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社会上颇流行一个词——“国退民进”，一有经济政策的波动，就会有各种身份的精英跳出来振臂高呼“是要国退民进呢，还是要国进民退？”一副为民请命的慷慨激昂状。
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国退民进”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国退民进”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逐步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按照精英们的解释，“国”就是国有经济，“民”就为民营经济，整个词合起来即是说“国有经济退缩，民营经济前进”，继而又解释为“国家让利于民” （参见张卓元、黄范章、利广安主编《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
一如鲁迅说蚊子吸血了，却还要嗡嗡地叫上一阵以证明它吸血有理一样，精英们又在放屁造谣了。
先从理论上分析。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人民的，国即是民、民即是国，国民一体。因此，国有经济就是民有经济。也正因为此，新中国前三十年，国家竭尽全力地搞出那么多国有、集体企业，并且无不效益良好——为民服务；同样因为此，工人们热火朝天乃至像王进喜那样舍生忘死地参加企业劳动——报效国家。然而精英们创造出“国退民进”后，不仅硬生生把国民一体血淋淋地撕裂开来，而且把“国”——国家推向了“民”——人民的对立面，极为罪恶地营造了国家与人民相矛盾的问题。而且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上说，国家又可以理解为政府，如此，则又等于把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进而又可以理解为共产党与人民对立。这是“国退民进”一词的恶毒性所在。
再从实践上剖析。三十年——一方面，千百万工人被强行下岗失业，亿万农民被迫沦为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工人农民一起背负起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新的三座大山，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另一方面0.4%的极少数人攫取了国家70%以上的财富，甚至拥有了上亿元、数十亿元、数百亿元的私有财产，当知“国退民进”的“民”，其实不过是资本家，甚而官僚资本家而已。精英们用张、王、李、赵不同姓氏的资本家冒名顶替“人民”，竟然通过对词性概念的偷梁换柱，掩盖了发展资本家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问题。
“国退民进”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危害巨大的，它让中国悄然由人民当家做主变成了资本家当家做主，助推共产党内部衍生出新的资产阶级，让毛泽东晚年最为担忧的问题变成了社会现实，使中国重新进入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社会。一个词竟然能改变国家性质，实在是几千年汉语言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
不仅如此，如同中蛇毒一样，这个词的毒性远没有打住，还在继续蔓延。大约是在2009年的时候，又蹦出了一个与之相呼应的“国进民退”——山西私营煤窑主——资本家只顾赚钱不管安全生产，导致许多工人因各种事故死亡，终于引发社会众怒，迫使山西地方政府将个别私营煤窑收归国营煤矿经营。然而，此举却仿佛捅破了天，经济界、法学界、新闻界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们纷纷跳出来呐喊说：“这是典型的国进民退”，“是对改革开放路线的大破坏”，吓得当地政府了不得，只好又将其重新放给民营企业——资本家企业经营，让我们的工人老大哥继续冒着随时残废、死亡的危险在资本家的“黑煤窑”里出卖苦力。精英们拿“国进民退”牛刀小试，却大获成功，立马如同嗜血的苍蝇一般亢奋起来，握着“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两面旗帜到处出击——资本家需要向铁路、通讯、银行这些国家命脉行业进军了，则祭出“国退民进”摇旗呐喊，而一旦有人要求限制特别是政府有限制资本家发展意向时，则又祭出“国进民退”来蒙蔽视听、恐吓大众。
我们经常感叹汉语言的丰富多彩，一词多意，一语双关，甚至因为说话者的语气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以致有“听锣听声，听话听音”的说法，今观“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竟然又是如此矣。只可惜这等精妙的语言创造权掌握在流氓精英们手里，让他们据以祸害整个国家和人民，验证着“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的光辉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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