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陈某某在亚非历史课堂上身披日本鬼子的旗子，还在一旁的课桌上摆放了日本鬼子的狗头帽，这引起了在场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强烈不满。
更令人愤懑的是，有人当场要求他收起日本鬼子的旗子和狗头帽时，陈某某不仅当场拒绝，还用日语辱骂同学。
更更令人愤怒的是，这个身披膏药旗，手持鬼子帽的中国留学生籍贯竟是南京!是日军曾经屠杀了三十万同胞，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南京!
但是，从舆论反馈的内容看，大家除了愤怒还是愤怒，但除了愤怒我们还能做什么?开除学籍，遣返回国，让他在未来就业是多栽跟头，除此之外还能把他怎么样?
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不能一直愤怒下去，因为这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年轻人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货色。
院子里长出一颗罂粟，破口大骂是应激反应，愤怒是人之常情，报警处理是理性处置。之后，一定要找到这棵罂粟是谁种下的，种子来自于哪里，那个种罂粟的人想干什么，他在别的地方还有没有种植。
公园草坪上踩到一泡狗屎，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处置脚上的狗屎，然后向管理方提出质询，使公园管理方在管理宠物狗的时候，实实在在落实安全措施，最终让更多的人都不会再踩上狗屎。
这个大逆不道的留学生的悖逆行为，其根源是什么?去掉家庭教育失据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功利化应试教育的熏染。
孩子还没有上幼儿园，家长就开始盘算让孩子进哪个学校，标准是从这个幼儿园出来的学生，到一年级后成绩最好。所谓成绩，就是分数，根本没有包含孩子待人接物的基本素养的培养。
从小学到高中，孩子们虽然也戴过红领巾，但这基本上只是一个外表的要求，至于向学生灌输爱国情操、英雄主义思想、团结友爱精神，这些都是走走形式，因为教育体系里考察的不是这些，是分数，是升学。
十几年前，看电视专题片，有一个事件发人深省：一个有实力考上北大清华的复读生，被学校以100万元买来，免费安排一套教师公寓、和教师同等的餐饮待遇，结果这个特殊优待的学生竟然在公寓和一个女生发生关系，致使女生怀孕。
试问，这样的学生，即使是考上了北大清华，他们能为国家人民利益奋斗吗?他们心里装着的几乎全是个人功利，民族危亡时刻，别指望他们冲锋陷阵，宁死不屈!
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起早贪黑，一天学习十多个小时，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中国抗战时期，不是有很多知识精英去日军那里谋差事了吗?
日军占领北京，北京各大学的教职人员纷纷难逃，但有一个人很淡定，他不仅不逃走，还坐在家里等着日本人前来“三顾茅庐”，他就是周作人。后来以汉奸罪制裁他的时候，他狡辩说：“我这是留下保护学校财产。”
高三的教室里贴的标语很扎眼：“吾日三省吾身：高否?富否?帅否?否，滚去学习!”
“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两眼一睁，学到熄灯!”
当年钱伟长以文科优秀成绩考上清华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他要求转入理科学习制造大炮，将来好打击侵略者。他不分昼夜，苦苦读书，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
周恩来12岁在沈阳上小学，校长问他为什么读书，他慷慨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新中国前三十年，很多大城市知识青年，志愿到艰苦的边疆工作，他们足迹遍及青藏高原、西北戈壁滩、北大荒。试问，这些人能有今天陈某某的悖逆行为吗?
我们天天高喊“教育改革”，究竟改什么了，又革去了什么，这个问题值得全社会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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