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精英们（旧文）

公共资源，顾名思义，是指资源特别是那些稀有的资源归公众所共有，老话讲归广大人民群众所有。
    但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公共资源归属的指向却越来越明白、越来越集中，即指向私有，不是广大民众私有（即社会化的私有），而是极少数人的私有。
    比如矿产资源，原来都是公有国营的，后来精英们舞动着“看不见的手”，都改革为私有私营（所谓民营的民，不是人民的民，而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极特殊的分子）。据说在美国，矿产这样的公共资源，与我们的私有民营是有极大差别的，他们是用公众公司（上市公司）来经营，公众可以通过买股票来分享公共资源的收益，以保证公共资源真正由公众共享。
    再比如海滩、湖畔、山水胜地，现在也都成了极少数富人权贵才能享受的高档小区或别墅小区了，或者已成为了普通老百姓免进的富人权贵们的会所了。
    还有北京那个最牛的违章建筑，在鸟巢的旁边。这个叫盘古的建筑群上有北京价格最牛的四合院，它的地基，曾是一大群老百姓居住、生产和生活的地方。只是不知道这一大群人现在居住在哪儿、靠什么为生、生活得是否更加美好、更加有尊严？鸟巢这样国家级的运动中心，不知算不算公共资源，反正现在普通老百姓进去看一眼都是要花钱的，而且价格会让绝大多数老百姓花得有些心疼。至于周边的居住，不说95%的穷老百姓了，就是5%的富人里的95%恐怕也只是“期望”。如果你的年收入100万，不吃不喝，也不够去盘古楼顶的四合院住一宿的。公共资源，在“科学发展”中越来越多的成为了权贵和富豪的所得。不过，中国公共资源这条河太宽，权贵和富豪要想靠“无形的手”全部弄进自己的腰包，恐怕还得让老百姓再摸它个二三十年的石头。
    新世纪，在中国主流话语里有个频率很高、影响很大的词：“仇富”。精英们分析说这是中国人的祖传老病，具有劣根性。其实在许多精英眼里共产党就是靠“仇富”起家的，“打土豪、分田地”不就是赤裸裸的仇富吗？其实，当“精英”甚嚣尘上的时候，草民一直有个绝大的疑问：精英是以什么标准确定的、是由谁确定的、是怎么确定的。经常对国人唠叨“仇富”的茅以轼老先生据说是精英的代表之一，但我一直不清楚在世界一流高学院沃顿商学院学有所成的郎咸平先生算不算精英。草民想：如果以观点、道德和良知来分类，茅以轼先生是精英代表之一，那郎咸平先生应该成不了精英。连郎咸平先生本人也感到他经常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郎咸平先生的观点和分析经常切中时弊、经常具有精准的预见性、经常引起大多数民众的共鸣和赞同。
    郎先生在分析“仇富”时讲，如果富豪所以成为富豪，是靠巧取豪夺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自然会受到群众的敌视和仇恨。
    这个分析，草民深以为然。中国人的骨子里并无仇富的因子，中国人是爱富的。只要你是勤劳致富、合法致富、公平致富，你一定会得到尊重和爱戴。相反，如果你是靠巧取豪夺而富、靠掠夺和损害公众利益而富，你只能得到公众的“仇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残酷、残忍地剥削和压榨，哪里就会产生仇恨。
    比包身工还包身工的血汗工厂、草菅人命的强制拆迁、靠卖血为生的艾滋病乡村、无人管无人问的职业病群体、盗卖幼儿产业链、把安全性极不确定的转基因食物端上老百姓餐桌而老百姓毫不知情、毫无选择……这层出不穷、蓬勃发展的无耻乱象，即便是在当下美国、西欧这些正宗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存在。
    唯独这一点，那些以美国为榜样，奉美国为主子不遗余力推行美国制度和体制的精英们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恰恰是这一点，使精英们显得十分的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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