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6日的北京日报，报到了吴敬琏先生“用政治与经济改革扼制权贵资本主义”的文章，看了很有感触。数日来，本不想论及，恐引火烧身，然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吴先生是著名学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人敬重的专家人物，这篇报道，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思索。
一、文章明确提出了扼制权贵资本主义。
我们这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怎么改出了权贵资本主义？不是不要谈主义吗？
看来，主义的问题不是我们谈不谈的问题，它是一种人们意识当中的客观存在。“不要谈”只是以权威压制了言论，模糊了人们的视线。
吴先生说：“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调整的结果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实现了日益明显的两极分化，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怎么走上了这条路，大家想一想就会明白。这主要是：
1、“摸论”、“猫论”“允许论”，都是似是而非的语言，没有明确的规定性。当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时，又提出“不谈”。利用人们求富心切的急迫心态，加之对以前的全面否定，使人们走上了盲目向钱看的路；
2、“一言堂”、“一刀切”实现了组织调整，修宪取消“四大”彻底从法律上破坏了民主监督；
3、以“打破平均主义”“公平竞争”混淆了视听，造成了分配的混乱；
4、压制民主反腐，为全面腐败大开了绿灯；
5、全民经商。政府官员、公检法官员、甚至于军队都以多种经营为名，一手拿着人民给他们的俸禄，一手和老百姓抢饭碗。这就是“体制”的改革；
6、在反腐声浪日高之时，又祭起了本质上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国学”大旗，以“高薪养廉”来寻求“和谐”。
很清楚，老百姓纵有天大的本事，不与权贵结合是致不了富的，这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
二、吴先生指出：“三年以前，国防大学的卢周来教授提出，‘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大家知道：17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了以A.斯密和D.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
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尖锐和无情的批判，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捍卫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根源。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有关时代的经济学，是理解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趋势的科学，也是理解整个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理论科学。
吴敬琏先生在此指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
在此，吴先生例举的社会保险制度问题、住房改革问题、农地制度改革问题中，反映的无疑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于生产关系”的矛盾。只能用“政治经济学”来分析说明了。
总而言之，吴先生的这篇报道，实际上指出了我们正在大步迈进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并且推翻了一个时期以来甚嚣尘上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我们看到：权贵资本主义正是全面腐败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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