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秦香莲》里包拯有一段“西皮散板”，其中最无奈的几句唱词是：“这是纹银三百两，拿回家去度饥寒。教子南学把书念，千万读书你莫做官……”每每听到这里，总有一种道不尽的酸涩。无独有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有一段高论：“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真乃当代版的包拯。
之所以说她是当代版的包拯，是出于对她一片菩萨心肠的体谅：当代的城市很难生活，不适合农村人。
因为她说了，不是要鼓励农村人都进城才叫幸福。“在城市里呢，蜗居在北京或者蜗居在他读书的地方，可是蜗居后，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房？像这么高的房价，什么时候买得起？好了，这样他自己这一代牺牲了，将来他还得有他的第二代，到那个时候，他可能才适应这个城市。”王平认为，农村的孩子如果读的是中专或是高中的话，他就会回到农村。“他们不用来城里，在农村也许就发展起来了，有技术，有目标，有幸福。”
这也确实无奈。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看港台电视剧，惊奇地发现境外人的住所装有防盗门，阳台还装有铁栏杆，简直是将自己妆扮成了动物园的猴子。几十年以后，内地的富人发现“铁栏杆”不管用，有人建议将穷人和富人分开成不同的市区。所以说穷人本来不适合跟富人住在一起，何况农村人呢？
真如此，农村人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感谢王委员的好意。
而她的另外一些言论似乎又在这种善意之外。
她认为，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包括我们五千年的文化，决定我们就是一个农业国家。既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就要保护我们中国的文化。”她认为中国的文化也要在农村广大老百姓身上体现，只有他们在农村生存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民族传承的载体，“他们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她认为，城镇化不要匆匆忙忙把大山上的老百姓搬到平原，把牧区的搬到郊区，然后把郊区的搬进城。“在搬迁的过程里，我们是把每一种文化的发源地都给断了，然后换一种生存方法强迫他生存。”她认为，快速的城镇化，会导致“我们只剩下北京上海了，所有地方都是这个样”。
她还说，农民也是一种传承，“我们不能说它是一味的落后，大家应该从一种全新的角度重新看待农村，你们不知道田头上那个八九十岁的老头比我们有文化多了！人家坐在田里面，看看天，就知道会不会下雨，收成好不好。我们有这个本事吗？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对文化的看待，不是说我们拿哪种文凭来论事。”
本博引伸一句，刀耕火种、茹毛饮血，才是自由自在的原生态。破坏这种原生态就会“把文化的发源地都给断了”！
我听说美国也“保护”印第安人文化，那就是保留他们的“原生态”。一旦与白人社会融合，这个世界就不存在印第安文化了！还有的国家专事驱赶喜欢住大篷车的吉普赛人，说是“让他们回到他们应该待的地方去吧！”还有那个专门在卡普亚城一所角斗士学校参训的角斗士斯巴达克思，有钱人就喜欢慢慢地欣赏、仔细地品味奴隶的不死不休的角斗。
这已经不是包公的慈善了，也许是“职业”的担忧吧。假如中国都“城镇化”了，没有了黄土高原的粗犷，不见了江南春雨的细腻，这个中华民族博物馆将何以为继？总不能为保护五千年的农村文化建立“野生自然保护区”吧？
但有一个问题不知委员作何解释？打工的农民回农村过春节才一二十天，北京上海的富人都着慌了，有的宁可出几倍的价钱挽留。当城里突然发现农民工就地就业了，“佣工荒”又成了“社会问题”。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委员的意思：农村的孩子如果读的是中专或高中，“有技术”，可以永远为城市打工，而一旦上了大学就会梦想做“城里人”？为城里人打工和“做”城里人是不同的，那有很分明的等级。
末后，我突发奇想：为了保护中华五千年文化，应该将城里的文化人“保护”到农村去，而将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村人统统撵到城里来，让他们爱上大学就上大学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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