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摘自《文史参考》的这篇文章（2011年第2期，口述：李东民，整理：纪彭，原题：《李东民：我是毛主席最喜欢的红卫兵领袖》），就能明白很多东西是被颠倒了的，现在该重新颠倒过来了。对比一下现在的官民矛盾，对立对抗，就知道此事古已有之。红卫兵运动的出现，是中国当时社会结构发展的一种必然。官僚集团统治了整个社会，对群众根本没有任何民主可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专制，哪里就要民主。早期的红卫兵运动实在是中国民主运动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时候了，是该结合官僚专制统治这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认真反思这一段历史了，反思的目的是向前看，为中国特色的民主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现节选其中的几段，希望能引起人们深入思考。
贴大字报，是为了释放压抑
1960年，我进入北京25中读书，25中是当时北京较好的学校之一。我当时觉得，教育，也就是课程内的那些东西，实在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于学生天性的压抑是很大的。把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从1949年建国到1966年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政。形成了许多新的压迫，这些禁锢了人民，而人民无法抗拒这种制度上的压迫和禁锢。实际的许多利益被剥夺，天生的创造力被压抑，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积累。忽然，毛主席会为人民鸣不平，告诉大家，你可以贴大字报，用大字报的形式诉说自己和身边的不平。当毛主席号召的时候，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沸腾了。
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对工作组，我拿出了《宪法》
1966年，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已经初现端倪。我便积极活动，到校外串联。1966年6月7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时，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3－4个小时。6月8日，工作组来到了25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8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侯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就成了斗争的导火索。文章写好之后，同学们凑了钢板、铁笔、蜡纸，可是没有油印机没法印，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用学校的油印机，而工作组就是不让。晚上在同学家里，我就随手翻了一个大家都不看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我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我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我回答。
工作组坐镇，把我打成“反革命”
这次冲突之后，工作组就开始用特务的办法对付我们，一方面是抓《呼吁书》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记下我们说了什么、甚至偷听我们的电话。到了6月16日，工作组突然发难，攻击我们是“反革命”。又过了一天，工作组召开了全校斗争大会，当时叫“辩论会”，学校几千人，斗4个学生，被斗的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用他们收集的材料攻击我们，不让我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我们吃一点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了才散。这场 “辩论会”，还没有动手打人，但是有些学生向我们扔石头子，工作组故作文明地说：“不许破坏学校秩序”，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工作组安排的。
团总支书记就低着脑袋不说话，另一个学生斗着斗着就哭了。而我这个人脖子硬，他们攻击我们的造谣言论，我就据理反驳，始终没有低头。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校师生代表。江青说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第二天，工作组被赶走了。工作组走了之后，25中的红卫兵当权派还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跟风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利用“血统论”，急于争夺学生中的领导权。而反对血统论，我是比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
国庆节前，我到东北串联，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就很乱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提出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遗余力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他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络系统。我们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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