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愈演愈烈了。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深化，大有走出象牙之塔进入政治庙堂之势。
去年，温家宝发表了一篇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今年，官方又隆重纪念华国锋诞辰。这些都引起了那些关注中国政治风向的人许多猜测。网络上，乌有之乡和南方报系唇枪舌剑；现实中，对重庆模式的褒贬毁誉尖锐交锋。中国的左派和右派立场越来越对立，语言也越来越自说自话。他们在各自的天空飞翔，对另外的世界越来越看不明白。
思想多元应该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但是，当社会形成两大阵营，而这两大阵营的距离又渐行渐远的时候，就不是社会之福了。左派和右派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捍卫本阶层的利益是他们的天职。如果他们在斗争的时候能够学会妥协和宽容，这个社会就获得了宝贵的平衡。那些高举民主和自由旗帜的右派们，往往忘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只有在分歧和斗争的基础上获得宝贵的平衡，民主和自由才有实现的希望。当那些高举民主和自由旗帜的右派们欲彻底扫除左派而后快的时候，民主和自由之门就被彻底关上了。 罗兰 夫人说：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右派们应该知道，他们所追求的那种民主和自由不过是穿着华丽外衣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专制和独裁。
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我没有成见。我喜欢左派所热爱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我认同左派所捍卫的爱国主义，我欣赏左派为被侮辱和损害的弱势群体呐喊的勇气。同时，我也喜欢右派所热爱的的普世价值观，我认同右派所捍卫的民主和自由，我欣赏右派为中国民主化所付出的艰辛努力。现在，中国思想界最大的问题是，左派竭力妖魔化民主和自由，而右派又竭力妖魔化爱国主义。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当民主和自由成为贬义词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民族的未来；当爱国主义成为贬义词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左派是本土的，而右派大多是输入的。左派是草根的，而右派大多是精英的。左派是单纯的，而右派大多引经据典。左派是粗糙的，而右派大多精美而雅致。左派寄希望于共产党现政府，右派虽然质疑现政府的合法性，却对现政府的某些群体抱着希望，同时更加盼望着出现颜色革命，甚至外来干涉。中国政府是实务主义者。他们在专心地治理国家，而对主义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强调稳定可能有掩盖社会矛盾的嫌疑，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切社会矛盾必须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才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当左右两派以牺牲稳定来追求自己的政治诉求的时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被用来为他们的事业殉葬。我知道，稳定现在经常被一些人拿来做为压迫人民的借口。尽管如此，我们也决不应该让稳定也变成贬义词。考虑到左派曾经遭到比较彻底的清算，我认为，右派在中国有着更大的诱惑性，也最容易让社会充满风险。
让右派不理解的是，这样一个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权为什么能够如此长期存在？为什么这样一个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政治体制能够创造出令全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为什么这样一个剥夺人民自由的政府却能够得到这么多民众的支持？当然，反对者大有人在，不满现状者更多。一个政权有百分之二十的坚定反对者就会变得非常危险，但是，这个政权如果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坚定拥护者就不会垮台。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后，海外民主派不断预言着中国政权的垮台。结果呢？这些预言一次一次都破产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百分之二十的坚定拥护者的存在。让右派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百分之二十的坚定拥护者？为什么另外百分之六十的人民对专制统治麻木不仁？因为他们思想的局限，他们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解释。于是，他们就借来了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两名歹徒抢劫一家银行，劫持了四名银行职员。在警方和罪犯僵持了六天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奇怪的是，四名被劫持的职员对两名歹徒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对歹徒没有伤害他们并且照顾他们充满感激，却对警察采取敌视态度。更有甚者，人质中的一名女职员还爱上了其中的一名劫犯，并在他服刑期间与他结婚。这个案例引起了心理学家的极大兴趣。他们把这种心理现象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右派看来，那些热爱中国革命传统甚至文化传统的人，那些仍然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那些拥护政府或者对政府抱有好感的人，患上的就是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们遭受迫害，却对迫害者产生好感。他们和迫害者同命运，把解救者当成了他们的敌人。记得中国性学大师李银河也曾有这样的感慨。她主张同性恋合法化，聚众淫乱非罪化，婚外性行为道德化，极力在中国推行性自由。在遭到一些人的抨击之后，她非常委屈地说：“我在为你们争取权利，你们却反对我。”中国政治上的右派大概也有同样的感慨。
但是，右派这种把不同观点的人归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做法是幼稚而简单的，就像攻击在网上发帖支持政府的人都接受了政府五毛钱津贴的做法一样是幼稚而简单的。历史是纷繁而复杂的，任何标签式的理解都会产生盲人摸象式的偏差。1949年以后，执政党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差。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时代是伟大的，几千年的历史都是黑暗的，世世代代的人民都处在悲惨的压迫之下，享受不到一点生活的乐趣。现在，右派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他们更加极端，把黑暗的历史继续延长，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他们认为，任何生活在中国仍然感觉幸福的人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殊不知，以他们所谓普世价值的标准，西方国家也不过在最近几十年才取得较大的进步。按照右派的逻辑，西方历史也应该暗无天日。这就掉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甚至滑向了邪教思维模式的深渊。
固然，每个时代都有不可避免的灾难。但是，每个时代也都有其他时代无法替代的辉煌。我们当然需要对存在的问题保持足够的清醒，我们当然需要不断和历史一起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像掰玉米的狗熊一样在收获的时候把原来的一切都统统抛弃。这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长大之后的成熟固然令人敬佩，懵懂无知的童年同样让人怀恋。在这个贪污盛行、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清廉和单纯完全可以理解。在这个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世界，人们因为热爱自己的国家而抵制外侮不仅正当而且必要。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是在捍卫自己神圣的权利。
相反，我倒觉得很多右派人士很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掠夺和欺凌，西方科学和文化的优势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正是这些灾难让很多中国人在骨子里对西方人产生敬畏，对庚子赔款留学式的恩惠充满感激。他们因为喜欢美国的制度而喜欢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接受美国的文化而接受美国的立场。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完全根据美国的好恶对当今发生的一切政治事件进行评判。他们把自己的国家描绘得一团漆黑，对西方国家存在的任何问题都视而不见。这些人往往是一些很有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在海外享受着巨大的名声。当然，美国的民主制度很好。但是，对于被灭绝的印第安人来说，他们宁可生活在原始落后的前哥伦布时代。当然，美国的制度对人权保障得也不错。但是，美国大兵一旦走向世界就完全摆脱了美国制度的约束。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美国人才是人，也只有美国人才配享有天赋的人权。QQ37716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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