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这次近海大地震导致的海啸灾难的表现，使人们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或国民性格，有了一些表面性的认识。日本民族，在人们对日本这个民族研究的还不是很透彻的情况下，具有谜一样的特点：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优异表现，大大出乎世界的预料，人们瞠目结舌的看到这个民族如何在一个资源缺乏，四面环海的十分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中为自己的民族创造出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不光是现代社会的发祥地西方国家感到不可思议，就是与这个国家和民族打了上千年交道的紧邻中华民族，更是感到震撼和困惑：日本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现代化的进化过程？要了解这一点，就应该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和这种特殊的国民性产生和进化的过程。北大学者尚会鹏在凤凰卫视大讲堂所做的关于日本人的国民性的讲座，使我们对日本人的国民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也就理解了日本人在近代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这些所作所为的民族心理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认识了日本国民的处事特点。
所谓国民性，就是由于一个民族在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当中为了生存而演化培养出来的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民族心理习惯，并以一种文化形态加以定格，成为民族行为方式的具有道德约束的异化同时又内在化的力量。日本民族的生存环境，是很恶劣的。四面环海，地震多发，资源短缺。这个生存环境，能够提供给这个民族生存的资源这么少，使得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很难离开他人而生存下去。日本人的生存危机感由此成为日本民族永恒的心理纠结。尚会鹏教授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定义为“缘人”性格，是东亚民族性格的一个亚种。这个缘人国民性的产生，显然应该与日本民族的自然生存环境是有关系的。因此，日本人的缘人的国民性格也就是东亚“间人性格”民族性格的海岛类型，而东亚大陆的“伦人”的国民性格，可以看成是东亚“间人性格”的大陆型。两者的共同点是非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民族性格，不同点是“伦人”和“缘人”的区别。这种大陆类型的“伦人”民族性格。同样与民族的生存环境相关的。中国大陆地大物博，生存条件远远优于日本民族的自然的生存环境。一个家庭只要有一块土地或者生产工具，就可以保证生存。即使没有土地，也可以通过租种别人的土地活下去。自然对中华民族的慷慨馈赠，使得中华民族对生存没有日本民族的那种整体的危机感，因此造就了中华民族对家庭生活的的重视，并以家庭为生存的基本单元的生存模式。这种生存的模式培养出了中华民族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心理行为习惯并同样以一种文化形态加以定格而成为具有道德约束的异化同时又内在化的力量。中国的文化莫不浸透了这种民族心理意识在内。这就是儒家文化得以大行其道的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基础。
不同的民族的心理性格都有差异，顶多相似。如果相同，那肯定是一个民族或融合为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就是多个民族融合的大民族。北方的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后，其民族性格和心理已经同化了，融合成一个民族了，不光是血缘上，而且是文化上的融合。每个民族的性格都是具体的。因为真理就是具体的。有人会问：菲律宾也是海岛类型的民族，他们的民族性格为何不同于大和民族？回答只能是：这两个海岛的自然禀赋不相同，民族的生存压力不相同而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性格。所以并非凡是海岛的民族都具有相同的性格。因此环境塑造人是真理。反过来被环境塑造的人汇兑环境有反作用。
“伦人”与“缘人”的民族性格，在不同的民族身上都会有其萌芽，只不过由于不同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强化和选择，使得他们在不同的民族性格的养成上有不同的突出表现和心理稳定性。因为显然日本人不可能对家庭没有任何意识，同样中国人也不可能对非血缘关系的人际关系没有一点意识。
这两种民族性格孰优孰劣呢？在农业社会，这种民族性格的优劣是没有比较基础的。他们都是处于不同的自然生存环境下的民族为了适应这个环境而产生的。自然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的民族，会养成一种有利于与这种不利的生存环境抗争的民族性格。但到了大工业时代，这种海岛型的“间人”民族性格“缘人”的优良性就得意显现出来。由于大工业不是以家庭为纽带的生产模式，而是以非血缘关系的集体关系即所谓“缘人”的国民性格为基础的集体关系，就有了极为有益的特点。这也解释了为何同为东亚民族，日本人的现代化如此迅速，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却如此历经民族磨难的痛苦的过程的国民心理性格的原因。这也充分证明了一个辩证法道理，那就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日本恶劣的生存环境，塑造出了日本民族优良的适应大工业社会活动的民族性格，而生存环境优于日本民族的大陆民族，没有培育出适应于大工业社会生活的民族心理和性格基础，使得中华民族不得不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来重新塑造民族性格来适应大工业社会生活的国民意识和性格。至今，我们仍然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华民族最终找到了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制度，来加强国民的非血缘关系的社会大众意识，以适应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国民社会心理的养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这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最好的制度选择。毛泽东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就中国”不是抽象的理论推论，而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性格的透彻的了解才做出了真理性结论。个人主义的国民性格不适合东亚民族的性格特点，而社会主义才适合中华民族进入大工业社会的民族性格特点。西方资本主义不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就是我们对北大学者尚会鹏先生关于日本民族性格剖析所再次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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