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主张释放蒋介石？

是谁主张释放蒋介石？　　

温靖邦　　

历史的真相。　　

西安事变爆发后，如何处置蒋介石，中共的策略怎样？　　

中国革命搬掉一块最大的绊脚石。”　　

李维汉后来也回忆说：“我们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干部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　　

这种情绪和呼声，无疑会对中共中央决策层产生影响。　　

而毛泽东最初脸上并没有笑容，更没表什么态。只是一支又一支地吸烟。由别的常委分管的苏区主要报纸《红色中华》上言辞激烈的文章，他反复阅读后，默默放置一旁，不置一辞；好几位政治局委员请他作出除蒋的决定，他也只说，大家再研究研究吧。他的着眼点不是报仇，不是除掉某一个反动头头，而是怎样利用这个契机，推动全面抗战，在抗战中壮大革命力量。　　

几次非正式的会上，常委之间的私下交谈，他都很少发表意见，总是认真倾听，或者深入追询别人的主张。　　

几天之间，党的最后决定迟迟不能形成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冷了朋友的心。于是才有红军十将领支持张、杨通电的发表，才有红军主力向外运动作出援助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姿态。（详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虎啸八年》——温靖邦）　　

战略头脑，非凡的政治洞察力，练达过人的制驭能力，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政治局的核心，他的意见往往成了党的最后决议。但是，他决不干预总负责人张闻天的日常工作，更不对别的常委指手画脚；不是重大问题，决不轻易发表意见。有一次，一位同志拿着即将发表的重要文章来找他，请他审读。他惊讶地瞧了这位同志半天，说：你不知道这不是我分管的范围吗？你应该去找恩来同志，或者洛甫（张闻天）同志。当然，他也有“越权”干预的时候。例如　1936年4月9日晚　，他在前线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该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然而，这种干预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多么重要啊！（详将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虎啸八年》——温靖邦）　　

毛泽东的思考终于成熟了。　　

他先是找张闻天交换意见。说服这位总负责人，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形成正确导向。　　

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之后，马上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对西安事变的策略问题。　　

政府分开。即使不得已除掉了蒋介石，也要设法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没有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没有南京政府的蒋介石，都是不能设想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形成全国大团结抗日的局面。试图把南京政府同蒋介石分开的考虑，行不通。　　

周恩来提出了以西安为中心的设想，主张不妨以陪都形式出现。言外之意是否与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图相接近，也就是把蒋介石扣在西安，指挥南京？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笔者也不敢在这里妄猜。　　

毛泽东认为这个想法也不现实。以蒋介石的性格，决不会同意作笼中狮虎还要听命于人；而且南京也不会接受囚笼中蒋介石的指挥。　　

张国焘的主张更为极端。他借用了周恩来以西安为中心的设想，认为这是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思。指出当前的任务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应该坚决打倒南京政府，在西安建立新的抗日政府。　　

张闻天、博古、凯丰不指名地批评这种观点。　　

但是，各种意见都不约而同地有一个主张，不能放虎归山。　　

日本的威胁。这是可以推动他接受联合抗日主张的基础。有这个基础，就可能成功。为什么还要杀他呢？为什么不可以有条件地放虎归山呢？　　

最后，毛泽东建议，不妨从和平解决的立场出发，派恩来同志赴西安斡旋；另一方面随时发回报告。中央再根据西安情况的变化修正策略。当然，恩来同志去了以后必须坚持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解决。　　

周恩来率博古、叶剑英、罗瑞卿骑马到肤施，乘坐张学良的座机，直飞西安。　　

张学良把他公馆中的一幢楼房腾出来供他们居住，杨虎城派亲信厨师来主理伙食。　　

当晚，周恩来与张学良促膝交谈，直至深夜。　　

张学良向他介绍了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各方面的反应。然后问中共方面有什么好主意。　　

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它与革命战争或群众暴动不同，而是采取武装要求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兵谏。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了，它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他的广大官兵，都有抗日的愿望。如果除掉了蒋介石，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会不会乘机夺权？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要极为慎重。要争取说服蒋介石。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回去。　　

次日与杨虎城会谈，他也讲了类似的话。总的说来，张、杨口头愿意接受中共的主张，力争促使蒋介石转变立场。　　

杨虎城提出了一个疑虑，蒋介石在西安同意了抗日，回南京以后会不会变卦？会不会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进行报复？　　

周恩来对这些顾虑表示理解。他借用了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一段分析，进行解释：现在全国上下用极大的压力逼迫蒋介石抗日；英美从其自身利益考虑，也在鼓动他抗日；苏联更希望他抗日，并愿意提供实际支持。蒋介石除了抗日这条大路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因此，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他以后会不会报复，这个恐怕并不完全取决于他；只要我们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实力派，他想报复也报复不成。　　

周恩来到西安的第二天，除了和张学良、杨虎城会谈，还遍访被扣押的南京军政人员。获悉复兴社干将、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关在陕西省银行里，马上就决定去看望这个过去的黄埔学生。　　

曾扩情见周恩来进来，以为西安事变的后台必是共产党无疑了。警觉地打量这位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及后面的警卫，自度今天必死，两腿禁不住颤抖起来。　　

周恩来拍了拍他的肩，安慰了几句，叫他坐下。然后告诉了他中共对这次事变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希望曾扩情为和平解决尽一点力。　　

曾扩情如释重负，抹了抹额上的毛毛汗。他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只要今天能免于一死，叫干什么都成。至于干了以后的后果，只好暂时不考虑了。用略有点变调的声音说，周主任要学生做什么，请尽管吩咐，学生无不乐从。　　

周恩来说，外间对西安事变有许多不实之词，希望你能把真相告诉你的同学。希望你和你的同学能够焕发黄埔精神，为团结抗日阵线的形成，贡献大力。　　

曾扩情表示一定努力，请周主任吩咐具体作法。　　

周恩来辞去以后，他就遵照吩咐草拟讲稿，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内容大意是：蒋委员长在张副总司令和杨主任的关怀照顾下，平安无恙。西安所发生的事是一个政治事件，只是政策分歧。只要南京方面派代表来西安，同张、杨两将军开诚协商，问题就会得到迅速解决。　　

旋又遵照周恩来的意思，向驻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人发出长电。电文大意是：要图校长得以平安回京，只能文谈，而不能武夺。电文有“奔车之上无仲尼”一句成语，意思是说，像孔子那样的大圣人，一旦在狂奔的车子上，也会毫不例外地跌倒——炮火之下，难免误伤校长。　　

国家民族的存亡，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还更博得他们的拥戴。因为有张副总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学生虽未能在侧，也很为安心。　　

（全文摘自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虎啸八年》——温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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