：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九 是非关系
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2、关于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68版与五卷版的异同：
68版：
【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个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有一种国家领导人不敢提这个口号，也不愿提。要有一点勇气，就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我们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民族的长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有长处，不是说就没有缺点，没有短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这两点都会有。我们的支部书记、军队的连长、排长，他们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开会不为别的，总结经验有两点：一个是优点，一个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有这个事?一万年都有两点，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个人有个人的两点。总而言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提出学习外国的长处，当然不是学习他的短处。过去我们这里有些人闹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一个跟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
我们公开的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地学下去，我们公开的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
五卷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网友所质疑的“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在五卷版的完整表述是“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这与68版的“我们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一切民族的长处。”“我们提出学习外国的长处，当然不是学习他的短处。”没有根本区别，意思完全是一致的。
此外，两个版本还有其他不一致的，比如68版没有提到胡风，五卷版提到了胡风。
这些不一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篡改吗?
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根据人民日报刊载了五卷版的全文，并做了注释，注释〔1〕阐述了这篇文章修改的来龙去脉：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整理稿。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其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五月二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讲话，其内容与四月二十五日讲话大致相同。这篇讲话，曾经有过一个整理稿，在党内高中级干部中进行过传达。一九六五年底，刘少奇建议将这个整理稿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写了以下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这个整理稿对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内容(主要涉及苏联问题)没有整理进去。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按照毛泽东批准的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的意见作了整理，补上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新的整理稿于同年七月十日送邓小平，十三日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审阅后即批示：“同意。”这篇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整理稿，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
注释〔1〕说“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同年(1965年)十二月十八日写了以下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笔者查找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1965年12月28日毛主席写的批语(根据毛主席的手稿刊印)：
【关于印发《论十大关系》的批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为印发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论十大关系》一文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天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
……
(4)当时报送毛泽东审阅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记录整理稿。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发(65)751号文件将这一讲话记录整理稿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一九七五年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经毛泽东同意，在胡乔木主持下，按照讲话原意对这篇讲话记录稿进一步作了整理，并报毛泽东审阅同意。《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记录整理稿，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5)中共中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印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批语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
从上述毛主席的手稿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对《论十大关系》整理稿“不大满意”，因此说“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并叮嘱“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不大满意”就应该包括了上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注释〔1〕所说的“这个整理稿对原讲话记录稿中有些重要内容(主要涉及苏联问题)没有整理进去。”
毛主席说“以为将来修改之助”，后来是否修改了呢?
修改了。
上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注释〔1〕说：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按照毛泽东批准的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的意见作了整理，补上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重要内容，并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新的整理稿于同年七月十日送邓小平，十三日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审阅后即批示：“同意。”】
注释〔1〕所说的“(1975年)十三日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审阅后即批示：‘同意。’”笔者查询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1975年7月13日毛主席写的批语(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对《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批语[1]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胡乔木(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邓小平的报告后面还附送了胡乔木七月十二日《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说明指出:“这个整理稿是根据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一九五六年五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两个记录稿综合整理的。”说明中列举了整理稿中一些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处。毛泽东审阅后，写了这个批语。这篇讲话后来编入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第五卷出版前，经中央中央批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
由此可见，毛主席是审阅过修改稿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毛主席是同意了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毛主席多次谈到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
【(1964年)6月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
……
当康生提到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毛泽东说：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当陶铸、李雪峰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毛泽东说：那没有东西嘛!】
【(196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事项。】
【(1966年)2月9日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提出：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乔木还在养病，陈伯达又另有任务，田家英熟悉这一工作，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
……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通知提出：立即着手把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分批逐篇整理出来，先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党员干部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需要在一九六○年编辑本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整理，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
……
3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说：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1967年)3月16日同林彪、陈伯达、王力等谈话。……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
…… (12月29日)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方针等问题。同意按前四卷编辑体例，选入有关理论、政策、方针和重大问题的文章，并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将来再说，现在不选。讨论到拟选入《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文章可一篇一篇先发表时，毛泽东说：可先内部发表。】
【(1974年)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在长沙九所六号楼四次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并谈了一些意见。……十二月二十七日最后一次谈话时，王洪文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他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在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毛选》第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说：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问题，读《参考资料》，一天两本。我也是啊。】
【(1975年)6月8日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商量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等问题。指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代管学部。
……
6月15日邓小平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应当抓紧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做好毛主席讲话记录稿的整理工作。”“毛选五卷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即着手毛选六卷的编目工作。”信中提出，除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
…… 7月初听取邓小平汇报各方面的工作。谈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进展情况时，邓小平问是不是设一个编辑委员会，毛泽东说：不要了。你一个，康老一个，乔木。政治局也看一下，议一下，不必读，看。】
由此可见，在毛主席生前就对《论十大关系》1956年的整理稿进行了修改，这个修改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并同意了的，这不是篡改。
二、
有的网友说，“年谱仅供参考，它根本没资格当依据。”
按照这个逻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应该“根本没资格当依据”。
实际上，网友最核心的观点是68版毛主席根本没有批评斯大林的内容，而五卷版却提了。
那么，不将《年谱》《文稿》当依据，能不能证明毛主席对斯大林做出了批评呢?
