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1971年4月26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竹幕后面的两位目击者》。全文如下： 萨尔回到香港后说：“起初，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一样。至少有两天的时间，谁都不能十分肯定他看到的是什么，接着，情况逐渐开始变得正常起来，我们开始看到一个非常统一和非常有组织的社会和国家——总的来说很穷，但是绝对没有痛苦和饥饿。我所得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强大，不是靠警察或者强迫实行纪律而是靠真正的信念维持的国家。在那里看不到乞丐，看不到痛苦。”
萨尔说：“人们都有衣穿，衣料是蓝色斜纹布的。但是有些迹象表明人们是节俭的。许多人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但是没有人穿得破破烂烂或者衣不蔽体。中国人显然是健康的。我没有看到有许多虚胖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国家，大多数人的气色都是健康的。青年人的活动仍然是核心，体育、艺术方面是以青年人为中心的，但是在工厂里或人民公社里，我们也亲自去看过，有二十一岁的副社长或妇女副社长，这样的青年人在农村、工厂成为骨干来发展经济，这些青年人非常积极，并且是使人感到生气勃勃而明朗。”
中国人的自信心给萨尔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不欠任何人的债的亚洲国家，因此，人们正眼看待他们，他们也正眼看待人们。看来他们对自己感到满意，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意，对自己有信心，知道自己将向什么地方走去。她还发现人们称道的共产党中国的诚实作风仍然存在。有一次，一个人走下三层楼把一个小钱币——也许只值美元一厘钱——交给菲施贝克，这是她喝了一杯咖啡找给她的钱。
在中国的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手续繁多的现象。萨尔说：“乘坐出租汽车以后，司机一定得给我四张分开的票据，并且要填写一张表格。同样，离开旅馆时花半小时算账看来差不多也是正常的事情。”
她发现城市惊人地清洁。整个那个地方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不浪费物资的观念。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垃圾箱。他们似乎没有东西不加以利用。不仅大街上不乱扔东西，而且也没有一个城市通常有的那种乱堆东西的现象。所有东西都被处置掉了，这些东西被放到应当放的地方，并被加以利用。在火车上年轻的女列车员不停地进行清扫，甚至连一点儿灰尘也不放过，车内是干净的。常常听到说共产党中国已经没有苍蝇了，像这样几次几次地清扫，苍蝇当然就没有了。不只是火车上如此，街道上也是昼夜清扫。
她的感觉是：居民是用一种军事制度加以管理的，但不是明显地为了军事目的。在他看到的数百名军人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带着步枪，受训练的儿童也没有穿制服。萨尔告诫说：“这也许是一种错误的印象，因为我所描述的仅仅限于城市的情况。但是他补充说：“人们感觉到，整个中国是一个很协调的、走得很准的钟。”
摄影师菲施贝克追述道：“无论什么地方，人们都是热情的，健康的，有着圆圆的脸，红润的面颊，雪白的牙齿。我随时可以通过透镜看到这种情景。他们显然非常愉快。当他们和你握手时，他们握得很紧。你只好鼓掌欢迎，以避免握手。看来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人。”
陪同我们的翻译人员说：“我们希望还会有人来。看来他们并不十分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人到中国去。我们向他们保证说，还会有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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