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识分子是阶级社会一群特殊的群体。他根据自己服务的阶级和自己的世界观,来确定自己所属的阶级,所以是比较复杂的人群。
自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找到了自己新的出路。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所走的道路。也就是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直追求的道路和前途。也就是能文能武、体脑兼备、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有人民史观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的毛主席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我们革命知识分子追求和学习的光辉榜样。

毛主席自己是这样做的,他也是一贯地这样教导我们的。
毛主席在1939年五四运动纪念日,为延安报纸写的纪念五四运动的论文——《五四运动》中是这样说的:“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毛主席在当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作的报告——《青年运动的方向》中确定了“五四为中国的青年节”。毛主席在报告中进一步说:“早几天我做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了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主席接着还说:“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主席在1939年就已经指明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果然,在抗日时期,爱国的、进步的青年都从全国的四面八方奔向党领导的抗日圣地延安,成为中国抗日的先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革命青年又纷纷奔向解放区,积极投入解放全国的解放大军的洪流之中,为着全国的解放而斗争。
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掀起了一个争先恐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在改造旧世界的考验中,谁也不愿做一个落后于时代的被改造的对象;大家都要争取做一个站在新世界阵营前列,有能力和水平去能动地改造旧世界的合格的、新时代的一份子。
1953年苏联斯大林的辞世,使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天平,开始发生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逆转;但是,那时还有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在困难中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展开着与苏联修正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就是当时历史的时代背景。
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有一节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毛主席在1957年3月12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问题。他说:“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到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

下面,毛主席又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的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触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毛主席在这里还谈到了整风问题。他说:”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毛主席的这些知识分子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一贯指引着中国知识分子奋勇前进的道路。但是在苏共20大,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在那个历史阶段总是存在着“左”或右的思想的干扰。
首先,1957年的整风,就没有按照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第五点关于整风”中的要求进行整风。如果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求,像抗日时期延安那样的方式、方法进行整风,那整风就绝不可能变成反右扩大化。
1979年提出为反右扩大化平反时,是把扩大化的责任转嫁给毛主席的,但是他们忘记了毛主席的整风要求是在整风之前就公之于众的,白纸黑字,十分明确,按此要求绝不可能产生扩大化的后果。这是其一;其二,毛主席在1957年3月12日的报告中,明确分析:极端反动的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应该还包括台湾的)。这就是说,即使把全国所有的极端反动的知识分子一个不漏的全部通通都打成右派,也只有15万人。而一场反右,一下子就打了55万“右派”。这已经是毛主席估计的三倍,超出了2倍之多了。这么严重的扩大化,所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严重的。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这就是极左路线在知识分子问题方面横行的开始。
1979年给反右扩大化平反,给人的感觉是一些人早就知道“反右”是被扩大化的。后来从种种情况了解(包括王蒙的自叙),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是:一反我们党一贯的对待犯错误人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时很多人认为只要自己态度好,就可以从宽,而对于事实,他们相信党是一定会搞清楚的。所以,他们都在同意自己是右派的文件上签了名。结果呢?你既然自己已经承认,那就不客气,你是右派就板上钉钉了。这是以牺牲同志们多少年来形成的对党的信任为代价,进行的反右扩大化。
明目张胆地、有意地搞乱了我们社会主义的阶级阵线,破坏了人民内部的团结。其后果就是:赵高的指鹿为马,横行天下。就是对于荒唐的“亩产万斤”,没有人敢说“不”;就是“五风”的跋扈;就是把种粮的农民饿死;就是使农村的集体化退回到“分田单干”。这一切都符合谁的利益呢?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
反右扩大化的后果,其实是为一些不愿继续改造自己的党、政领导干部,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化身开路。这样一来,直接取消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把这样的与党的整风立场相对立的观念,通过反右植入人心,“老虎屁股摸不得”把党作为自己的红色保险箱,以逃避群众的监督和彻底的思想改造;明目张胆地拒绝了毛主席提出的:高级干部也需要继续思想改造的要求。
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理论贡献,就是他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方向。是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挽救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又一次重大的新贡献。
为什么这样说,这有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是1991年苏东的红旗落地。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屹立世界,这是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与他们划清界限,坚持反修斗争的结果。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一旦在实践中得到了正确的运用,具有着无与论比的威力,因此,历史的事实证明: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正确的选择。