那就只能找白纸黑字了。目前我们还不具备看到毛主席手稿的条件，那就只能从毛主席在世时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书刊等来证明了。笔者按照这个思路去考证。
五卷版《论十大关系》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这里提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在毛主席发表十大关系讲话(1956年4月25日)之前20天写的，笔者在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找到了这篇文章：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
当着斯大林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的路线而在国内外人民中获得很高的荣誉的时候，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发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
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
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阶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予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有些人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看待斯大林的著作，结果是不能分析其中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就是对于其中的正确内容，也是当作万应灵药，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例如斯大林曾经有过这样的公式：在各种不同的革命时期，基本的打击方向是使那个时候的中间的社会政治力量陷于孤立。对于斯大林这个公式，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有分别地看待它。在某种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可以是正确的。但是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孤立中间势力都是正确的。按照我们的经验，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对于中间势力，则应该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并且应该力求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它从中立的地位转变过来，使它和我们成立联盟，以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可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的一些同志简单地搬用斯大林的这个公式到中国革命中来，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中间势力，把它说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结果没有孤立真正的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孤立，使自己吃了亏，而有利于真正的敌人。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1956年12月29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但是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都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上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方面，总的来说，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援助了各国人民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的。但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他却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缺乏平等的精神，更谈不到教育广大干部采取谦虚的态度;有时他甚至错误地干涉某些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
如前所说，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某些大国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忽视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
【而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因而妨害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全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坚决地纠正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这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到，确实对斯大林的功绩与错误做出了评价，以前从我提过的错误在这两篇文章都明确提到了。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下文中简称两论。
特别需要说明，无论是五卷版还是两论，对无产阶级导师斯大林都没有全盘否定，而是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是两论，是在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斯大林辩护的文章，实际上是反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这在社会主义阵营是独一份。中国共产党之外，全世界共产党以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为斯大林辩护，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跟随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展开清算。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高度评价了导师斯大林：
【斯大林对于苏联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过：“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因此，斯大林这个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同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
【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在另一个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高峰——九评，其中的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两论就是全面分析、评价斯大林的(包括功绩、错误)，而且是“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是顶着苏共压力挺身而出为导师斯大林洗冤，可不是为了否定斯大林：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从来没有全盘肯定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同意过全盘否定斯大林，从来没有同意过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我们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即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后，又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论点。难道这不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中国共产党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一直是继续把斯大林的像片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像片挂在一起的。难道这不也是举世周知的事实吗?】
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五卷版中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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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网友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了“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就证明这篇文章不可能是毛主席写的。
网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毛主席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为纲”，乃至在晚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怎么会批评斯大林“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呢?
其实，这一点也奇怪。因为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到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毛主席也确实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要矛盾。直到1957年反右斗争，毛主席才重新认识到，阶级斗争依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1957年9月份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毛主席就专门强调“八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井冈山观心注)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记载了毛主席的讲话：
【1957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是一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他说：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要使到会同志懂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要肯定这个提法是对的，但报纸上不要发表，不要引起风波。而且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引者注)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要集中搞整风，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
最后，毛泽东谈到八大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这反映那时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
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的看法是随着实践而变化的。比如这次八届三中全会，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现在他们又造反”，此时毛主席认为阶级敌人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还没有提出阶级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派”的观点。这也说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得非常清楚的，是有着一个变化的过程的。
毛主席从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1957年反右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此时认为地富反坏右是主要阶级敌人)，再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最后到1964年1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时8年。
随着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判断的改变，到了1963年9月写九评系列时，就不再说“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了。在1963年9月13日写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之二)就没有“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评价了，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是这么评价的：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错误，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没有充分地实行或者部分地违反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犯过一些错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这些错误，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一些损失。】
另外，《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斯大林“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1966年5月25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谈到“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 时说：
【科学社会主义。毛主席有独特的创造。革命的一切问题是政权问题，枪杆子出政权，这是最高的概括，是万古长青的，赞成还是反对这句话是革命派是与反革命派的分水岭。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说有阶级斗争，但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初期，斯大林也说有，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有，到一九三六年只有因素，一九三六年以后就没有了，到快死了又说有阶级斗争，主席认为阶级斗争是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领域中。一九五七年主席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内不能建成共产主义。前人没有回答的问题，主席作了回答，三月二十八日同日本人讲话又发挥了。他说即使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打倒了，各个国家都成了社会主义，什么时候建立共产主义还很难讲。因为资本主义还要复辟。要经过长期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至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不是毛主席写的，人民日报在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的时候，都明确标注：“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毛主席没有亲自写，那也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了的，文章最后的发表也一定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同意了的。
