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无情戳穿了吕章申关于“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巨人”这一谎言
毛主席要求党的干部“胸中有数”，老人家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胸中无数”，这是中国文人、中国右派的通病，国博大馆长吕章申就是这样的右派文人。吕章申关于“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巨人”的说法，其根据无非是近年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一个什么“宣言”，说是要推动孔子那一套“帝王之术”走向世界。这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表明孔子得到“公认”了吗？这‘公认’二字有“基本的统计”根据吗？有“主要的百分比”吗？根本没有！笔者看过电视剧《星火》，其中有一个角色：陈灯笼。陈灯笼四肢发达，头脑不健全，只能重复他主子的无耻谎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废人”。吕章申就是陈灯笼第二。
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们具体科学领域，不愧是专家。但是，他们对孔子却完全没有发言权。他们对两千多年前的孔学，究竟有多深的研究？有多少成果？肯定是拿不出来的！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距孔子一千多年的德国著名哲学家、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倒是有资格评价孔子。他作为行家，深入研究了孔子，也有成果——《哲学史讲演录》。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面前，那些善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要后悔一辈子——他们上了背后西方大财团老板的大当！这也是我国一些善良的科学家应该吸取的沉痛教训。
西洋哲学家认为孔子思想极其贫乏，但颇重视老子思想，把老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代表人物而强调提出来的，正是黑格尔。他认为老子才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我们现在看看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罢，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9-12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说：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贺麟注），实际上，里面所讲的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至于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儒家经典《论语》没有多大价值。从内容上看，孔子要求臣对君、子对父以及兄弟之间尽义务，“这种义务的实际只是形式的，不是自由的内心的情感，不是主观的自由”。从表达形式上看，《论语》充满警句箴言，反复申述，“毫无出色之点”。黑格尔甚至说：“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如他的书从来未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其鄙薄的态度溢于言表！
黑格尔又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 中国的道德学说是为专制的政治服务的。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一律没有自由，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还处在幼稚的状态”。君臣关系是家庭的放大。“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黑格尔还把中国的宗教与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考察。他说：“在中国，个人没有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依赖的，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 黑格尔把中国宗教当作自然宗教，即崇拜自然物的宗教，“天”是物质性的。黑格尔把中国的自然宗教称为“国家的宗教”，并说“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因为“皇帝居最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凡一切与自然力量有关联的事物，都是从他出发。”孔子的道德学说“与这种自然宗教相结合”。
总之，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涉及“论语”的许多重要观点，涉及君臣父子以及兄弟之间的义务，涉及臣民的自由和人格，涉及中国的宗教与专制政治联系，等等。特别是在专制的政治的缘起方面，在毛主席给张闻天关于批陈伯达文章的信中也提到：
（陈伯达说）“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所以，一个国家采用家长制就很可怕。如孔孟的“孝悌”观点——《论语·为政》说，孝，就是“无违”，儿子要绝对服从老子，不能违背父母意志。《孟子·离娄》说，悌，就是“从兄”，弟弟无条件服从哥哥。因此，《论语·学而》道出这一观点的实质：“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一个人能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就很少有犯上的了，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的人也就根本没有了。）
由此“移孝作忠”，发展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意思是臣、子、妻要以君、父、夫的言行为自己的准则，绝对不能违背——因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以“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进而“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
黑格尔对此一语中的——“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有人格的个人，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移孝作忠”的原则，加上僵死的科举制度和封建经济基础，共同死死箝制住广大知识份子的头脑，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社会从家庭到国家的专制秩序，由此学术争论止熄，科学技术停滞，造成毛主席说的“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可见，与其说黑格尔是在批评孔子，不如说他是在批评东亚封建君主专制下箝制人们头脑的儒家思想与权力高度合一性的恐怖！他切中的正是东亚传统文明的硬伤，也即是说权力垄断了道德话语权，同时箝制人们头脑的儒家思想却给权力垄断提供了合法性
我们终于明白，吕章申散布“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巨人”的谎言，目的在于借用多数的名义，把我们拖回到孔二先箝制人们头脑的意积形态的阴影下，适应包括从来不曾涉及的食品分配在内的随处可见的特权——资本特权、等级特权现象，做一个呆头呆脑的“不是有人格”的顺民，永远陷入下层群众为了生存而同类相残的深渊。
这自然是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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