到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共产党掌握了国家的政权,这对任何阶级来说都是最大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对国家领导权的争夺,在党内就显得比过去更加尖锐了。毛主席正是在这场党内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发现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的发展中,又大大地前进了大一步。
三
关于知识分子的队伍,由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一直坚持扫盲;坚持各种形式的免费教育,这个队伍在新中国是在不断的壮大之中。
1964年(二普):我国初中以上的知识分子已经达到4433万人,占总人口的6.38%;到1982年(三普):18年时间,初中以上人群从4433万增长至2.51亿,人数接近5.7倍;占总人口数由6.38%跃升到接近25%。说明了我国解放之后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以及技校、中专的免费教育,完全改变了过去由上层统治阶级垄断知识和教育的局面。
1957—1967的十年中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思想改造的实际效果,在文革的初期可以大致看到。他们绝大多数在政治上都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也是坚决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1966年的阶级斗争中,毛主席支持了有斗争精神的革命小将。但是历史事实证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能够经受住文革的考验,自觉坚定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紧跟毛主席正确地发挥革命的积极作用;而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挑拨和破坏中打起了派仗,把资产阶级派性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们没有经得起历史对他们的严峻考验。
1967年,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同学经常到清华、北大、北师大看大字报。当时的这几个大学的环境都脏得一塌糊涂,一幢幢大楼,却没有一个厕所是可以进人的。这一切都充分地说明了,当时所有大学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虽然革命的口号喊的很响亮,却都并没有能够自觉继承红军和解放军热爱劳动和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传统和作风,把搞好自己周围的卫生和加强劳动观念,作为自己学习红军最起码的必修课。
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发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在职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也去了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大学生毕业分配都先到工厂劳动锻炼。这三个措施,在十年内培养了大批文武双全的新型知识分子,使文革后的新中国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面貌。这批新型的知识分子成为改革后,建设国家的主力军。

毛主席不仅在新中国27年的斗争中,坚定地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在社会主义复杂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和客观规律,推动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地飞速前进。并且在文革中还作了坚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许多新的尝试。譬如,选举工人、农民中的劳模直接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陈永贵、吴桂贤得以当了我们国家的副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一个创举。
四
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至今已经47年了。在这47年中我们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有了哪些变化呢?
大专及以上(含专科、本科、研究生,在校生+毕业生)
年份总人口(万)大专及以上(万人)占总人口比重
1990(四普)113368约16121.42%
2000(五普)12658345713.61%
2010(六普)133972119648.93%
2020(七普)1411782183615.47%
2015至2025十年间,大专及以上人口从1.71亿增长到2.72亿,净增超过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从12.4%提升到接近19.4%,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
但是自从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富起来,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知识分子更是这样,知识成了人们追求名利,个人奋斗的手段和阶梯。个人奋斗、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成为知识分子天经地义的生活目标。改造思想,与工农相结合,毛主席所指引的知识分子的光明前途和艰难的道路,就只有自觉革命的人去追求了。
特别是关于劳动观念的缺失。80年代初我们大学就开始有了勤杂工。办公室、教室、走廊、厕所、集体宿舍过去都是由我们大家自觉或轮流值班打扫的,现在都不用自己动手了。生活中最基础的劳动机会也都被剥夺了,倒退得比我在解放前的小学还彻底。
我记得在抗战胜利回到上海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每天放学后,都是轮到值日小组的同学们把教室打扫干净之后,他们才回家的。而现在,据说北京某顶级大学的学生宿舍,有一个时期,没有工人打扫厕所,即使生活在臭气熏天的环境下,也不自己动手改善环境卫生,就是不会自己动手。明显地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变回了“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蔑视劳动的旧知识分子状态了。虽然在文章中经常看到,人们向往成为共产主义社会“自由的劳动者”,但是在实际上,他们距离共产主义全面发展的人的距离反而更加遥远了。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张丹丹说出:类似“何不食肉糜”这样脱离社会现实的笑话,也就不奇怪了。知识分子不仅回到了高高在上的象牙塔;而且有的还沦落到了臭气熏天的粪坑里。如张贤亮似的,思想意识从社会主义向着资本主义倒退;如封建学阀、家天下、文二代的贾浅浅之流,就是生活在粪坑而不辨香臭的所谓作家;如莫言般为了追求个人名利,不惜丑化自己的母亲和祖国,为了一个奖,向敌视社会主义祖国的人卑躬屈膝、摇尾谄媚,连起码的人格都不要了。而这样的一群人,却可以把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坛几十年。很多领域的领导权不同程度地被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所控制,搞得乌烟瘴气。而真正、真挚的有才能的年轻人却受到这些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学阀们的压制和排挤,阻碍了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阻碍了生产和科技的健康发展。甚至使许多有为的青年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
