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的言论如投放在国人心灵的两颗原子弹，把我们民族的感情底线炸得地动山摇。舆论在震惊之余，无不表示愤慨。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如今，不仅让我们的国界沦陷，而且也要让我们的魂魄在荒漠中流浪了。他们剩下的事情，只是怎样让鼻梁加高，怎样让眼睛变蓝，怎样让皮肤变白了。
也许，因为何作庥叫嚷“中国的传统文化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糟粕”而断定他是汉奸是冤枉的；也许，因为吴友富不愿做龙的传人而断定他想做狗的传人也是不对的。完全有可能，这些所谓的精英出发点也是好的，也是想促进国家进步的。但是，他们在传统和改革两座大山之间的溪流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就象《射雕英雄传》中那个为了获得武林秘籍而走火入魔的武林高手一样，最终也没有明白“我是谁”。
难道改革一定要以抛弃传统为代价吗？难道走向未来的时候一定要背叛历史吗？难道为了子孙就一定要掘掉祖宗的坟墓吗？这些数典忘祖的知识分子，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时至今日英国仍然保留着君主制。他们更不会明白，在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美国总统宣誓时为什么还要对着一本《圣经》，而美国的所有钱币上还赫然引着这样一行文字：“In God We Trust。”当然，他们更不会明白韩国人为什么硬逼着我们把他们的首都翻译为首尔，而美国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在中国人眼里也不太祥和的鹰做为他们的图腾。
我们不是愤慨于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的去中国化吗？其实，李登辉、陈水扁去中国化的勇气比大陆的知识分子差得远呢。就连入了外国国籍的海外华人还自称龙的传人，据说，即使闹着独立的台湾也没有想到要废掉中医。
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幻想着惟有自己找到了真理，殊不知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真理。所有的进步都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原有基础上的发展，而所有的进步都还会被新的进步所超越。当新的进步出现之后，原有的进步便沉淀为传统，并继续保持着其相对真理性。传统就是巨人的肩膀，牛顿说：“我之所以能够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原故。”而牛顿的经典力学仍然不是绝对真理，在微观、高速的条件下，牛顿的经典力学就失去了效力。于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应运而生。将来有一天，必然还会出现更新的理论。但是，即使到了那个时候，牛顿的经典力学也不会因此而成为“糟粕”。在和它相应的条件下，它仍是真理。
于是，想到了正在困惑着我们的教学改革。如今，改革是我们的共识，没有谁愚蠢到反对改革的地步。孙维刚现象，衡水奇迹，象镜子一样明白无误地告诉着我们存在的巨大差距。改革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不改革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在改革的时候必须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在创新的时候必须吸取割裂传统的惨痛教训。在现实中，就象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有人天真地相信，借助某种唯一的、万能的灵验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地对教学和教育过程进行根本的改革。”我们往往由于对新的教学方法的热爱而无端地产生对传统教学方法的仇恨，从而在泼去洗澡水的时候连浴盆里的婴儿也一起泼掉。我们往往由于对新的教学理念的信仰而忽略了对传统教学思想的继承，从而导致新的教学理念丧失了赖以立足的坚实的地面。
失去传统做为依托的改革尽管轰轰烈烈，却往往难以为继。因为一个人完全彻底地告别传统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就象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无论怎样用力也是实现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新的教学理念往往让我们热血沸腾，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面前我们却常常感到困惑。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我们就会陷入无所措手足的窘境。传统和改革是事业之车的两个车轮，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们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不能在成功的道路上迅猛前进。如果我们象吴友富、何作庥之流一样只是一味求新而抛弃了我们本来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就会象那个两千年前在邯郸学步的祖先一样，只能永远爬在别人后面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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