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一股“革命有害论”，“革命延误了中国发展进程”的论调甚嚣尘上，在龙应台的近著《大江大海 1949》出版发行后达到高潮。这股论调否定辛亥革命，说是如果没有孙中山闹共和，清朝实行君主立宪，中国现在也与日本一样发达。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说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带着共产党搞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大陆现在也与台湾一样富裕。而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 1949》，主要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客观地说，《大江大海 1949》对上一代流落到台港海外的民国遗民颠沛流离的苦难境遇有动情的记述，有些情节感人至深。但对她站在失败者蒋介石的立场，用如泣如诉的文学笔调来控诉1949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将重点放在追究战争的责任上面，要为中国现代史翻案的图谋，必须进行揭露。为了达到否定1949人民解放战争的目的，她闭关长达400天，得到国民党党政军，以及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支持，根据被她奉为普世价值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以煽情的文学笔调大肆描述当时民国遗民在地理和历史的“大江大海”中遭受家庭破碎、颠沛流离的人伦惨剧。并且刻意呈现一幕幕残酷血腥的战争场景，刻意要证明一个预设的为国民党当局乐见的结论：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没有所谓的正义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书中描写了不少的血腥场面，这里主要通过记述对“解放军围困长春”，“苏联红军占据东北”两个史实，以正视听。
“解放军围困长春”的主要指挥者萧劲光，他在《萧劲光日记》中记述道：
“他们（国民党军）将骨瘦如柴的长春市民，成群结队地驱赶出来。这对我部队压力很大。我们既要执行封锁任务，又要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既要粉碎敌人恶毒的阴谋，又不能让成千上万的百姓饿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策问题。
共产党设立了一个“难民处理委员会”。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大大小小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难民、疏散难民。开始，我们工作缺乏经验，给饿苦了的群众吃饭没有限制，结果有些群众在久饿之后突然进食过多，胃肠负担不了，胀死了。接受教训，以后收容的难民就先吃两天稀饭，逐渐增加饮食，避免了类似情况的发生。对收容的难民，及时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单位还利用难民回去做侦察或瓦解敌军的工作。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四千吨救济粮，六亿元救济金及五百斤食盐。为了救济长春市的难民，减轻当地解放区群众的负担，我们的战士迅速自觉地开展每人每月节约一斤粮的运动。
连台湾的学者也认为“像萧劲光这些资料，所在多有，龙应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与原因、不知道共产党怎样抢救难民，就谴责起来了，这种落笔方式，又从何真知一九四九呢？在文献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关文献，她谈长春，谈得太贫乏了”。
再看“苏联红军占据东北”的场景。“那一年冬天，21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
这个场景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把罪名加到共产党头上。据有关史料记载，民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听命于蒋介石，签了《中苏友好条约》，卖了国。 1945年8月23日 ，他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说：
……外蒙，不能不承认其独立，但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依约不能不自东三省撤退！……东三省之主权可以收回…… 蒋 先生请大家起立表决，结果全体一致起立。
由此可见，国民党不但主事者是卖国贼，它的团体也是卖国集团。在蒋介石面前，对卖国成果，无人敢于拒绝“起立通过”。
蒋介石卖国签下《中苏友好条约》是何等攸关《大江大海 1949》的大事，龙应台却只字不提。俄国大兵在沈阳强奸中国女人，而谁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呢？按照卖国者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个月足为完全撤退之时期”的，但是，直到第二年（1946） 3月6日 ，《王世杰日记》写道：
“中苏交涉，如利用民众反苏游行，及本党公开之攻击，纵能促使苏联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与东北共产党及其它反政府武力勾结，造成更不利于国家之形势。予不主张与苏联公开决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后予以外交部部长名义，致正式照会于苏联大使，促苏联即行撤兵。 蒋 先生尚拟缓发此照会。予因恐未来局势或使我政府不能诉诸国际会议，故断然决定发出，但仍未在报纸发表。晚间予面 向蒋 先生辞外交部长职， 蒋 先生不允。”
大江大海可以作证，蒋家王朝为了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发动全面内战，承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利益和殖民权益。为了央求苏军退出东北，割让了外蒙古。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夺取全国政权，中国仍然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淖里任人宰割，难以摆脱被帝国主义肢解和蹂躏的命运。
为什么被龙应台奉为普世价值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本书，能在当今中国掀起如此之大的波澜？这个时间不是在1949年，不是在1978年，不是在1997年以前，而恰恰是现在。清朝末年要搞“普世价值”，辛亥革命也是要搞“普世价值”，1949年的解放战争却是要搞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现在中国仍在“补资本主义的课”，用“30多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明明白白写着还是要搞“普世价值”。这不是正好迎合了 “革命延误了中国发展进程”的“革命有害论”又是什么？就像是“妖风”遇到“鬼火”，岂有不妖言惑众，甚嚣尘上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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