“官僚主义是两种矛盾的起始点。在政治上,各个时期参加革命、建设和改革者,一部分人从不读马列开始,羡艳资本主义繁荣,极少数人幻想中国可以走亚洲“四小龙”资本主义道路强国,认为中国走了极左弯路;一些文革后培养起来的后来者,割断历史,虚无历史,主张全盘西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名义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发展为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脱离人民群众,混淆社资界限,推动私有化,支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上,特权腐败,否定文革以后,其个体逐渐走过我党在六十年代初即告诫的干部“懒、馋、占、贪、变”的过程”【引自紫虬《回避雇佣劳动谈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将陷入颠覆性陷阱》】这段话,很中肯地描绘了一部分党的干部的思想变化。
十八大以来首次明确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力度、案件公开透明度大幅提升。2022年10月二十大记者招待会公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是截至2022年10月、十八大至二十大这十年的累计统计。查处了一大批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实现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反腐永远在路上。”说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永恒的主题,直到阶级消灭,世界大同、共产主义实现才会成为历史。
冷战结束后,境外势力对我国的渗透加剧,以传统军事情报窃密为主,台情报机构的渗透活跃。他们的策反手段是利用出国交流、留学期间金钱收买、色诱。主要窃密内容是战略武器、国防军工、外交情报等。
入世后经济、科技窃密快速增长,外国情报机构依托商务、学术外衣布网,策反加剧。重点窃密领域是战略武器、国防军工、外交情报等。手段是:学术合作、商务调研、海外访学拉拢等等。窃密内容为军工技术、地理测绘、能源、工业机密等。标志性案件为张建革案、破获CIA在华间谍网络等。
新时代后,线上线下结合,网络策反兴起,窃密覆盖全领域,策反目标下沉到基层人员。策反的主要手段为:社交平台远程勾联、学术包装、长期资助、海外职场围猎等。重点窃密内容为: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稀土、关键技术、基础地理、网络、海外项目等。多起网络间谍案、科研人员被策反系列案件触目惊心。
这一切说明了国际领域帝国主义和我们的阶级斗争也是十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知识分子担任着国家重要机密工作,如果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就可能成为敌人猎取的目标,如果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就会沦为出卖国家利益的罪人。这样的先例,已经不少。
历史事实证明了:个人奋斗,追求名利,把升官发财、富起来,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最后就会堕落成为贪官污吏或汉奸、间谍,成为历史的罪人,监狱成为了他们的最后归宿。说明了个人主义、个人奋斗不是知识分子正当的、好的出路和前途。
贫穷和富裕是阶级社会,阶级剥削形成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现象,所谓的“富”是没有边界的。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奴隶像牲口一样的劳动和生活,而奴隶主却可以生活得极其奢侈,住在奴隶用血汗建起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中享受着富贵。这种富裕,恰恰不是共产主义者向往的东西,而且正是他们决心消灭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铲除了贫富和不公,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根本上消灭了贫、富现象。因此把“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目标,是很荒唐的事。只能说他们的思想还是旧世界的,剥削阶级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
如今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人工智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大大地落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上层建筑与新的生产方式更加格格不入。这一切都迫切要求我们知识分子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按照科学的客观规律来能动地改造世界。历史对我们的要求是更高了。而为我们思想的现状,却与此相差很远。这就是当前世界和社会最大的矛盾。
可见,知识分子的方向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到世界前进的道路。
我们这代30年代的青年是幸运的,因为主要的青年时代是生活在革命的胜利和高潮时期,只要紧跟社会主流,就可以走向正确的方向。但是,即使这样,到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考验面前,仍然有不少人走上了歧路。
21世纪的青年,生活在革命的低潮时代。苏联红旗落地,许多人已经不信马克思主义了。那么,世界的出路在哪里呢?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继续前进呢?需要你们像毛泽东青年时代的那代青年一样,善于总结前人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自觉去寻找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之路。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努力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自己创造成新世纪的无产阶级的新人。
我认为,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譬如,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毛主席还说:“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纪念和学习长征先烈们坚定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更要学习毛主席坚定的党性原则、耐心和高超的党内斗争艺术,使党在危难中克服艰难险阻,能够毫不动摇地团结前进。
我们热爱毛主席,是因为毛主席团结了全国人民改造了旧中国,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毛主席是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的所有成就,都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所取得的。我们不能把毛主席仅仅看成是个人。他是无产阶级最优秀的代表,是无产阶级最优秀的理论家、领袖和奠基者。我们只能这样来定位毛主席才是符合历史发展和斗争实际的。
因此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代表新世界的要求。历史对我们的要求是更高了,坚持脱离实际的英雄史观是没有前路的;只有学习毛主席,坚持人民史观,担负起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脚步,不愧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让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低潮重新走向高潮,才是我们的出路!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你们的。”新的历史靠你们新青年来创造,新的道路由你们来开拓!这就是历史对新一代青年的期望!也是今天的青年们真正光明的前途和出路!
道路是曲折的,任务是艰巨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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