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十五岁时在逃荒要饭的路上参加红军的。他在贺龙的队伍里从洪湖到晋绥，又从晋绥到四川。五零年转到地方工作。在以后的十七年里，他跑遍了除西藏和台湾的各个省。
他没有多少文化。在队伍里学会了认字，解放后上了一年党校，可能达到了初小水平。
他一生都以服从上级的命令为天职，唯一一次抗命是担心责任太重而拒绝接受造币厂厂长的任命。他记不清多少次出生入死，在战场上他能够做绝对服从指挥。但是他缺少指挥他人的能力。他一生都是个“兵”。
他是个寡言少语的人，除了想起过去的奇事、险事，他很少对我们说他的工作。
他经历过从红军时期的反“AB团”到“四清”的历次党内斗争，只有在六二年反右倾受到批评。文革中他由于两个原因得以免受批斗之苦。一是他历史清白，二是他只是单位的中层干部。开始，他不理解文革，直到刘少奇正式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被开除党籍，才意识到这次斗争的严重性。文革中他被纳入“革委会”，只是负责经济工作。对于政治，他只相信中央文件，没有自己的判断。
他对党和中央从未怀疑，哪怕到了八十年代末大多数人都看出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他仍然认为最高领导层只是又一次右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才不得不面对现实，悲叹：想不到这么多人血白流了！
我只见过他两次流泪。一次是听到他弟弟先他而去时，一次是听我说从网上看到的贺龙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时。尽管由于他办事缺少机变，曾遭贺龙臭骂，但那革命的情谊堪比兄弟。
他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他只是一个“兵”。面对资本主义复辟，他只有痛心，没有抗争。我想，那是由于他习惯了领导指挥下的战斗。……
又一次，我们几个中学同学聊天，说到如今的社会时，我言辞激愤。一个同学说：你怎么还是那个样子呢？你怎么一点没变呢？我没有回答，怎么回答？明明是他自己变了，他不是过去的他了，还是什么也别说好。
过后我想，我不应该变，我不能变！我不能忘记父辈们流过的鲜血，我不能忘记工农的苦难！
我在德行上远不如父亲，可是有一点我要胜过他：他面对资本主义复辟只有哀叹，而我有愤怒与呐喊。我要继续用我的文字作为“子弹”向新的、旧的敌人射击。尽管我的“火力”微不足道，可是那“枪声”还是会唤醒一些沉睡的工农子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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