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不搞市场经济，因此在学术界从来不谈市场经济，也没有人敢于声称他懂得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市场经济是个新的理念，按常理推断懂得市场经济的应该是些年轻人。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现在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的、非常懂得市场经济的先生们都比较老，人们往往称他们为“×老”。有W老，L老，M老，等等。从年龄上看，这些“老”们都应该是70岁以上的人了，有些甚至已经“望八”。因此，他们都应该经历过禁止市场经济的时代。我突然产生一个不太恭敬的想法：这些谈锋甚健、思维如泉涌、写书撰文左右逢源、说起市场经济如数家珍、高瞻远瞩指点江山、引领着我们时代的潮流、被称为“×老”的先生们，在过去年代里一个个是些什么样子？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可没有这么风光。知识分子甚至被称为“臭老九”，他们基本是夹着尾巴在做人。我相信如今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吹的市场经济，他们当年是不敢公开讲的。否则，北大荒劳改大军就会增加一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关于“淘汰一代人”、“牺牲3000万国企老职工”的高论，既不敢公开讲，也不敢对企业职工讲。否则，在文革中即使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至少也要挂黑牌子游街。
我不知道这些W老，L老，M老，等等的“老”们，当年是如何躲过了反右斗争、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当年的历次运动中，他们的“行状”如何？是被批判还是站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批判别人？他们当年写过些什么文章、发表过什么高论？对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对于国有企业的弊端，他们当年是如何“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他们洞幽察微的敏锐目光，是如何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下百炼成钢的？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整套理论。想必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形成的。我不知道这些W老，L老，M老，等等的“老”们，这些厚积而薄发的经济学泰斗们，他们的理论萌芽是何时绽放的？当年不可能研究市场经济，他们又是如何隐忍不发、韬光养晦、静待时机的？也许，他们在当年就已经有了腹稿，但都深藏不露，反而锋芒乍乍地批判这个、批判那个，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到国内的地富反坏右，甚至批判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臭老九也毫不手软。他们就是如此地保存实力，长期潜伏，以等待今天的天时地利好为为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倘如是，我不知道当年的他们与今天的他们哪个才是真实的他们？倘若天下有变，又要重新搞计划经济了，不知这些W老，L老，M老，等等的“老”们又会有哪些更精彩的表演？
曾有哲人说：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因为知识分子具有社会批判能力，可以独立思考。知识分子要做的不是图解政策，而是探讨真理。我不知道这些W老，L老，M老，等等的“老”们，可以向我们展示怎样的“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们遗憾地看到，某些知识分子和学者不独立思考，唯上、唯洋、唯书的毛病太深沉了。有些所谓的专家和学者，往往喜欢察颜观色，喜欢揣摩上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历来如此。有些学者，其学术操守和个人操守都同样经不起风浪。随波逐流，吠影吠声，投桃报李，摇旗呐喊，“客走旺家门”，都是拿手好戏。
我但愿这些W老，L老，M老，等等的“老”们不是这样的角色。如果他们当年真的挺起了知识分子的脊梁，即使现今我不太赞成他们的主张，我也会对他们增添几分敬意。但是，如果他们当年是另一种“行状”，我看各位“老”们就有点自知之明，各自晏旗息鼓，回家歇歇吧，何必临老了落个“晚节不保”？
改革，不仅需要理论，也需要操守。即使是市场经济，也是要讲操守的。没有操守的改革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就得不到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支持。因为它难以向公众证明其终极目标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我们的改革，不仅要有利益的支撑，更要有道义做后盾。所以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太应该补上这一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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