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的深刻：中国的崛起决定于中西部的繁荣

事实上现在的很多人并不明白中国社会发展的脉络，包括这些所谓的军事专家。譬如关于著名的万里长征。有的人把它说成是军事上的逃跑，或者是军事转移，正规的说法是北上抗日。

很长一段时间，笔者一直把中国的西北作为中国的生门，认为毛泽东的选择就是在选择生门，这个观点是见证于历史的。后来读毛泽东早期的著作――毛泽东第一篇用铅字发表的文章――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之研究》。读到“ 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至此骤然别有所思。

颜习斋、李刚主和顾炎武是早年毛泽东最为服膺的三个人。颜习斋、李刚主是中国实学派的创始人，思想史称其为颜李实学，它相对于明代流行的陆王心学，基本主张是务实不务虚。清末民初的志士们都心向往之，例如胡适先生对实学派就有极高的评价。实际上直至于今，主导中国社会的功利主义，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说，其源于此。

而顾炎武和王夫之、黄宗羲三者的学说是近代中华思想的先声，在明末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转折的时候，他们发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强音，至今读之振聋发聩。

三人中的顾炎武对于军事很有研究，他是江浙人，在明亡后却流落西北，处处以营田为业，其意在观察中国西北的山川地貌，为的是复兴中华时为军事所用。但是终顾炎武一生及于他的弟子们，历史都没有给他们机会。

历史把机会给了毛泽东那一代人，但是能够从顾炎武的行为中得到启示的却只有毛泽东。蒋介石作为江浙派的头面人物并不能承继顾炎武的思想――包括军事思想，说透了是其本质的好逸恶劳。其他的头面人物基本上只能是三、四流角色，更不可能有那样的思想境界。只有毛泽东选择了长征，选择了中国的西北，不能不说受到顾炎武的启发――严格地说，直到现代，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解放后，中国军事建设的重镇一直在西北，当然是毛泽东的决策使然。

正因此，笔者在崇敬毛泽东之余，也注重实学派，反驳西方民主派的不着边际;另一方面，就是注重中国西北这一块宝地，笔者是东南人，却喜欢谈论南水北调的大西线工程，也十分注重西北方向的安定，例如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在中亚的竞争。笔者在《大国的记忆》中大谈中国海洋的自然形态――中国海洋的延伸并不只在东亚和东南亚，其实广被南岛语系，不过立足点仍然在西北这一块宝地。

中国社会始终有两种思潮，一种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兴亡周期率”谈到的永远保持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它是尚武精神;另一种就是想实行“坤”道、“子”道，总想依附他人，或者幻想他人能够容忍自己。第二种思想在现代的表现实质上就是买办思想，它和改革开放在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改革开放的思想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延续，它的立足点是以我为主，联系他人。

在我们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不关注这两种思想的演变，它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而现实予以我们的印象，两种思想事实上和地域文化有关。改革开放3 0 多年，经济上有了进步，可是文化上却暗淡如荒漠，北方流淌着满清情结，南方则是一片买办奏响。这种现象予我们以思考，无论从何种角度，都不能不承认，沿海的进步不过是肌肤之荣，而中西部的进步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当我们体察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中国的大势，不能不承认，以重庆和西安为核心，北联包头、鄂尔多斯，南接南宁与昆明，这一广阔地域向西是中国的生门，这一区域的繁荣才能证明中国的复兴。

社会进步决定了孔雀东南飞的终止，孔雀西北飞证明了中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