我们先看网友提出异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主席是如何参与的。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56年12月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57]、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胡乔木等起草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一文初稿。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世界。】
【(12月3日)晚十时四十分，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等共十七人出席。】
【12月1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和其他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12日晚上，和刘少奇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尤金，谈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及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问题。会见时，陈云、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等在座。会见后，同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继续商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
【(12月16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章汉夫出席。】
【12月18日中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修改问题。
……
12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三稿，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薄一波、王稼祥、谭震林、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由刘少奇主持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刘少奇、陈云、陆定一、康生、薄一波、谭震林、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罗瑞卿出席。】
【(12月24日)下午，同胡乔木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四稿修改问题。
12月25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五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6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六稿，刘少奇、陈云、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
12月27日晚九时，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八稿，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陆定一、康生、王稼祥、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出席。会议于次日零时二十分结束。由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根据讨论的意见作最后一次修改。毛泽东阅后决定二十八日晚上广播，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主要内容，就是毛主席定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56年12月2日研究《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毛主席讲了如下意见：
【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世界。接着，他提出了这篇文章的要点：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
《毛泽东年谱》还记载了毛主席对该篇文章的主要修改：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全文共两万字，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中间四个部分分别论述由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问题：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引言中，有一大段是根据毛泽东多次修改意见形成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在审阅胡乔木修改的第三、四、五、六稿时，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加写的，主要有：在文章讲到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的地方，加写：“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在文章讲到斯大林的功过问题的地方，加写：“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由于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而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使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失败的地方，加写：“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删去文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并批注：“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
1958年5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到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年谱》记载：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原来有一部分是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提出了我们的意见，后来三番四复，最后我下了一个决心，我说不搞这个问题了吧!不要两个炸弹放出去，一个斯大林问题，又搞个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留下了这一手。关于和平过渡，这是个先礼后兵的问题，用和平的方法是先礼。】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提到的人民内部矛盾，讲的不多，后来毛主席在马列毛主义的光辉的里程碑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了详细完整的阐述，并强调“批判修正主义”。
《毛泽东年谱》记载：
【(1957年)2月27日下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30]。讲话共分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新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没有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31]列宁已经说人民之间还有矛盾，但还来不及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由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的矛盾，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宁那个时候还没有可能来详细观察这个问题。在斯大林时期，他在很长的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我们也混淆起来过。我们在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容易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怀疑他是反革命。这个问题，从前有，现在还有。但是我们有一条，反革命一个不杀。有了这么一条，就保证在万一错了的时候，有挽回的余地。】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同样，对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姊妹篇，早前于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从1956年3月29日到4月5日发表，毛主席也进行了多次修改：
【3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这篇文章初稿于本月二十九日写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1日晚上，同陈伯达谈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
4月2日晨，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审阅修改后，致信刘少奇、邓小平：“社论(30)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4月3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晚十一时，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胡绳，在中南海颐年堂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
4月3日、4日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又进行多次修改。】
【4月4日中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胡绳、吴冷西、田家英等开会，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会上，毛泽东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
【4月5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人民日报》发表。】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中心思想就是毛主席定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也是毛主席的建议：
【(1956年)3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王稼祥发言分析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系统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发言，邓小平发言着重谈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会议结束前，毛泽东提出，对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这篇文章可以在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下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一个星期内写出来。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这篇文章初稿于本月二十九日写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斯大林，恰恰是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全盘否定而表达的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对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要知道，在苏联共产党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全世界共产党都没有提出异议，只有中国共产党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了反对，强调斯大林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想次要的。这要冒着多大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根据“毛泽东修改件”详细刊载了毛主席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第59-67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笔者还是根据《毛泽东年谱》将毛主席修改的情况列出来：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加写了一些内容。文章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也会犯很多错误的地方写道：“甚至会在某种情况下也会重犯过去的错误，这点恰恰是人们完全可以设想的。”毛泽东将这句改为：“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在文章讲到斯大林在后一个时期犯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在文章讲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以下一些内容：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抗日战争时期，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在文章末尾，毛泽东加写了两段文字。第一段中说：“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第二段是：“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4月3日、4日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又进行多次修改。文章中讲到，鉴于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一段话：“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文章讲到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本身也还将有矛盾的地方，毛泽东加写：“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毛泽东还将文章中“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而避免个人的专断”一句中的“个人的专断”，改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毛泽东为文章加了题下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这些资料显示，两论是经过毛主席多次修改才最终定稿的。
即使按照网友所说的《年谱》不能作为依据，从而否定毛主席对两论的修改，但是人民日报发表两论时明确强调，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说明毛主席是完全同意两论的内容的。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到，以两论中出现的“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否定两论，是站不住脚的;进而认为五卷版是篡改，也是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以68版没有批评斯大林的内容、两论不是毛主席写的、两论中出现的“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在阶级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的理由而认为五卷版是篡改的，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是否有其他证据(理由)证明篡改，另当别论，本篇仅就上述几个理由论证。欢迎读者朋友们提出更多的观点与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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